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从进驻延安，到他主动撤离，他在这里生活工作了10年零2个月，1947年3月走的时候，他说过: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两年多后，毛主席做到了，延安这片红色土地可以说是我党的福地，延安属于陕北，但陕北是一个庞大的区域，从最北边的定边、保安，到南边的甘泉、洛川，到处都是黄土沟壑。
党中央这几千人往哪儿安家，既要分兵把守，又要指挥全局，这可不是一拍脑袋就能定下来的事。
但为何最终我党选择了延安作为革命中心，作为党中央的驻地呢？
我们都知道红军长征结束后，落脚陕北，这一帮人也算是有个落脚的地方了。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到1937年1月正式进驻延安，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的驻地先后换了三次，从吴起镇到瓦窑堡，再到保安，最终才敲定延安。
这个选择从来不是一拍脑袋的决定，而是党中央经过反复开会讨论、实地考察、综合权衡考虑后，做出的选择。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刚到陕北，人困马乏，急需找个地方歇脚。但陕北这么大，具体把中央机关驻扎在哪个县城，这是头等大事。
10月28日，在甘泉县的下寺湾，中央开了个会，专门讨论了这个事。这也是红军到陕北后，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商量中央机关的位置。
在会上，毛主席非常有意思的提到：在南方，我们的家在瑞金。黑了南方有北方，北方我们把家安在哪里？我们的家我想应该安在瓦窑堡。
为什么毛主席会点名瓦窑堡？他给了三条理由：第一，瓦窑堡是民族英雄谢子长的故乡，群众革命基础好；第二，物资相对丰富，能养活机关人员；第三，地理位置靠北，便于出兵晋察冀，跟日本人直接作战。
就这样，大家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把中央机关的第一站定在了瓦窑堡。会后分了两路，一路由张闻天、博古带队去瓦窑堡安家，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带着作战部队去迎击敌人。
当年11月7日，中央机关进瓦窑堡的时候，老百姓非常热情。当地干部动员老百姓腾了400孔窑洞，筹了300石粮食、8万斤副食品，还赶缝了3000套棉衣。张闻天进城后感动得不行，说了句：“一年又一个月了，我们才找到这个下脚安身的地方。”瓦窑堡，就成了红军到陕北后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的驻地。
瓦窑堡也一度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但这个“中心”，从一开始就有着无法回避的致命短板。
首先是军事上的先天隐患。瓦窑堡地处陕北北部，紧邻蒋军高双成部的防区，几乎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1936年6月，趁着红军主力西征、瓦窑堡守备空虚，敌军高双成部突然发动袭击，6月21日，中央机关紧急撤离，主动放弃驻扎了近8个月的瓦窑堡，被迫向西转移到保安县城。
除此之外，瓦窑堡的经济规模极其有限。它本质上只是一个集镇，粮食、物资储备根本无法支撑越来越庞大的中央机关、红军部队，以及源源不断前来投奔的革命青年。长期作为全国革命中心，它的承载力远远不够。
1936年7月3日，党中央正式进驻保安（后为纪念刘志丹将军改名志丹县） 。这里是陕甘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故乡，群众基础极其深厚，但保安县的局限性，比瓦窑堡还要突出，甚至可以说，它根本无法承担起全国革命中心的职能。
当时的保安县城，城区不到5平方公里，居民300多户，人口才400来人，房子满打满算不到100间，还大多是破土房，不少都塌了。
党中央一来，住的地方根本不够。很多机关人员挤一间窑洞，红军大学的学员连上课的地方都找不着。
经济上更困难。保安在深山里，地贫灾多，粮食少得可怜，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当时管财政的林伯渠天天愁人员吃饭的问题，连基本的物资都难以保障。
所以，到了1936年底，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国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寻找一个更合适、更稳固的革命中心，已经成了党中央迫在眉睫的大事。
为了找新地址，我党非常重视，也一直安排人员在寻找。其实在离开瓦窑堡不久后中央军委曾发了一封非常关键的电报。我们可以看到高层领导和下属的相关沟通。
这封电报是打给李富春、肖劲光等人的，里面详细列出了新地址必须具备的条件。
电报里说，现在考虑的地方：一个是吴起镇附近，一个是保安附近。但不管选哪儿，得满足五个条件：
第一，地方得够大。 电报里写得清清楚楚：周围占地约五六十里。这可不是随便圈块地，而是要能容纳下6000人的宿舍。这6000人怎么分布的？电报里给算了一笔细账：党团中央和党校约400人，政府约600人，军委直属队加上工厂、医院约2500人，红军学校约2000人，补充师500人。你看，这不是拍脑门定的，是拿着花名册算出来的。
第二，吃饭是头等大事。 电报里问：每日需25小石粮，各距储粮地区多远？25小石粮食，在当时能养活多少人，老百姓都懂。机关扎下来，几千张嘴每天要吃饭，周围有没有粮、运粮方便不方便，这是活命的事。
第三，过日子的事都得想到。燃料、饮料及菜蔬如何？烧的柴火、喝的水、吃的菜，这些看起来琐碎，但缺一样都不行。几千人扎在一个地方，没水喝、没柴烧，那是要出乱子的。
第四，机关和部队怎么摆布。 电报说如果选在吴起，医院、工厂、补充师这些单位可以放远一点，挪到20里外的地方去。这就是说，指挥中心要相对集中，但一些辅助单位可以分散在周边，既减轻中心压力，又便于防空。
第五，省一级的机关往哪儿挪。 如果中央占了吴起，那原先在那儿的陕西省一级机关就得搬家，搬到元城镇或者环县去。这考虑的是上下级的关系，不能挤在一块儿。
这五条标准，从占地面积、人口规模、粮食供应、生活保障到机关布局，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负责察看的是李富春，中央限他三天之内把吴起附近的情况摸清楚、报上来。其余地方由张云逸、赵尔陆负责察看。这事儿办得，一点不含糊。
当然最终，吴起和保安附近等这些候选地，都被否掉了，因为有了更好的备选地址。
这就得从1936年一架无法降落的飞机说起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第二天，张学良派飞机到保安，想接周恩来的代表去西安共商大计。中央紧急在红大门前的平地上抢修了个临时机场。可飞机在天上转了几圈，愣是没敢落下来，因为跑道太短，四周全是山，根本没法起降。
飞机在空中盘旋几圈，无奈地飞走了。周恩来只好骑马，顶着寒风，在冰天雪地里赶了两天路，到了肤施（也就是延安），才换乘飞机去了西安。
这事就提醒了。指挥中心如果连个飞机都落不下来，真到了国家命运转折的关头，那是要误大事的。
从这一刻起，延安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延安有机场，虽然是简陋的土跑道，但飞机能落；延安有三山鼎峙、二水交汇，地形开阔；延安是陕北最大的城市，有基本的城市功能。
看到这里，有人就会认为:延安是西安事变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党中央对延安早有了解，整个过程都是精心部署、集体讨论决定的。
早在1936年4月，周恩来和张学良就在延安一座教堂里秘密谈了6个小时。那次会谈，双方敲定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方向。更重要的是，这一谈，党中央把延安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因为这里是东北军的防区，张学良对红军很友好，将来有和平接管的可能。
到了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把蒋氏扣了，第一时间发电报请中共派人去西安共商大计。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央正式把接管延安、迁移驻地提上了议程。
那几天，党中央在保安连开几次政治局会议，一边讨论怎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边研究到底搬到哪里去。保安的条件实在太艰苦，撑不起革命的大局面，必须换个地方。大家也看了安塞、甘泉、富县几个地方，可要么太小，跟保安差不多，要么位置不好、不好守，要么还在国民党手里，拿不下来。
一圈比下来，延安成了唯一的最优解。根据张学良和红军的默契，东北军主力要南撤到西安附近布防，延安、甘泉、富县这三个地方可以交给红军接管。也就是说，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就能拿到这座陕北少有的中心城市。
12月16日，周恩来从保安出发去西安谈判，路过延安时专门布置了接管工作。他在马家湾临时办事处交代负责接管的黄春甫和红一团团长黄罗斌：“能和平接管最好，不行就等部队来解决。”其实出发前，他已经通知红一团提前做好了准备。
第二天，驻守延安的国民党县长高锦尚见东北军全撤了，自己也带着民团连夜逃走。12月18日，红军和平进入延安城，一枪没放，县城完整接收，商铺照常开，百姓照常过活。这个底子，为后面中央顺利进驻打下了好基础。
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带着中央机关从保安出发，走了三天，1月13日正式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了党中央的驻地，也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
党中央最终选择延安，不是偶然，而是当时条件下唯一正确的战略抉择。相比于瓦窑堡、保安等地，延安在军事、经济、基础、民心、交通五个维度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综合优势。
首先是安全。延安被三山环抱、一水环绕，是天然的防御堡垒，易守难攻。而瓦窑堡地处川道、无险可守，保安则过于偏僻、不成体系。延安地处陕北中心，北靠稳固的苏区，南望关中，东临黄河，西接陇东，进退自如，既能指挥抗战，又能开展统战，战略位置得天独厚。
其次是承载力。延安是当时陕北最大的县城，有3000多居民，商铺、作坊齐全，能提供基本物资。延河川道土地肥沃，粮食供应稳定。后来人口激增至十几万，延安依然撑起了整个革命机器的运转，这在保安根本无法想象。
第三是基础。延安曾是府城，有现成的城墙、街道、房屋和教堂。党中央一来就能安顿下来，迅速办起抗大、陕公、鲁艺等几十所学校，创办《解放日报》，建立新华广播电台，还有陕北唯一的飞机场，成为连接外界的重要窗口。
最后是交通。延安地处要道，有通往西安、榆林、山西的大路，爱国青年从西安几天就能到达。而保安深居山中，出入不便，根本无法承担指挥中心和联络枢纽的职能。
从1937年到1947年，党中央在延安战斗了十年，领导抗战胜利，奠基解放战争。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延安，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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