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当年我是山村赤脚医生，离开第二故乡的情景我终生难忘|杨家沟|桂英|知青往事|赤脚医生

知青往事：当年我在山村当赤脚医生，第一次接生我吓得不知所措

似乎就在转眼间，我已从一个爱撒娇的小女孩成为了一位白发老人，回忆起我的这大半生经历，我很感慨，记忆最深刻的是我十六岁到贵州山区插队落户当赤脚医生的那段知青经历，第一次给村里的一位大嫂接生，我竟然吓得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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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沈小梅，1969年春天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上海，我们要去遥远的贵州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离开上海时，在医院工作的妈妈给我带上了一些常用药，还有纱布、碘酒等一些医疗用品，还给我带了两本有关医学和医疗卫生知识的书籍。妈妈说业余时间学习一下医疗知识，以后兴许就能用得上。

满载上海知青的专列一路向前，碾过江南的水田，碾过皖赣的丘陵，一路向着贵州遵义驶去。车窗外的风景越来越陌生，青砖黛瓦变成了连绵青山，吴侬软语换成了听不懂的乡音，可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姑娘小伙，心里涌动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热血，只觉得前路皆是荣光，全然不知即将面对的，是怎样清苦又滚烫的岁月。

知青专列驶进遵义站时，春日的阳光洒在黔北的土地上，空气里飘着陌生的草木清香。短暂休整后，工作人员拿着名册分派，我们上百名上海知青，被塞进了几辆解放牌汽车的车厢里，一路颠簸着“各奔东西”。山路弯弯曲曲，车轮碾过碎石子，扬起漫天尘土，窗外是望不到头的大山，层峦叠嶂，云雾缭绕。不知晃悠了多久，汽车终于停在一个山坳里，领队的同志喊了一声：“杨家沟的到咯！”

杨家沟，这个藏在黔北深山里的小山村，就此成了我九年知青生涯的家。我们十几名同学被分在了杨家沟六队，队里的罗队长是个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的庄稼汉，操着一口浓重的贵州方言，嗓门洪亮得很：“女娃子些，莫怕，队里给你们腾了屋，先住下，慢慢就习惯咯！”他领着我们走到几间破旧的木房前，木窗棂被岁月熏得发黑，屋里除了床铺、木桌，再无他物。这就是我们在杨家沟的临时住处，简陋，却藏着山里人最实在的善意。

那时的杨家沟，穷得叮当响，是真正的“靠山吃山，山空人穷”。一日三餐，基本见不到半点油星子，主食永远是红薯、高粱面窝头和贴饼子，就着一碟咸得发苦的腌菜，便是一天的伙食。偶尔能挖到点野菜，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知青，从小吃惯了精细米面，初时咽不下粗糙的杂粮，可饿上几顿，也就不管不顾了。

比起生活的苦，劳动的苦才是真的磨人。春耕播种，夏耘锄草，秋收挑担，冬闲修田，样样都是重体力活。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刚参加生产劳动那段时间，我们真的是压肿了肩膀磨破了手掌，不光我们女生累的抹眼泪，他们男生劳动一天回到住处，也是累的不想吃饭。

好在杨家沟的乡亲们都很淳朴很善良，队长给我们安排最轻松的农活，社员们也经常帮我们知青干农活，给我们送咸菜送青菜，有的老乡还给我们送鸡蛋，乡亲们的关爱和照顾，令我们心生温暖。

经过了两年的劳动锻炼，我们慢慢适应了山村艰苦的生活环境，也渐渐学会了干各种农活，身体也强壮了不少。空闲时间，我就一边自学高中课程，一边翻看从上海带来的医疗方面的书籍，同学们谁发烧了或皮肤划破了，都来找我，我有退烧药止疼药，也能处置简单的外伤，就连队里的社员，谁有个头疼脑热，都来找我，好像我就是一个医生。

1971年秋后，县里要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消息传到杨家沟，乡亲们不约而同地推荐了我。罗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梅女娃子，你心细，又爱看书，去县里学本事，回来给我们杨家沟人看病，再好不过咯！”带着乡亲们的期盼，我踏上了去县城的路。几个月的培训，我拼了命地学，记笔记、学诊疗，把书本上的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脑子里的医疗知识，一点点变得扎实起来。

培训学习结束后，我成了杨家沟大队的赤脚医生。那时的赤脚医生，不脱产，白天依旧要下地干农活，收工之后，才是我看病的时间。新建的知青点，成了杨家沟最简单的卫生室，药箱里只有几样常用药：安痛定、大青叶、阿司匹林、黄连素、红药水、纱布等，却承载着全村人的健康希望。山里人得的病，大多不复杂，头疼脑热、拉肚子、磕磕碰碰的小外伤，我都能对症处置。若是遇上严重的病症，我便劝他们赶紧去公社医院，不敢耽误半分。

除了给人看病，我还成了队里的“兽医”。队里的耕牛病了，队长急得团团转，喊我：“小梅，快切看看，牛儿可是我们的命根子哟！”我摸着石头过河，照着人的体重比例推算药量，竟也治好了牛瘟、感冒、拉稀等疾病。社员家的鸡鸭鹅狗生了病，也都抱着来找我，我忙得脚打后脑勺，从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可我从不觉得累，反而心里满是欢喜——每当看着乡亲们病痛解除露出笑容，看着治好的耕牛重新下地耕田，看着活蹦乱跳的家禽回到主人家中，我便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苦累，也皆是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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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夏天，黔北的太阳烤得大地发烫，山里的蝉鸣聒噪不休。二队的罗桂英嫂子要生孩子了，家里人急得团团转，偏偏村里的接生婆去了城里儿子家，一时半会回不来。桂英嫂子的婆婆火急火燎地跑到知青点，拉着我的手就往她家走：“小梅医生，你快切（去）帮帮我们，桂英要生咯，你可是我们村里唯一的医生哟！”

当时我一下子慌了神，我虽是赤脚医生，可还是个没出嫁的姑娘，从未接过生，连看都没看过，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连忙劝她：“嬢嬢，接生我不懂，还是送桂英嫂子去公社卫生院吧，安全些！”可老嬢嬢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操着贵州方言说：“使不得使不得，女人生娃娃，哪有去医院的，传出去要被人笑话咯！你莫怕，你学过医，肯定得行！”

拗不过老人家的执着，我硬着头皮跟着去了。一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手心全是冷汗，只记得书本上和培训时学过的接生知识，可我……

到了桂英嫂子家，老嬢嬢手脚麻利地烧了一大锅开水，把脸盆、剪刀放进锅里高温消毒，我也赶紧洗手、消毒，站在炕边，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老嬢嬢看我浑身紧绷，笑着安慰我：“不怕不怕，桂英这是第二胎，头生快得很，二生更快些！”

桂英嫂子躺在炕上，脸色苍白，却异常坚强，一声疼都不喊，只是咬着牙用力。没过多久，孩子的小脑袋露出了半个，我吓得浑身哆嗦，站在原地手足无措，脑子里一片空白，全然忘了该如何动手。老嬢嬢见状，连忙让我躲开，她挽起袖子，粗糙的双手轻轻捧住新生儿的脑袋，缓缓一托，孩子便顺利降生了。“快剪脐带！”老嬢嬢喊我，我拿起剪刀，手抖得如同筛糠，迟迟不敢下手。老嬢嬢接过剪刀，“咔嚓”一声，麻溜地剪断了脐带。

可新生儿落地后，一声不哭，脸色发青，我吓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正要上前施救，老嬢嬢已经动作麻利地提起孩子的双脚，抠出嘴里的污物，轻轻拍了拍小屁股。“哇——”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了屋里的紧张，母子平安！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不是委屈，不是害怕，是劫后余生的庆幸，是对生命的敬畏。

从那以后，村里谁家媳妇生孩子，我都必定叫上桂英嫂子的婆婆。她不懂医术，却有着最丰富的经验，是我最靠谱的帮手，也是我无声的老师。我跟着她学接生，学照顾产妇和新生儿，从手足无措的小姑娘，慢慢变成了乡亲们信赖的接生员。那些在土坯房里迎接新生命的日子，成了我知青岁月里最羞涩最难忘的记忆。像我这样一个未婚姑娘做接生员的，怕是没几个。

时光匆匆，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我在杨家沟的土地上，一待就是九年。1978年的春天，一封来自贵州大学医学系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的手上。九年知青生涯，九年山里岁月，我从一个懵懂的上海少女，长成了乡亲们离不开的赤脚医生，如今要离开这片养育我的土地，离开待我如亲人的乡亲们，心里满是不舍与酸楚。

离开杨家沟那天，全大队的乡亲们都自发地来到村口送行。男女老幼，挤满了山路，手里提着鸡蛋、腊肉、新蒸的玉米饼，都是山里最珍贵的东西。罗队长红着眼眶，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梅，去了大学好好学，以后成了大医生，莫忘了我们杨家沟哟！”桂英嫂子拉着我的手，抹着眼泪说：“我家四个孩子，三个是你接生的……”乡亲们围在我身边，一声声叮嘱，一句句不舍，熟悉的贵州方言，听得我泪如雨下。大队里为我送行的拖拉机缓缓开动，乡亲们站在山路上，不停地挥手，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青山云雾里，我的泪水，早已打湿了衣襟。

后来，我从贵州大学医学系毕业，从事医疗工作几十年，从一名赤脚医生，变成了专业的医务工作者，救治过无数病人，见识过各种疑难杂症，可我始终忘不了杨家沟的山，杨家沟的水，忘不了山里淳朴的乡亲，更忘不了桂英嫂子的婆婆——那位没读过书，却用最朴实的经验，教会我迎接新生命的老人。

退休之后，我数次回到杨家沟，回到这个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大山依旧巍峨，乡亲们依旧热情，可那位慈祥的老嬢嬢，早已长眠在这片土地上，我再也没能见上她一面，只能在她的坟前，献上一束山花，诉说无尽的思念。

半个世纪的岁月匆匆而过，当年的知青少女，如今已是白发苍苍。可每当闭上眼，1969年的春风便会拂过耳畔，杨家沟的黄土、木房的说笑声、乡亲们的方言、老嬢嬢的笑容，便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些在大山里吃苦流汗的日子，那些被乡亲们温暖呵护的时光，那些用青春守护生命的岁月，早已刻进了我的骨血，融入了我的生命。

那九年的知青岁月，是我人生中最苦的时光，也是最亮的光芒；杨家沟的乡亲，是我异乡的亲人，也是我一生的牵挂。岁月流转，世事变迁，可那份刻在黔北大山里的深情，那份藏在药箱里的温暖，永远不会褪色，永远在我心里，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久久激荡，不曾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