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天，海南农场路边的草丛里突然窜出一个衣衫褴褛的疯女人。
她力大无穷，冲破保安的阻拦，死死抱住了那位七十五岁的老教授。
“快！把这疯婆子拉开！别伤着林老！”
众人大惊失色，七手八脚地上去拉扯，有人甚至举起了棍子。
疯女人被打得惨叫，却依然不肯撒手，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信……大学生……信……”
就在保安准备强行将她拖走时，被抱住的林震东看清了她，手杖“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住手！都给我住手！”
这位在学术界威严了一辈子的老人，此刻却浑身颤抖，眼泪夺眶而出。
他推开众人，看着眼前这个疯女人，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
林震东回海南的这一天，车队在农场大门口就停下了。
不是车坏了，是林震东死活不肯坐车进去。
“林老，您这是何苦呢？”
王干事急得直抹汗，那汗珠子顺着他满是肥肉的脸颊往下淌，把领口都洇湿了。
“这日头毒，您这么大岁数，万一有个好歹，我这乌纱帽可就戴不住了。咱坐车，舒舒服服吹着空调直接开到招待所，行不行？”
林震东没理他。他站在那儿，盯着那条通往深山的土路，像是一尊风化了的石像。
他穿着一件铁灰色的衬衫，手里那根手杖，是临来前特意换的。
沉甸甸的红木，那是他在给自己壮胆。
“我不去招待所。”林震东终于开口了，“我要去三连。现在就去。”
“三连？”王干事愣了一下，转头问旁边的司机，“小张，三连现在还有人住吗？”
小张是个年轻后生，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哪还有人啊！那边早就荒了，路都断了。听说以前是个知青点，后来闹瘟疫，又发大水，早就成了鬼村了。平时连收胶的工人都不往那边去，嫌晦气。”
“听见没，林老。”王干事摊着手，一脸苦相，“那就是个鬼地方。咱们先吃饭，吃了饭我让人把路清理清理……”
“那是我的家。”林震东突然提高了嗓门，吓了王干事一跳。
林震东转过身，死死地盯着王干事，眼神锐利：
“五十年前，我在那儿住了八年。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都喝过我的血。你说那是鬼地方？那我算什么？我也是个鬼吗？”
王干事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尴尬地赔着笑：
“您看您，我不是那个意思……”
“把车留下，你们回去。”林震东不再看他，抬脚就往那条满是杂草的土路上走，“谁也别跟着我。谁跟着，我就死给他看。”
这话太重了。王干事哪敢担这个责任，只好灰溜溜地招呼人远远地吊在后面。
林震东一个人走在前面。
红土路软绵绵的，脚踩上去，像踩在腐烂的肉上。
两边的橡胶树长得太密了，把阳光遮得严严实实，林子里阴森森的，时不时传来几声怪鸟的叫声，听得人心慌。
林震东走得很慢。每走一步，他的腿就疼一下。
那是老寒腿，是在这儿落下的病根。
但他没停，他的手伸进裤兜，死死攥着那支钢笔。
那是支老款的“英雄100”，笔杆都磨花了。
“阿芳……”他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
每念一次，心脏就像被人狠狠捏了一把。
五十年前，也是在这条路上，阿芳送他走。
那时候阿芳光着脚，追着卡车跑了五公里，脚底板都磨烂了，血印子印了一路。
“你一定要回来啊！震东！别忘了我！”
阿芳那时候撕心裂肺的喊声，现在还在林震东耳朵边回响。
他答应了：“等我大学毕业，我就回来娶你。”
可是这一走，他就再也没回来。
直到今天，直到他老得快要死了，才敢回来赎这笔还不清的债。
路越走越偏，周围的景色也越来越熟悉，熟悉得让林震东害怕。
前面有个分岔口，左边通往胶林深处，右边通往当年的宿舍区。林震东站在路口，腿肚子开始转筋。
五十年前的一个晚上，就是在这个路口，他差点就把命丢了。
那也是个夏天，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林震东刚下乡没多久，身子骨弱，干不了重活。
连队那个一脸横肉的马队长看不惯他，故意刁难：
“那个戴眼镜的，今晚你去巡山。要是少了一棵苗，明天就把你的早饭停了！”
林震东不敢不去。他提着一盏昏暗的马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林子里钻。
天黑得像锅底，周围全是虫子的叫声。林震东怕得要死，一边走一边哆嗦。
突然，他脚下一软，好像踩到了什么软绵绵的东西。
紧接着，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嘶”声从脚边传了出来。
林震东低头一看，魂都吓飞了。
借着马灯微弱的光，他看见一条胳膊粗的眼镜王蛇正盘在草丛里。
三角形的脑袋高高昂起，颈部的皮褶张开，像把扇子。
那蛇信子一吐一吐的，离他的腿不到半尺远。
“救……救命……”林震东想喊，可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只能发出蚊子哼哼般的声音。
那蛇猛地向后一缩，这是发起攻击的前兆。
林震东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黑影突然从旁边的树后窜了出来。
“趴下！”一声暴喝在他耳边炸响。
林震东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踹翻在地。
紧接着，一阵劲风从他头顶掠过。
“噗嗤！”
那是利刃切入肉体的声音。
林震东惊恐地睁开眼，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挡在他前面。
那人手里握着一把生锈的柴刀，刀刃死死地钉在那条蛇的七寸上。
蛇身还在剧烈地扭动，尾巴甩得啪啪响，把周围的草都打烂了。
那人一脚踩住蛇头，用力一拧刀把，蛇终于不动了。
“没事吧？大学生？”那人转过身来，手里提着那是死蛇，一脸的不屑。
借着月光，林震东看清了。那是阿芳。
阿芳那年才十八岁，扎着两根粗黑的大辫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袖子挽得高高的，露出两条结实的小臂。
她的脸上沾着泥，还有几滴蛇血，看起来有些狰狞，但在林震东眼里，却像是天神下凡。
林震东瘫在地上，裤裆湿了一大片。他是真的吓尿了。
阿芳吸了吸鼻子，嫌弃地皱起眉头：
“真没出息。这么大个人了，还能被条长虫吓尿裤子？”
林震东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我没见过这么大的蛇……”
“没见过？”
阿芳冷笑一声，把死蛇往林震东面前一扔，吓得他又往后缩了一下：
“在这林子里，比蛇毒的东西多了去了。你要是这点胆子都没有，趁早滚回城里去，别在这儿当累赘。”
林震东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阿芳看他那副惨样，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一个还带着体温的馒头，扔给他：
“吃吧。看你瘦得跟猴似的，蛇都嫌你塞牙缝。”
那是林震东吃过最香的一个馒头。
也就是从那个馒头开始，他的命，就拴在了这个泼辣的乡下丫头裤腰带上。
回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让林震东的步子越来越沉重。
他终于走到了那片废墟前。
当年的知青宿舍早就塌了，只剩下几堵残墙断壁掩映在荒草中。
但在那一堆乱石里，林震东依稀辨认出了一块大青石。
那是他和阿芳的“秘密基地”。
1973年，那是他们关系突飞猛进的一年。
那时候，连队里没什么娱乐活动，除了干活就是背语录。
林震东是连队里唯一一个高中生，肚子里装着墨水。
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在打扑克，林震东一个人坐在青石上发呆，看着天上的星星。
“喂，大学生，看什么呢？”阿芳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手里拿着两个刚烤好的红薯。
“看星星。”林震东说，“那是北斗星，那是猎户座。”
“猎户座？”阿芳好奇地眨着眼睛，“星星还有名字？”
“有啊。”林震东来了兴致，“每一颗星星都有名字，都有故事。”
那天晚上，林震东给阿芳讲了牛郎织女，讲了希腊神话。阿芳听得入了迷，连手里的红薯凉了都忘了吃。
“你懂得真多。”阿芳羡慕地说，“不像我，大字不识一个，就是个睁眼瞎。”
“你想学吗？”林震东看着她，“我教你。”
从那天起，这块大青石就成了他们的课堂。林震东没有课本，就捡树枝在地上写。从“毛主席万岁”开始教，教到阿芳的名字，教到唐诗宋词。
阿芳很聪明，虽然手粗，握不住细树枝，但她学得很刻苦。
有一天，林震东把自己那支珍藏的钢笔拿了出来。
“阿芳，这支笔给你。这是我爸留给我的，说是传家宝。你现在字认得多了，该用笔写了。”
阿芳吓了一跳，连忙把手背到身后：
“那不行！这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再说了，我这手是拿镰刀的，哪配拿这金笔？”
“拿着！”林震东硬把笔塞进她手里，握住她那只满是老茧的手，“在我心里，你的手比谁都金贵。要不是这双手，我早就死在那条蛇口底下了。”
阿芳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她低头看着那支笔，像是看着什么稀世珍宝。
“那我……那我给你写信行不？”阿芳小声问，眼睛亮晶晶的，“等你以后回城了，我给你写信。”
“行。”林震东心里一动，那一刻，他突然觉得眼前这个土气的姑娘美得让人心颤，“不管我走多远，只要是你写的信，我一定回。”
从那天起，这块大青石就成了他们在大山里唯一的避风港。
日子就这样在煤油灯的微光和阿芳笨拙的写字声中，一天天过去。
春去秋来，林震东教阿芳背古诗，阿芳教林震东辨认草药、躲避蚂蟥。
那支钢笔，成了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也成了这苦难岁月里唯一的甜头。
然而，厄运总是专挑苦命人下手。
1976年的夏天，海南的雨季像是永远不会停。
空气里能拧出水来，被子永远是潮的，墙角长满了绿毛。
林震东的身子骨本来就弱，再加上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和超负荷劳作，终于在这个夏天彻底垮了。
那天是在橡胶林里，林震东正挥着锄头除草。
突然，一阵天旋地转，手里的锄头变得像千斤重。
紧接着，一股刺骨的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哪怕头顶是大太阳，他却觉得自己像是掉进了冰窟窿里。牙齿开始不受控制地打战，上下牙磕得“咔咔”响，甚至咬破了嘴唇。
“震东！你怎么了？”旁边的知青喊他。
林震东想回答，可一张嘴，只能发出“咯咯”的怪声。随后眼前一黑，连人带锄头一头栽倒在泥水里，剧烈地抽搐起来。
这是恶性疟疾，俗称“打摆子”。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这就等于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连队的赤脚医生老张匆匆赶来，翻了翻林震东的眼皮，又摸了摸那烫得吓人的额头，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
“奎宁呢？还有奎宁吗？”老张冲着卫生员吼。
卫生员吓得直哆嗦，摊着手说：
“没了……早没了。连县里的医院都断货了，这一批药还要等省里批……”
“那完了。”老张叹了口气，把听诊器一扔，“听天由命吧。这书生身子太虚，这回怕是悬了。”
连队为了防止传染，也为了不影响其他人干活，让人把林震东抬到了林子边废弃的牛棚里。
那是真正的绝境。牛棚四面漏风，地上铺着发霉的稻草，空气中弥漫着牛粪和腐烂的味道。林震东躺在稻草上，烧得神志不清。
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见自己掉进了深渊，四周全是黑漆漆的水，无数只手在拉他的脚。他拼命挣扎，想喊救命，可嗓子像吞了炭一样，发不出一点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就在他以为自己这次真要交代在这儿的时候，牛棚的破门被人狠狠地撞开了。
“砰”的一声巨响，把林震东从昏迷中震醒了一瞬。
进来的人浑身是泥，像个从泥塘里爬出来的泥猴。那是阿芳。
她手里端着一个破碗，碗里是一碗黑乎乎、还在冒热气的药汤，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苦味。
“喝。”阿芳把林震东扶起来，让他靠在自己怀里。她的动作很粗鲁，甚至有些急切，也不管药烫不烫，硬把碗往他嘴里灌，“快喝！这是救命的！”
林震东那时候已经烧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本能地吞咽着。
那药苦得让他想吐，像是胆汁一样，但喝下去没多久，身上那种要命的寒意竟然真的退了一些。
他勉强睁开眼，视线模糊地看着阿芳。
这一看，他愣住了。眼泪瞬间涌了出来，甚至比身体的疼痛来得更猛烈。
阿芳那两条引以为傲、乌黑油亮的粗辫子不见了。
以前，那是她身上最美的风景。
每天早上，她都要花好长时间梳头，那头发又黑又亮，垂到腰际，连队里的女知青都羡慕。可现在，她的头上变得光秃秃的，参差不齐的短发像枯草一样炸着，那是被剪刀胡乱剪过的痕迹，露出了青白色的头皮。
“你的头发……”林震东虚弱地抬起手，想去摸，却够不着，“怎么……怎么没了？”
阿芳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拿手捂住头，眼神躲闪，甚至有些狼狈：“天太热，剪了凉快。干活也不碍事。你看，这多省事，不用梳头了。”
“你骗人……”林震东哭得浑身发抖，他虽然病了，但不傻。
在这个年代，头发是女人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也是最后的尊严。
阿芳见瞒不住，只好红着眼圈说了实话。
原来，她听说几十里外的镇上黑市里有人倒腾奎宁，但那是要拿真金白银换的。她一个穷知青哪有钱？
情急之下，她跑进理发铺，跪在理发师面前，求人家收了那一头留了十年的长发。
那是她准备留着结婚用的啊！
加上她攒了半年的粮票，又把过年的一块腊肉搭上，才换回了这几片救命的药。
“傻丫头……”林震东哭得泣不成声，心像被刀割一样疼，“你为了我……连头发都不要了……这让我怎么还啊……我这条烂命，不值啊……”
“哭啥！”阿芳强忍着泪，故作凶狠地骂他，声音却在发抖，“头发剪了还能长，命没了就真没了！你是咱们连最有学问的人，将来是要做大事的，哪能死在这个牛棚里？你要是死了，我那字找谁学去？我这头发……就当是交学费了！”
那天晚上，阿芳没走，而是守着林震东，守在充满牛粪味的棚子里。
每隔一小时，她就用湿毛巾给林震东擦身子降温。
从额头擦到脚心，一遍又一遍，直到手臂酸得抬不起来。
半夜的时候，林震东又开始发冷。
阿芳没有被子，就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盖在他身上，然后紧紧地抱着他，用自己的体温去暖他冰凉的身体。
林震东迷迷糊糊中，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他听见阿芳在他耳边轻声哼着不知名的山歌。
那歌声跑调了，但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却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借着月光，林震东看着她那难看的短发，和布满血丝的眼睛，心里发誓：
这辈子要是负了这个女人，我就不是人。就算是要我的命，我也得还这份情。
1977年的冬天，海南岛没有雪，却有着比雪更让人战栗的寒意。
十月的一个下午，大喇叭里传出那个让所有知青疯狂的消息——高考恢复了。
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把死气沉沉的农场炸开了锅。
知青们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奔走相告，有人抱着树痛哭，有人把锄头扔得老远，仰天长啸。
对于这些在泥地里趴了十年的年轻人来说，那不仅仅是一场考试，那是回城的船票，是改命的符咒。
林震东听到消息的时候，正蹲在地上磨胶刀。他的手一抖，锋利的刀刃把手指划了个大口子，血流如注，但他感觉不到疼。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
我要考！我要回北京！我要去那个有图书馆、有实验室的世界！
但他很快就绝望了。
那时候正是割胶的旺季，也是连队冲刺年度任务的关键时刻。每个人头顶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生产定额。
连长马大炮是个不讲情面的粗人，他在全连大会上拍着桌子吼：
“想考大学？做梦去吧！先把今年的胶给我割出来！谁要是敢因为复习耽误了生产，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别说准考证，就是介绍信我也给他扣下！”
这一盆冷水浇下来，林震东的心凉透了。
每天几千刀的割胶任务，累得人腰都直不起来，哪还有精力看书？晚上回到宿舍，连洗脸的力气都没有，倒头就睡。
书本就在枕头底下压着，可他连翻开的勇气都没有。
就在他准备认命的时候，阿芳找到了他。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阿芳把林震东拉到那个破旧的仓库里，神神秘秘地塞给他一包东西。
“这是什么？”林震东打开一看，全是蜡烛。
在这个连煤油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这可是稀罕物。
“给你晚上看书用的。”阿芳的声音很轻，却透着一股子狠劲。
“看书？”林震东苦笑，“哪有时间看啊？白天累成狗，晚上眼皮都打架。”
“有时间。”阿芳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书你看，活我干。”
“你疯了？”林震东吓得差点把蜡烛扔了，“几千棵树，那是两个人的定额！你一个人干？你会累死的！我不答应！”
“你必须答应！”阿芳突然提高了嗓门，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林震东，你听着。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要是错过了这次，这辈子就只能烂在这个泥坑里了！你甘心吗？我不甘心！”
从那天起，阿芳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转了起来。
她每天凌晨一点就起床，比连队的起床号早了整整三个小时。她戴着头灯，先去割林震东的那片林子。几千棵树啊，每一刀都要精准到位，深了伤树，浅了不出胶。她在黑暗的林子里穿梭，像个幽灵。
割完林震东的，她还要赶回自己的片区，继续干自己的活。
那一个月，林震东就像是活在梦里。
每天晚上，他在仓库里点着蜡烛做题，阿芳就在门外给他守着，顺便帮他洗衣服、补裤子。那一豆灯光，成了他唯一的指望。
有一天半夜，林震东做题做得头昏脑涨，出来透口气。
借着月光，他看见阿芳正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卷破布条在缠手指。
他走过去一看，心都碎了。
阿芳的十个手指头，全缠着布条。布条上渗出了血，那是虎口被胶刀震裂了。因为长时间泡在胶乳里，伤口发白溃烂，有的地方甚至深可见骨。
她的手掌心里全是血泡，有的破了，流着黄水，有的成了死皮，硬得像树皮。
“阿芳！”林震东一把抓住她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掉，“别干了！我不考了！咱们不考了行不行？我不想让你受这个罪！这大学我不上了！”
阿芳猛地抽回手，疼得吸了一口凉气，却狠狠地推了他一把：“你混蛋！”
她站起来，指着林震东的鼻子，声音都在发抖，那是气急了，也是疼急了：
“我都干到这份上了，你说不考就不考了？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这一手的血吗？你对得起我剪掉的那头发吗？”
林震东被骂蒙了，瘫坐在地上，抱着头痛哭。
阿芳蹲下来，用那双满是伤口的手捧起林震东的脸，语气突然变得无比温柔，却又无比坚定：“震东，你听我说。你是天上的鹰，注定是要飞走的。这片林子太小了，困不住你。你要是敢为了我烂在这泥坑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那你呢？”林震东哭着问，“我要是飞走了，你怎么办？”
“我？”阿芳笑了，笑得有些凄凉，“我就是地上的泥。鹰飞得高了，泥看着也高兴。只要你飞得高，飞得远，我就没白受这个罪。”
那一刻，林震东看着阿芳那张憔悴却坚定的脸，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有些爱，是沉重得让人窒息的。她是用自己的血肉，给他铺了一条通天的路。
为了这份沉甸甸的爱，他必须考上。哪怕是为了这一手的血，他也得考上。
接下来的日子，林震东像疯了一样复习。
他把书本背得滚瓜烂熟，把公式刻在脑子里。他不敢浪费一分钟，因为每一分钟，都是阿芳用命换来的。
1978年的春天，海南岛的木棉花开得像火一样红。
那封来自北京的录取通知书，终于跨越了千山万水，送到了林震东的手里。
“林震东！第一名！全县第一！”邮递员在大门口喊，声音里透着喜气。
整个连队都沸腾了。知青们把林震东围在中间，有人拍他的肩膀，有人抢着看那张薄薄的纸，眼里全是羡慕和嫉妒。
林震东的手在抖，他看着通知书上的红章，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这是通往新世界的门票，是他做了十年的梦。
只有阿芳，躲在人群的最外围，默默地看着。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补丁摞补丁的旧军装，手里还攥着刚割完胶的刀，一脸的泥和汗。
她没有笑，也没有哭，只是一脸的平静，那是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会来的平静。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阿芳把林震东叫到了那块大青石旁。
月光如水，照在阿芳那张消瘦的脸上。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
里面是一叠皱皱巴巴的钱，还有几张全国通用的粮票。
“拿着。”阿芳把钱塞进林震东手里，“这是我这一年替人代工攒下的，还有这粮票，你在路上用得着。到了北京，别亏待了自己。”
林震东的手像被烫了一下，死活不肯收：“阿芳，这钱我不能要！这是你的血汗钱啊！我走了，你怎么办？”
“拿着！”阿芳第一次对他发了火，把钱硬塞进他的口袋，然后又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了那支钢笔。
笔身依然温热，带着她的体温。
“这笔……”阿芳摩挲着笔杆，眼圈终于红了，“你也拿回去吧。城里人用得着，我这乡下人，大字不识几个，以后也用不着写信了。”
林震东一把抓住她的手，死死地握住：
“笔你留着！阿芳，你听我说。我去北京报个到，把那边安顿好了，我就请假回来接你。咱们结婚！我带你去北京，带你去吃烤鸭，看天安门！这笔就是信物，见笔如见人！”
“真的？”阿芳抬起头，眼睛里闪烁着希冀的光，那是林震东这辈子见过最亮的光，“你不嫌弃我？不嫌弃我这一手的疤？”
“我要是嫌弃你，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林震东举起手发誓，“这辈子，我林震东非你不娶！”
阿芳笑了，笑得像个傻子。她把笔小心翼翼地收进贴身的口袋里，贴着心口放着：
“好，我等你。一年不回我等一年，十年不回我等十年。哪怕等到头发白了，我也等。”
第二天清晨，送知青的大卡车发动了。
车斗里挤满了欢呼雀跃的年轻人，大家唱着歌，奔向新生活。
只有林震东，死死地抓着车栏杆，眼睛盯着车尾。
车开了。
阿芳站在路边，拼命地挥手。
“震东！到了写信！一定要写信啊！”
卡车越开越快，卷起了漫天的红尘。
阿芳开始跑。她光着脚，在那条满是碎石子的土路上狂奔。她的喊声被风吹得支离破碎，传进林震东的耳朵里，像是一把把尖刀。
“震东！我等你！我等你啊！”
林震东看着她跑丢了鞋，看着她摔倒在尘土里，看着她爬起来继续跑，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最后彻底消失在橡胶林的尽头。
那一刻，林震东以为这只是暂时的离别。他以为只要他努力，就能改变一切。
但他错了。大错特错。
“林老？林老？”
王干事的声音把林震东从回忆里拽了出来。
林震东猛地一颤，发现自己正站在三连的旧址前，早已泪流满面。
眼前的景象让他有些恍惚。
那些熟悉的茅草屋早就没了，只剩下几堵残墙断壁掩映在荒草中。
当年的大青石还在，只是上面长满了青苔，像个被遗忘的墓碑。
太阳正当头，毒辣辣的，林震东觉得有些眩晕。
就在这时，旁边的灌木丛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
“谁？”保安警惕地喊了一声，手按在了腰间的橡胶棍上。
没有回答，只有沉重的脚步声和野兽般的喘息声。
突然，一个黑影从草丛里窜了出来。
那是一个女人。或者说，是一个像女人的怪物。
她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男式军装，扣子都不全，露出了里面干瘪的胸脯，头发全白了，乱蓬蓬地炸着，上面还挂着枯树叶。
“哎哟！哪来的疯婆子！”王干事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几步，捂住了鼻子。
那疯女人在人群里扫了一圈，最后眼神死死地定在了林震东身上，喉咙里发出“咯咯”的怪声，随后猛地朝林震东冲了过来。
“拦住她！快拦住她！别让她伤了教授！”王干事尖叫起来。
两个保安冲上去想架住她。
但这疯女人的力气大得惊人，狠狠地撞开了保安，不管不顾地扑向林震东。
林震东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她撞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那疯女人并没有打他，而是死死地抱住了他的腰。
一时间，一股酸臭味扑鼻而来，汗味、尿骚味、腐烂的味道向林震东袭来。
“快！拉开！疯了！这是疯了！”
保安们急了，有的拽胳膊，有的扯腿，甚至有人拿出了防暴叉。
疯女人死不松手，她在地上拖着林震东，嘴里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
场面一片混乱。林震东被拖得东倒西歪，眼镜都掉在了地上。
“放开！你这个疯子！”保安队长急了，抬脚就要踹那疯女人。
就在这时，在激烈的拉扯中，疯女人一直紧紧护在怀里的那个破蛇皮袋，“刺啦”一声被扯破了。
哗啦——
袋子里的东西散落一地。
林震东下意识地低头瞬间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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