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史》《隐蔽战线春秋书系》《冷月无声——吴石传》、百度百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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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0日下午四时,台北马场町刑场。

夕阳的余晖洒在这片荒凉的野坡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凝重的气息。

四个人被押下刑车,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但脊背却挺得笔直。

为首的那个人,头发已经花白,因为狱中遭受酷刑,一只眼睛已经失明。

但他的神情异常平静,仿佛不是在走向死亡,而是在完成一场早已预知的仪式。

他叫吴石,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

在台湾当局眼中,他是"共谍案"的首犯,罪不可赦。

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位儒雅的将军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共华东局情报人员,代号"密使一号"。

临刑前,吴石从容吟诗。那首绝命诗的最后两句是:"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枪声响起。吴石的身体缓缓倒下。

与他同时就义的,还有女共产党员朱枫、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吴石的副官聂曦。

四个人的鲜血,染红了马场町的土地。

消息传回大陆,周恩来久久沉默。

这位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心里清楚,吴石的牺牲不仅意味着一位杰出情报人员的陨落,更意味着一条极其重要的情报线彻底断裂。

台湾岛内的地下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吴石倒下的同一时刻,另一个人正从香港登上一艘开往台湾的轮船。

他叫徐会之。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任汉口特别市市长,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在国民党的政工系统里,他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并称"四大金刚",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

但极少有人知道,早在1924年6月,这个年轻人就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了二十多年,如今,他接受了一个几乎等同于送死的任务——前往台湾,接替已经牺牲的交通员朱枫,重新建立与岛内情报网络的联系。

一年零五个月后的1951年11月18日,徐会之在同一处刑场被枪决。

但他的真实身份,在此后的三十四年里,一直是个谜。

由于情报线索中断,组织上对他的隐蔽战线工作一直没有公开。

直到1985年,国家民政部追认徐会之为革命烈士,人们才逐渐揭开这位传奇特工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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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埔一期的"特殊学员"

1924年的广州,空气里弥漫着革命的气息。

这一年的春天,珠江两岸热闹非凡。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

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汇聚到这座南方都市。

在众多考生中,有一位来自湖北黄冈的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

他叫徐会之,字亨,别号容庵,1901年出生在黄冈团风总路嘴镇宋坳村的一个普通家庭。

三岁那年,父亲去世,他随母亲王氏寄居在外祖母家,从小就尝尽了人间冷暖。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徐会之从小就刻苦读书,先在当地念私塾,后进入黄州高小、中学堂。

1917年,他考入武汉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又进入中法高等学校学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深深触动了年轻的徐会之。

他积极参加恽代英和林育南领导的武汉学生联合会,投身学生运动。

1922年,因参与五一运动,他被学校开除学籍。

这次挫折,反而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1923年2月,徐会之参加了京汉铁路大罢工。

在这场震惊中外的工人运动中,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共产党人,被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所折服。

1924年3月,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在中共党组织武汉地区负责人包惠僧的推荐下,徐会之来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期。

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竞争激烈,录取率不到十分之一。

但徐会之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和过人的胆识,顺利通过考试,被编入第一队。

进入黄埔军校后,徐会之如鱼得水。他不仅军事训练刻苦,政治学习更是积极主动。

很快,他就引起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注意。

1924年6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徐会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这一刻起,这个年仅23岁的年轻人,就踏上了一条最为艰险的道路——潜伏。

黄埔一期,堪称民国军事史上最耀眼的一届。

在徐会之的同学中,有的日后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的走上了共产党的革命道路。

蒋先云、陈赓、徐向前、左权、杜聿明、胡宗南、黄维、桂永清、关麟征、郑洞国......这些日后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徐会之的同窗。

毕业后,徐会之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三营连队党代表。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后,他改任该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党代表。

这"四个一"的荣誉背后,是组织对他的高度信任。

1925年至1926年间,徐会之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骑兵第一旅参谋,参加了北伐东征战役。

在枪林弹雨中,他经受住了考验,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素养。

但好景不长。1926年,形势突变。

蒋介石开始排斥共产党人,强令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迫使共产党员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

在这白色恐怖的阴影下,徐会之接到了组织的新任务——被中共党组织派往北平、天津做地下工作。

从此,他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双面人生"。

表面上,他是国民党的忠诚干将;私底下,他却始终与共产党保持着联系,默默地为革命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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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埔革命同学会"风波

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1926年7月,徐会之奉命南下,参加赣、浙一带进攻孙传芳等北洋军阀的战争。

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属李宗仁部新桂系)政治部科长,次年升任该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无数革命志士惨遭杀害。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徐会之被迫离开部队,过上了流亡生活。

但他并没有消沉,而是在寻找新的斗争方式。

1928年,二次北伐结束后,桂系控制了华北。

徐会之被任命为天津特别市公安局特务大队长。

这个位置,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情报,也为他日后的地下工作提供了便利。

同年4月,一件大事发生了。

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提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主张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徐会之与邓演达志同道合,两人一拍即合。

在邓演达的号召下,徐会之与余洒度、韩浚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徐会之任宣传科长。

这个组织公开树起反蒋旗帜,在黄埔系统内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1928年冬,徐会之更进一步。

他在天津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华北分会",并亲自担任会长。

在他的组织下,华北分会举行了一场有200多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开揭露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种种行径。

这场记者招待会,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蒋介石的独裁面目被揭露在世人面前。

但这样的公开反蒋,也给徐会之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1931年8月,蒋介石终于动手了。

邓演达、徐会之、余洒度、陈烈、韩浚等二十余名"黄埔革命同学会"的主要成员,在全国各地遭到抓捕。

虽然宋庆龄等人积极营救,但邓演达还是被蒋介石秘密处决。

这位年仅36岁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就这样英年早逝。

徐会之等人的命运,则出现了转机。

蒋介石对黄埔系的学生,向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不愿意对这些"学生"赶尽杀绝,于是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

所谓"自新",就是写一份悔过书,表示脱离反蒋组织,重新效忠领袖。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对于徐会之来说,写这份"自新书",意味着他可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继续他的潜伏生涯;不写,则意味着像邓演达一样,身首异处。

经过深思熟虑,徐会之选择了"自新"。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信仰。

恰恰相反,他是在用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为革命事业服务。

从此,他在国民党阵营里扎下了根,一步步爬上了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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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工四大金刚"的秘密

"自新"之后的徐会之,仿佛变了一个人。

他不再公开发表反蒋言论,而是埋头苦干,在国民党的政工系统里默默耕耘。

他的才华和能力,很快就得到了上级的赏识。

1932年9月,蒋介石派徐会之任第五十六师政训处长。

1933年,他又被调任军委会政训科长,后改派到安徽刘镇华总司令部任党政处长,兼河南省经扶县县长。

这些职务看似平常,却让徐会之积累了丰富的政工经验,也让他在国民党内部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网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这场民族危亡的战争,给了徐会之一个全新的舞台。

他赴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担任第五大队教导员。

在那里,他撰写了《民众训练须知》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为全民抗战总动员的纲领性文件,影响深远。

训练团结束后,徐会之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政训处处长。

在这个位置上,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937年9月,中央军事联合视察团到石家庄视察。

徐会之代表行营主任徐永昌欢迎视察团,对其中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他表现得特别尊重。

在那个国共合作的特殊时期,这样的举动或许并不稀奇。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徐会之对共产党的态度,绝不仅仅是"合作"那么简单。

1937年12月,保定失守,行营退到郑州。

1938年5月,改为武汉行营,徐会之仍任政训处长,兼政治总队总队长。

同时,他还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第一处少将处长。

在武汉期间,徐会之做了一件更加大胆的事情——他将汉口日租界的大石洋行,拨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使用,为中共中央长江局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场所。

这件事,如果被蒋介石知道,后果不堪设想。但徐会之做得天衣无缝,没有留下任何把柄。

1938年7月,武汉行营政训处改为第五战区政治部,徐会之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并参加了武汉外围会战。

年底,他调任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政治部中将主任。

1940年初,徐会之调任桂林行营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南宁、昆仑关会战。

这场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徐会之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久,他升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兼任第四战区特别党部书记长。

后来,他又被调到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第二厅厅长。

在这一系列职务的变迁中,徐会之的级别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

他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一起,被称为国民党政工干部"四大金刚",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

但没有人知道,这位"红人"的内心深处,始终燃烧着另一团火焰。

他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时机。

这个时机,在1945年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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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口市长的"双面人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历经八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一个月后的9月12日,一纸任命书送到了徐会之手中——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他为汉口市市长。

汉口,这座曾经繁华的商埠,在八年战火中遭受了空前的破坏。

日军的轰炸、占领时期的掠夺,让这座城市满目疮痍。

街道上到处是残垣断壁,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

徐会之走马上任,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但他展现出了惊人的魄力和能力。

在他的主持下,汉口市政府迅速组建起来,各项恢复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对遭受日军空前破坏的汉口市的恢复和治理,他仅用月余时间,便理出了头绪。

接收汪伪政府、组建市政机构、调查日军暴行、振兴实业、救济难民、恢复交通、重建学校......一件件、一桩桩,徐会之都亲力亲为,雷厉风行。

他主持制定了《新汉口市政建设计划大纲》,对城市的交通、教育、卫生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

在他的治理下,汉口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市民们对这位新市长赞不绝口,认为他是难得的好官。

1947年,汉口改制为特别市,徐会之继任特别市市长。

同年7月,他还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但这只是徐会之工作的"明面"。

在他光鲜的市长身份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

在任汉口特别市市长期间,徐会之多方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中共武汉党组织的地下负责人程维黄,竟然长期住在他的家里;中共武汉城运工作部长曾惇,也多次出入徐家。

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要知道,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眼线遍布全城,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暴露。

但徐会之凭借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特殊地位和高超的周旋能力,将这一切做得滴水不漏。

他甚至做得更多。根据后来解密的档案显示,徐会之在任期间,将多处市政设施暗中改造,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秘密活动场所。

一位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特别市市长,竟然让共产党的地下负责人住在自己家里,还为地下组织提供掩护。

这份胆识,这份担当,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堪称惊世骇俗。

1949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

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由于徐会之与桂系的历史渊源(他曾在李宗仁部下的第十五军任职),李宗仁上台后,于3月2日任命徐会之为总统府参军处上将参军。

这个任命,看似是一种荣耀,实际上却让徐会之远离了实权部门。

他主动放弃了汉口市长的位置,选择了这个看似清闲却可以接触核心机密的职务。

1949年5月,汉口解放。

徐会之没有随国民党撤退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

12月,他留居重庆,迎接了这座城市的解放。

在这里,他协助程维黄等人,成功策动国民党三个军近八万人起义,为解放大西南立下了汗马功劳。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位老革命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一封加急电报改变了一切。

1950年初,台湾岛内的形势急剧恶化。

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虽逃脱,但很快再次被抓获并叛变。

这个掌握着台湾地下党组织核心机密的人的变节,给岛内的情报网络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大批地下党员被捕、被杀。

更糟糕的是,负责与吴石联络的交通员朱枫也遭到逮捕,中共失去了与这位"密使一号"的联系管道。

情报线断了。

组织急需派人前往台湾,重新建立与吴石的联络通道,同时尽可能地挽救还没有暴露的同志。

这个任务,极其危险——岛内正处于白色恐怖的最高峰,国民党特务机构日夜搜捕,任何可疑人员都会被严密监视。

而且,蔡孝乾的叛变已经导致大量情报人员暴露,新派去的人随时可能落入敌手。

谁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徐会之站了出来。

以他曾任汉口市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总统府上将参军的身份,进入台湾并不困难。

他可以以"归队"为借口,名正言顺地前往台北。而他在国民党内部积累的人脉关系,也可以为他的活动提供掩护。

1950年3月,徐会之从香港登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

他知道,这一去,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不归路。在他的心中,信仰的分量,远远超过了生命。

可他抵台不久,噩耗就传来了。

3月1日晚,吴石在家中被捕。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国民党特务机构对吴石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这位曾经的国防部参谋次长,遭受了种种酷刑,一只眼睛因此失明。

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出卖任何同志。

1950年6月10日下午四时,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

情报网络彻底崩塌。徐会之孤身一人,陷入重围。

更要命的是,蔡孝乾还在不断地出卖同志。

据统计,因他叛变而被捕的地下党员多达四百余人,间接因他被捕的人数更是无法统计。

徐会之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监视着。

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让他步吴石的后尘。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会之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1950年6月,他主动找到了自己的黄埔一期同学、时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的袁守谦,提交了一份书面自首报告。

而当多年后档案解密,人们终于看到这份自首报告的全部内容时,所有人都被其中隐藏的玄机震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