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梁欢喜，今年48岁，出生在陕南一个叫青柳村的小地方。
1986年那个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的季节。不仅因为北风刮得人脸生疼，更因为那个冬天，我们家差点就垮了。
爹从小就是个药罐子。奶奶活着时常说，爹出生时只有三斤八两，跟只小猫崽似的，接生婆看了直摇头。奶奶不信邪，硬是用米汤一滴一滴把爹喂活了。可爹的身子骨始终没硬朗起来，一到冬天就咳嗽，咳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那年刚入冬，爹的老毛病又犯了。这次比往年都厉害，咳着咳着就见了血。
“欢喜，去把灶台底下那个罐子拿来。”娘蹲在堂屋的泥地上，手里攥着一把皱巴巴的毛票。我趴在地上，费劲地从灶台底下掏出一个黑乎乎的陶罐——那是我们家存钱的地方。
娘把罐子倒过来，哗啦啦倒出几个硬币和几张毛票。她数了三遍，眉头越皱越紧：“才三块六，连一副药都抓不起。”
弟弟在床上哇哇大哭，他才两岁，饿得直啃手指头。娘撩起衣襟给他喂奶，可我知道娘也没什么奶水了——昨天晚饭我们全家就喝了一锅能照见人影的稀粥。这几年给爹看病，家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娘，我去大伯家借点吧？”我小声提议。
娘摇摇头，眼圈红红的：“上回借的两块钱还没还呢。”她摸了摸我的头，“你去村口看看能不能捡点柴火，夜里冷。”
我挎着竹筐出门时，看见娘用袖子抹了把脸。那年我九岁，已经知道娘是哭了。
青柳村不大，五十来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我家在最东头，紧挨着的就是刘婆婆家。刘婆婆是村里最特别的人，她不像别的老太太那样爱串门，总是一个人待在她那间低矮的土坯房里。
村里小孩都怕她，说她以前是地主家的小姐，会“扎小人”。我不信这些，但每次路过她家都走得飞快。那天我捡柴回来，远远看见刘婆婆站在她家院门口，吓得我差点把筐扔了。
“丫头，过来。”她朝我招手，声音沙哑低沉。
我战战兢兢走过去，刘婆婆从怀里掏出个布袋子塞给我：“给你娘的。”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转身进了院子，木门吱呀一声关上了。
“娘！刘婆婆给东西了！”我跑回家，把袋子递给正在熬玉米糊糊的娘。
娘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解开袋子一看，愣住了。里面是十个鸡蛋，排得整整齐齐，蛋壳上还沾着些稻草屑。
“是鸡蛋！”我高兴地跳起来，“可以给爹煮鸡蛋羹了！”
娘却盯着那些鸡蛋出神，半晌才说：“刘婆婆自己都舍不得吃……”
我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鸡蛋，在锅沿上一磕——一股刺鼻的臭味立刻弥漫开来。我傻眼了，又赶紧磕开第二个、第三个……十个鸡蛋全坏了，没有一个能吃。
“她怎么这样！”我气得眼泪直打转，“给咱们坏鸡蛋，这不是欺负人吗？”
娘却突然把我搂进怀里，我感觉到她的肩膀在轻轻发抖。“傻闺女，刘婆婆这是把家底都给咱了。”娘的声音哽咽了，“这些鸡蛋她肯定攒了好久，舍不得吃，放着放着就坏了……”
我这才注意到，那些鸡蛋壳颜色深浅不一，有的还沾着干草，显然不是同一天攒的。娘说得对，刘婆婆是把攒了不知多久的鸡蛋，一股脑都给了我们家。
“欢喜，你记住，”娘捧着我的脸，一字一句地说，“东西坏了不要紧，情义不能坏。刘婆婆这份心，咱们得记一辈子。”
隔天一早，娘蒸了一锅红薯，挑了最甜的装了一碗，让我给刘婆婆送去。我站在刘婆婆家门口，腿肚子直打转，但还是鼓起勇气敲了门。
刘婆婆开门时，我差点把碗摔了——她比我想象中还要老，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树皮，但眼睛却出奇地亮。
“我、我娘让我送来的……”我结结巴巴地说，把碗举过头顶。
刘婆婆愣了一下，接过碗时，我看见她的手指在发抖。她没说话，只是摸了摸我的头，那手又干又糙，却意外地温暖。
从那天起，娘干完地里的活，就去帮刘婆婆挑水、扫地；刘婆婆家有一小块菜地，娘帮着除草施肥；我们家蒸了馍馍，也总让我送几个过去。慢慢地，我不再怕刘婆婆了，有时还会在她家院子里坐一会儿，听她讲些从前的故事。
刘婆婆说，她年轻时上过女子学堂，写得一手好字，还会背《红楼梦》里的诗。她丈夫是县里的教书先生，戴着圆框眼镜，说话温声细语的。后来运动来了，丈夫被带走后再没能回来。
她唯一的儿子，十九岁那年去修水库，遇上塌方再没回来。村里人都说她命硬，克夫克子。她就把自己关在这间土坯房里了。
那年冬天特别难熬，爹的病时好时坏。腊月里的一天夜里，爹突然咳血不止，脸色白得像纸。娘慌慌张张跑去请村里的赤脚医生，回来后整个人都垮了。
“得送医院……”娘瘫坐在门槛上，声音发飘，“可住院押金要交几十块钱……”
几十块！对我们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我抱着哭闹的弟弟，看着娘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堆在炕上：一把铜锁、两件还算完好的衣服、奶奶留下的一对银耳环……
天蒙蒙亮时，有人轻轻敲响了院门。我开门一看，是刘婆婆。她穿着厚厚的棉袄，怀里抱着个布包，头上、肩上落满了雪，显然已经在外面站了一会儿。
“让我进去。”她说，声音比平时更哑了。
娘赶紧把她让进屋，刘婆婆径直走到炕边，看了看昏迷不醒的爹，然后转身把那个布包塞给娘。
“这……这是？”娘解开布包，里面是个红绸子裹着的小包，再打开，竟是一只通体碧绿的玉镯，在煤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我出嫁时，我娘给的。”刘婆婆说，“当年抄家时，我把它藏在了灶膛的灰里。这些年再难，都没动过念头要卖它。”她枯瘦的手指抚过镯子上的缠枝纹，“值点钱，拿去卖了吧。”
娘像被烫到似的，差点把镯子摔了：“这可使不得！这么贵重的东西……”
“傻孩子，”刘婆婆按住娘的手，“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再说我无儿无女，留着也没用。”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下来，“等我以后断气了，你给我老婆子送终，这个就当是报酬了。”
娘突然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她跪下来给刘婆婆磕头，刘婆婆赶紧扶她起来，两个女人抱在一起，泪水打湿了彼此的肩头。
那只玉镯卖了三百八十块钱。爹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月，咳血的毛病总算止住了。出院那天，医生特意嘱咐：“这病要静养，千万不能再受凉受累。”
回家的路上，爹蹲在供销社门口不肯走。最后用剩下的钱称了半斤五花肉。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吃了半年来第一顿有肉的饭。爹把肥肉都挑给弟弟，自己只喝汤。娘把最大的一块肉盛在碗里，让我给刘婆婆送去。
刘婆婆接过碗时，我看到她破天荒地笑了。她夹起肉片对着油灯看了又看，突然说：“我儿子要是活着，也该有你们爹这么大了。”
从那天起，爹的身体慢慢好转。开春时，他拖着虚弱的身子去帮刘婆婆修了漏雨的屋顶；夏天，我们家自留地的菜长得特别好，爹说是刘婆婆教他沤的肥管用；秋收后，爹用板车推着刘婆婆去镇上赶集，回来时车把上挂着一包槽子糕，刘婆婆非要把大半都分给我和弟弟。
时间像村前的小河，静静流淌。我十二岁那年，刘婆婆摔了一跤，从此下不了床。娘每天去给她擦身、喂饭，像伺候亲娘一样。村里有人说闲话，说娘是图刘婆婆那点家当，娘听了只是笑笑。
刘婆婆是在一个春天的早晨走的。那天我去给她送粥，发现她静静地躺在床上，脸上带着笑，像是做着什么美梦。她的枕头边整整齐齐地放着一身新衣裳，那是娘用卖鸡蛋的钱给她扯布做的。
娘按照村里的规矩，给刘婆婆办了体面的丧事。下葬那天，娘让我在刘婆婆坟前磕了三个头，说：“这辈子咱们欠刘婆婆的，只能下辈子还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娘已经白发苍苍，但每年清明，她都会去给刘婆婆上坟。去年我带儿子回老家，看见娘坐在刘婆婆坟前说话，就像两个老姐妹拉家常。
“姥姥跟谁说话呢？”儿子好奇地问。
“是一位太姥姥。”我摸摸儿子的头，“没有她，可能就没有妈妈，也没有你了。”
儿子似懂非懂，但我知道，那个关于十个鸡蛋的故事，我会像娘教我那样，继续讲下去。因为在这个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东西，而是那些带着瑕疵却饱含真情的心意。
人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刘婆婆的善心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而娘的感恩之心，则让这份温暖得以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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