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1年，我把回城的机会让给了林晓燕，为了她那个当医生的前途。
她走的时候，往我手里塞了一支冰凉的派克钢笔，说以后有难处，就去省委大院找她父亲。
后来，我真的走投无路，揣着那支笔去了。
可哨兵打完电话，脸拉得像长白山，说领导不认识我。
就在我感觉天塌下来，准备滚蛋的时候，身后一辆黑色的伏尔加里，有人喊了我一声……
1981年的春天，北风刮在脸上还像刀子，但地里的土已经开始犯潮了。
知青点那几间破屋子里，空气像是烧开的水，咕嘟咕嘟冒着不安分的热气。返城的消息一阵一阵地从县里传来，挠得人心痒痒。
谁的二舅在城里工厂当了个小组长，谁的表姑在街道办能说上话。这些消息真真假假，在饭桌上，在炕头上，被翻来覆去地嚼。
我和林晓燕是这群人里的异类。
我不爱扎堆聊这些，有空就去后山拾掇我的那几分自留地。
林晓燕更不爱，她像一棵栽错了地方的白桦树，干净，挺拔，跟周围的泥土疙瘩格格不入。
她不说话的时候，就抱着一本厚得能砸死人的书看，书皮都磨毛了，上面印着几个外国字。
大伙背后都叫她“书呆子”。
我认识那几个字，《内科学》。
所以，我跟她能说上话。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俩都偷着看书。她看她的医书，我看我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夜里，别人都睡得死猪一样，油灯下就亮着两团豆大的火。一团在东屋，是她。一团在西屋，是我。
我们像两条在黑夜里挖洞的田鼠，各自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使劲。
那天，公社书记骑着一辆二八大杠，一路颠簸着进了村。车后座上绑着个公文包，包里揣着两个天大的好消息。
一个，是省城红星机械厂的招工名额，正式工，铁饭碗。
另一个，是地区教育局特批的高考推荐名额，有了这个，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校门。
整个知青点都炸了。
人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男的想回城当工人，女的想上大学吃商品粮。
评选的过程像一锅乱炖。开会，发言，举手，吵架。最后把所有人的档案摊在桌上，公社书记点了根烟，烟雾缭绕里，是他那张看不出喜怒的脸。
结果出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
我，李文斌，拿到了回城名额。因为我连着三年是劳动标兵，大队书记和公社书记都点头。
林晓燕，落选了。两个名额，她一个都没捞着。
我看见她从人群里退出去，一个人走到院子角落的草垛后面。我跟过去，隔着几步远，看见她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
她怀里还死死抱着那本《内科学》。
肩膀一抽一抽的，没有声音。但那种绝望，像冷水一样泼在我身上。
我心里堵得慌。
回屋躺在炕上，我睁着眼看黑漆漆的房梁，怎么也睡不着。
回城，当一个工人。每天听着机器响，下班了去食堂打二两白酒，一辈子就看到头了。这对我来说，是天堂。
可对林晓燕呢？
她跟我说过，她爷爷就是死在乡下卫生所，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愣是给耽误成了腹膜炎，人就没了。从那时候起，她就发了疯一样想当医生。
她不是为自己，她是真的想救人。
我摸了摸枕头底下那本翻烂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我回去，世界上多一个拧螺丝的工人。
她去上学，世界上可能会多一个能从阎王手里抢人的医生。
这笔账，我用脚指头都能算明白。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就堵在了公社书记家门口。
书记刚起床，端着个大搪瓷缸子漱口，看见我，愣了一下。
“文斌啊，这么早，啥事？”
我没绕弯子，开门见山：“书记，我想把回城名额让出来。”
书记一口水差点喷我脸上，他瞪大眼睛：“你疯了？这机会多少人抢破头，你说不要就不要？”
“我不疯。”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书记，我想推荐林晓燕去参加高考。她的成绩，我们知青点没人比得上。我回去，就是个工人。她要是学成了，能救命。”
书记盯着我看了足足有一分钟，把搪瓷缸子重重地放在窗台上。
“你小子，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不后悔？”
“不后悔。”
他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屋。过了会儿，拿出我的档案，又找出林晓燕的档案，放在一起，叹了口气。
“行吧，这事我帮你去办。但丑话说前头，名额让出去，你就得在这儿继续待着，下次有这好事，可就轮不着你了。”
“我明白。”
事情办得很顺利。我的放弃，让所有争吵都失去了意义。林晓燕作为唯一的候选人，顺理成章地拿到了那个高考推荐名额。
她知道消息后，来找我。
就在那间昏暗的西屋里，她站着，我坐着，谁也没说话。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
“李文斌，为什么？”
“没什么为什么。”我低着头，抠着炕沿上的破席子，“你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
她又沉默了。
走的那天，是个大晴天。村口停着一辆要去县城的拖拉机。
知青们都去送她，说着些不咸不淡的祝福话。
我站在人群最后面。
她上了拖拉机，忽然又跳了下来，拨开人群，径直走到我面前。
所有人都看着我们。
她眼睛红红的，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一个方方正正的布包，打开，里面是一个深蓝色的丝绒盒子。
盒子打开，一支崭新的派克钢笔躺在里面。金色的笔夹在太阳下晃眼。
在那个年代，在黄土飞扬的村口，这支笔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她把笔塞进我手里，滚烫。
“文斌，谢谢你。”她的声音很小，只有我能听见，“这笔是我爸给我的。他说，以后要是有过不去的坎儿，你就拿着它，去省委大院找我父亲，他叫林正国。”
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走了，扬起一阵黄土。
我握着那支冰凉的钢笔，站在原地，很久都没动。
林晓燕走了，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向了我们看不见的远方。
起初还有信，说她考上了北京最好的医科大学。信纸上是漂亮的钢笔字，透着一股子书卷气。
后来，信越来越少，最后就断了。
我成了知青点，乃至整个公社的笑话。
“看见没，那就是李文斌，把铁饭碗让给一个女人的傻子。”
“听说那女的考上大学，进北京了，早把他忘干净了。”
我听着，不吭声。
别人收拾行李回城，我扛着锄头下地。别人在城里领工资，我在地里挣工分。
知青点的人走光了，屋子空了，我也搬了出来，在大队给我腾的一间小土坯房里安了家。
我不甘心一辈子就这么刨土。
那几年，政策的风向变了。队里让搞副业，有人养鸡，有人养猪。
我盯上了村东头那个废弃的砖窑。
那窑口黑洞洞的，像个怪兽的嘴。因为之前烧的砖老是裂，不结实，就没人干了。
我把那支派克钢笔用布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压在箱子底。然后一头扎进了砖窑里。
我白天挖土，脱坯，晚上就点着油灯，看那本不知从哪儿淘来的《烧结砖工艺手册》。
书上说，土质、火候、加水的比例，都有讲究。
我像着了魔一样，一次次地试。土掺多了，砖太脆。沙子掺多了，砖又发酥。
第一窑砖烧出来，一半都是废品。
村里人又开始说闲话了。
“那李文斌，真是读书读傻了，放着好好的地不种，去烧那破砖头。”
我媳妇王秀莲不这么说。
她是我在最难的时候娶的。她是本村的姑娘，不识字，但人实在，手脚麻利。她看我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地拉扯砖窑，就天天给我送饭。
送着送着，人就留下了。
她看着一地的碎砖，不骂我，也不劝我，只是默默地帮我把碎砖清理掉。
“文斌，别急。这东西跟蒸馒头一样，火候不到，面就发不起来。”
我看着她被窑火映得通红的脸，心里一暖。
那天晚上，我对着油灯，又把书翻了一遍。我发现问题可能出在黏土的配比上。我跑到几里外的河滩，挖了一种青灰色的胶泥回来。
按着新的比例和泥，脱坯，晾晒，进窑。
开窑那天，半个村子的人都来看热闹。
窑门一打开，热浪滚滚。里面的砖，码得整整齐齐，一块块通体青灰，敲一下，声音清脆，当当作响。
成功了。
我的砖，因为质地坚硬，颜色正，一下就在十里八乡出了名。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几年下来，我成了附近第一个“万元户”。土坯房换成了五间大瓦房，院子里停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
我娶了王秀莲，生了个儿子，取名李念。日子过得像我烧的砖一样，结实，滚烫。
乡里乡亲见了我，不再叫我“傻子”，都客客气气地喊一声“李老板”。
我的砖窑生意越做越大，免不了挡别人的路。
镇上有个叫赵大军的，也开了个砖窑。他是镇企业办主任的小舅子，靠着关系拿了不少活儿。
但他的砖，质量次，偷工减料。好几次，盖到一半的墙，用手一掰，砖头就碎了。
一来二去，找他的人就少了，都跑到我这儿来了。
有一次在镇上的饭馆，我跟赵大军碰上了。
他喝得醉醺醺的，指着我的鼻子骂：“姓李的，你别得意。你一个外地来的，抢我们本地人的饭碗，早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没搭理他，结了账就走了。
我以为这只是句酒话。我靠的是手艺，是信誉，身正不怕影子斜。
我没想到，麻烦真的找上门了。
那年秋天，镇上要盖新的中心小学。
这是个大工程，全镇的人都盯着。教学楼的主体结构，招标的时候，我和赵大军都去了。
最后，工程队为了平衡，决定两家的砖都用。我供一号楼，赵大军供二号楼。
我不敢怠慢，亲自盯着工人，选最好的土，用最足的火候。每一批砖出窑，我都亲自敲，亲自验。
砖拉到工地，垒起高墙，看着孩子们以后能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我心里也高兴。
可房子还没盖完，就出事了。
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暴雨。风跟鬼哭一样，雨点子砸在房顶上，像是有人在扔石头。
第二天一早，消息就传遍了全镇。
镇中心小学，塌了！
我疯了一样跑到工地，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不是全塌了。是我供砖的那栋一号楼，一面承重墙塌了一大片，砖头瓦块混着泥浆淌了一地。
万幸的是，因为是夜里，只砸伤了两个睡在工棚里的工人，没有出人命。
我腿都软了。
我冲到墙根底下，捡起一块碎砖。那是我亲手烧出来的青砖，断口整齐，质地紧密。
这砖，不可能有问题。
但很快，县里的质检站就来人了。领头的是个胖子，跟赵大军勾肩搭背，一看就是一伙的。
他们在废墟里扒拉了一阵，拿了几块碎得最厉害的砖，装进袋子就走了。
赵大军站在一边，看着我，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三天后，调查结果出来了。
红头文件，黑纸白字，写得清清楚楚：经检验，李文斌砖窑厂生产的该批次砖坯，因烧制温度不够，黏土配比失误，导致抗压强度严重不达标，是造成墙体坍塌的主要原因。
我看着那份报告，浑身发冷。
这他妈是颠倒黑白！
一夜之间，我从致富带头人，变成了人人唾骂的“黑心商人”。
“昧良心的东西，拿孩子的命开玩笑！”
“为了挣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
砖窑被贴了封条，银行的人上门催贷，受伤工人的家属天天堵在我家门口哭天喊地。
县里成立了专案组，说要追究我的刑事责任。罪名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我知道，我掉进了一个别人早就挖好的坑里。
我不服。
我偷偷从砖窑里拿出几块同批次的砖，揣着身上所有的钱，坐车去了省城。
我托人找到了省里最权威的建筑材料检测中心。
一个星期后，我拿到了结果。
“样品各项指标均符合、甚至优于国家标准。”
我拿着这份报告，像是拿着一张免死金牌，连夜赶回了县里。
我把报告拍在县长的办公桌上。
县长扶了扶眼镜，慢悠悠地看了一遍，然后把报告推了回来。
“李文斌啊，你这个报告，来路不明，我们不能采信。一切，要以我们县质检站的官方报告为准。”
我冲出县政府大楼，站在太阳底下，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我明白了。从上到下，他们早就穿成了一条裤子。在这个他们织好的网里，我就是那只案板上的鱼。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个没头的苍蝇，四处借钱，托关系，请客吃饭。
钱花光了，人情也用尽了。
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朋友”，见了我就躲。那些收了我好处的干部，翻脸不认人。
我卖掉了家里的自行车，卖掉了秀莲的嫁妆。
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只换来一次又一次的闭门羹和冷眼。
我彻底绝望了。
整整一个星期，我没出屋。白天躺在炕上，瞪着眼睛看房梁，晚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秀莲把饭菜端到我面前，我一口也吃不下。
儿子念儿跑过来拉我的手，我烦躁地把他推开。
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
这天夜里，我又是一夜没睡。窗外，月光惨白。
秀莲默默地起了床，没开灯。我听见她在箱子底下翻东西的声音，悉悉索索的。
过了一会儿，她走到炕边，把一个冰凉的东西塞进我手里。
是那支派克钢笔。
在月光下，笔杆反射着幽暗的光。
我浑身一震。
秀莲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很轻，带着一丝颤抖。
“文斌，你当年……不是有个朋友说，有难处就去找她爹吗？在省委大院……”
我握紧了那支笔，钢笔的棱角硌得我手心生疼。
去求人？
我李文斌这辈子，没求过谁。我以为靠我自己的双手，能挣出一片天。可现在，现实把我这点可怜的骄傲，碾得粉碎。
我看着身边愁容满面的妻子，想到我那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儿子，想到我即将面临的牢狱之灾。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没有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
我找出自己最好的一身体面衣服，蓝色的确良中山装，是前年过年做的，一直没舍得穿。
我把那份省里的检测报告折好，放进内兜。然后，把那支冰冷的派克钢笔，也揣进了同一个口袋。
我没跟秀莲告别，怕看见她的眼泪。
我悄悄走出家门，坐上了去省城的头班长途汽车。
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我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
省委大院。
这个只在报纸上见过的地方，此刻像一座巨大的、看不见顶的山，压在我的面前。
下了车，我走了很久才找到那个地方。高高的围墙，朱红色的大门，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眼神像鹰一样锐利。
门口进进出出的，都是黑色的轿车和穿着干部服的人。
我一个穿着中山装，满脸风霜的乡下人，站在那儿，像个要饭的。
我犹豫了很久，手心里的汗把口袋里的报告都浸湿了。
最后，我一咬牙，走了过去。
一个哨兵立刻拦住了我。
“干什么的？”声音又冷又硬。
我感觉自己的嗓子眼都干得冒烟，我舔了舔嘴唇，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报出了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同志，我……我找林正国书记。”
哨兵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全是审视和不信任，好像我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炸弹的疯子。
他没有立刻赶我走，而是转身走进岗亭，拿起一个红色的电话，拨了几个号码。
我紧张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他在电话里低声说了几句，大概是“门口有个人，叫李文斌，说是来找林书记的”。
然后，他沉默地听着。
我的命运，仿佛就在电话那头的一句话里。
几秒钟后，哨兵放下了电话。
他走出岗亭，看着我的眼神，变得比刚才还要冰冷，像是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骗子。
他嘴里硬邦邦地吐出几个字，每个字都像一块石头砸在我心上。
“我们领导说了，他不认识你，你马上离开！”
轰的一声。
我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
不认识我？
怎么会不认识我？是林晓燕没跟他说过？还是人家身居高位，早就忘了这么个小人物？
或者，当年那句话，从头到尾就是一句客套话？是我自己，像个傻子一样当了真？
巨大的羞辱感和挫败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我感觉天旋地转，几乎站不稳。
我完了。
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我攥紧了口袋里那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钢笔，指节捏得发白。
我还能做什么呢？赖在这儿不走，被当成疯子抓起来吗？
我慢慢地转过身，背对着那扇威严的大门，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空壳，准备离开这个让我受尽屈辱的地方。
我的脚步，一步比一步沉重。
“门口那个同志，请等一下！你是不是叫李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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