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你就在这儿安心待着吧，等你死了，我来给你收尸。”
这句话，是我那刚满五十岁的儿子建国，在南郊康宁养老院门口对我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深秋的风很大，吹得地上的黄叶打着旋儿飞起，也吹得我浑身发冷。我拄着拐杖，站在养老院那扇生锈的铁门里，看着他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向那辆落满灰尘的旧轿车。车门“砰”地一声关上，发动机轰鸣，车尾气喷出一团白雾，他走得干脆利落，像甩掉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我没有哭，也没有喊他。88岁的我，眼睛早就花了，但在那一刻，我看清了他微微佝偻的背影和有些踉跄的步伐。那句“等你死了我来收尸”，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精准地扎进我原本就干瘪枯竭的心脏里，疼得我连呼吸都觉得费力。
护工小王叹了口气，走过来扶住我的胳膊：“林大爷，外面风大，咱们进屋吧。现在的年轻人啊，压力大，说话不经过大脑，您别往心里去。”
我僵硬地点点头，任由她牵着我走进了那栋散发着浓烈消毒水味和老人味的五层小楼。从这一天起，我成了康宁养老院的第127位住户。也是从这一天起，我的心彻底死了。
坐在逼仄的单人房间里，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柳树，过去的往事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我不明白，我和建国，明明是相依为命的父子，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种如同仇人般的地步。
建国七岁那年，他妈因为一场意外的拖拉机翻车事故走了。那时候我才三十出头，在镇上的机械厂当钳工。亲戚朋友都劝我再找一个，说一个大男人带个孩子太难了。但我怕后妈对他不好，怕他受委屈。从那以后，我既当爹又当妈。白天在工厂里挥汗如雨，晚上回家给他洗衣做饭、辅导功课。
那时的建国是个多乖巧的孩子啊。我记得他十岁那年冬天，我发了高烧，躺在床上起不来。外头下着大雪，他一个小人儿，踩着没过膝盖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村口的卫生所给我买退烧药。回来的时候，小脸冻得发紫，手里紧紧攥着药包，眼泪汪汪地说：“爸，你吃药，你吃了药就不难受了。你千万别死，你死了我就没家了。”
那是三十八年前的事情了。三十八年后的今天，那个怕我死掉的孩子，却亲口对我说：“等你死了，我来收尸。”
建国的变化，是从他有了孩子后慢慢开始的。孙子出生后，我被接到了城里帮忙带孩子。一开始，一家人其乐融融。可随着时间推移，生活习惯的差异、代沟的隔阂，逐渐变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儿媳妇是个爱干净甚至有些洁癖的城里姑娘，而我骨子里带着农村老头粗糙的习惯。我不小心把菜汤滴在桌布上，她会皱一整天的眉头；我为了省水，把洗脸水留着冲马桶，她会觉得不卫生；我偶尔把剩菜热了再吃，她会直接倒进垃圾桶，说有致癌物。
建国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一开始他还会替我说话，后来，随着他在公司升了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他回家后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急躁。每天晚上，我都听到他们在卧室里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压低声音争吵。而我，成了这个家里多余的、制造麻烦的人。
直到一年前，我因为脑梗摔倒在浴室。虽然抢救及时，没有瘫痪，但腿脚变得极其不利索，还时不时会大小便失禁。这成了压垮我们父子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儿媳妇彻底爆发了，她哭着喊着说自己不是保姆，伺候不了一个半身不遂的老头。建国为了请护工，每个月要花大几千块钱，而他刚好又赶上公司裁员降薪，房贷、车贷、孙子的辅导班费用，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有一次半夜，我起夜没忍住，弄脏了床单。建国闻着味儿过来帮我换洗。那是冬天，他在卫生间里洗着床单，突然一拳砸在洗衣机上，蹲在地上呜咽起来。我站在门外，听着他压抑的哭声，心里像被千万根针扎一样疼。
我知道，我不能再拖累他了。
第二天，我主动提出了去养老院。建国一开始愣了一下，随即沉默了。他没有挽留，只是低着头说：“爸，我去给您打听打听哪家条件好。”
就这样，我来到了康宁养老院。但我万万没想到，在临别之际，他会把这段日子积攒的怨气、疲惫和愤怒，化作那么恶毒的一句话扔给我。
在养老院的日子，是漫长而死寂的。这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候车室，每个人都在等待着开往死亡的列车。
我的室友老李，是个退休老教师。他每天最爱干的事，就是拉着别人看他女儿从国外寄来的照片。他总说女儿下个月就要接他去美国享福了，但大家都知道，他在这里住了五年，他女儿一次都没回来过。另一个室友老张，得了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症，每天坐在轮椅上嘿嘿傻笑，连自己叫什么都忘了。
那是初冬的一个傍晚，我刚吃完晚饭，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烈的撕裂感。就像有一把生锈的锯子，在锯我的骨头。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前一黑，从轮椅上栽了下去。
等我再次恢复意识时，耳边是监护仪刺耳的“滴滴”声。我吃力地睁开眼睛，满眼的白。空气里是比养老院更浓烈的消毒水味。我意识到，这里是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大爷，您醒了？别动，您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一个护士凑过来，轻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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