“育种田里的追光者”黄长玲：南繁追光四十载，只为大国粮仓满|南繁|新品种|玉米|黄长玲

黄长玲是福建人，小时候没接触过玉米。问他当初为什么报考遗传育种专业，他的回答很简单：“中学的生物课里面有讲遗传啊基因啊，觉得挺好玩的。”

只是没想到，当时觉得“好玩”的，一做就是四十年。

上大学、读研究生，他学的都是遗传育种。随着对这门学科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从表面现象到深层次探索，慢慢玉米就“侵占”了他的生活。“比如看到玉米叶片，会想是什么基因控制的、受哪个位点影响。”他说，“我看着玉米就高兴，觉得挺有意思的。”

刚毕业时，他的想法很朴素：“就是一心一意做工作，为国家的粮食生产增产做贡献。”

如今年少时的理想一步一步实现了，他也为国家粮食增产做出了贡献。

一、“当时对我刺激特别大，只能拼命学习”

1992年，黄长玲去了一趟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看到国外的育种情况，直接“刺激”到了他。

“当时国内的试验规模比人家小太多了。”他回忆，那边一个高级科学家，一个人管900亩试验地，下面只有两个助理加一批工人。人家开着车到现场，他在北京还骑着自行车、坐公交车，种地、施肥都是自己来。“差距太大了，只能拼命学习。”

正是那次刺激，让他更拼命地扎根脚下的土地。

国内的玉米地，他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东北的春玉米、黄淮海的夏玉米、西南的山地玉米，都装在他脑子里。

现在国家把南繁当作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地。水泥路修到地头，北京飞三亚三四个小时，出门能开车。“我一个课题组种的地、投入的资金，比原来整个玉米系都多。”他说，“国家科技的进步，和国家重视南繁，科研的投入、人才的培养、条件的改善紧密相关。粮食连年增产，和科技贡献分不开。”

黄长玲1985年第一次来海南南繁，到现在四十余年。从北京到海南，火车换大巴、大巴换轮船，折腾三天三夜。到三亚师部农场，住的房子破破烂烂，做饭用煤油炉，出门坐三轮蹦蹦车，去隔离区过河还得坐牛车。

“条件特别艰苦。”他说。但随着工作时间变长、年龄增长，他慢慢认识到玉米育种对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1949年我国粮食单产才六十几公斤，八十年代三百多公斤，到现在平均四百多公斤。人口从4亿涨到14亿，土地没增加，还能保证老百姓吃饱，靠的就是玉米、水稻、小麦这些作物品种单产的提高。

“尤其是玉米，这些年粮食连年增产，玉米的贡献是挑大梁的。”

“慢慢的我也爱上了南繁。”他说，“以前研究生毕业还担心晒黑不好看，现在根本无所谓，觉得晒黑了是为国家做贡献，心里特别开心。”

每次看着地里各种各样的试验材料，他说那感觉“就像模特选美一样，盼着选出品质高、综合性能好的品种，全身心投入进去，就到了忘我的境界。”

从追赶差距，到忘我投入。这份热爱，在土地里生了根。

二、“育种工作非常艰辛，顺利的话也要10年”

中单808，是黄长玲育成的品种之一。从组材选系到组配、品种区试审定，再到推广，整整花了十几年。那时候没有现在的新技术，全靠传统的系谱法，通过代自交，多代分离，早晚代配合力测定，优中选优，最后自交系纯合，确定最优组配的组合，参加区试。

2006年，中单808通过国家审定，在西南地区表现特别好。连续推广了二十年，现在出了转基因版本，在西南表现依旧表现突出，估计还能推广五六年。“一个品种能推广这么久，非常稀少。”他说。一方面是丰产性好，审定的时候比对照增产19.7%，符合老百姓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种子生产的质量控制得好，二十年了，亲本和最初基本没差别，没有明显的自交衰退。

“育种这行，非常顺利的话育一个品种也要10年，不顺的话时间更长，甚至育不出来。”他说，“我现在育的品种，其实都是为10年后的推广做准备。所以预见性很重要，判断错了就白做了。”

育种不是一做就会的。一年就两到三次试验机会，错过了就没了，不像编程能反复试。必须要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缺一不可。

大田选择是基因和环境互作的结果，只看基因或只看环境都不行，必须看田间实际的表现型。育种周期长，需要南繁北育，冬天基本都去海南。那里是天然温室，还能一年多种一代或两代。有的专家甚至能做到一年三代，大大加快育种速度。

“就算这样，顺利育成一个品种也得差不多8到10年。”他说，“育种就是个概率性事件。”

玉米有将近5万个基因，基因分离重组的可能性太多了。“我能育出好品种，算是幸运的。”

他嘴里的“幸运”，正是努力和执着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