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很多有关人口和生育问题的提案，本文对这些提案作一个汇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列出的提案，均来自媒体公开报道。据我所知，还有一些有关人口和生育问题的提案，媒体没有报道。所以，本文所列出的提案，并不是今年两会有关人口和生育问题的全部提案。
姚劲波代表：建议生育支持体系覆盖孩子0到18岁
据3月4日《新京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董事长兼CEO姚劲波表示，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低生育率惯性进一步显现。“过去大家关心‘生不生得起’，现在更关心‘养不养得好、托不托得住’。生育支持要靠系统设计，让家庭敢生、能养、有保障。”
他认为，应构建覆盖0—18岁成长周期的综合支持体系，托住婚孕养育的每一个环节，让家庭在生育决策时更有信心、更有预期。
为此，姚劲波在建议中提出，通过系统性政策组合持续完善生育支持体系。
在顶层制度方面，他建议将“不限孩次”的生育支持原则写入国家层面政策文件，清理各类隐性门槛，放宽被收养人和送养人条件，取消收养人无子女限制，保障被收养子女在落户、入学、社保等方面与亲生子女享有同等权益。
在政策统筹方面，他建议设立国家层面人口发展委员会，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生育支持政策落地与区域人口发展协调，形成更加稳定、长效的政策实施机制。
在激励与资金保障方面，姚劲波提出设立人口发展基金，专项用于生育补贴、托育服务建设及相关公共服务投入，并推动各地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动态调整育儿补贴标准，使支持政策更加可持续。
在公共服务层面，他建议进一步完善婚孕养育支持体系，加大青年婚育支持力度，为应届毕业生和新婚家庭提供低息婚育贷款与住房保障支持；同时补齐0—3岁托育服务供给短板，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将无痛分娩等服务纳入医保，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为家庭提供更加连续、可及的支持。
“让家庭敢生、能养、养得好，人口发展才有后劲，社会才有活力。”姚劲波表示，通过制度托底与公共服务完善协同推进，将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更加稳固的基础。
庞永辉代表：建议大幅提高育儿补贴标准
据3月5日极目新闻报道：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庞永辉提出建议，大幅提高育儿补贴标准，发行长期育儿专项国债筹集资金，提振生育意愿。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提高育儿补贴标准，覆盖全成长周期，建议调整补贴政策，给予一孩每月1000元、二孩每月3000元、三孩及以上每月5000元补贴，直至孩子年满3岁。同时，对多孩家庭实施所得税、社保减免，进一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让补贴政策真正起到激励作用。
二是发行长期专项国债，保障补贴资金来源。建议发行期限30年左右的长期育儿专项国债，筹集补贴资金，实现代际公平，让未来受益于新增劳动力的纳税人共同分担当前育儿成本。当前我国产能充足，发放育儿补贴可有效激活闲置产能、扩大内需。
三是完善配套支持政策，构建全链条生育友好体系。在提高补贴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覆盖范围；推进教育“双减”落地见效，减轻家庭教育支出；适当缩短工作时长，保障父母育儿假权益，解决家庭“不敢生、没人带”的难题。
庞永辉表示：“育儿补贴不仅是民生福利，更是对未来发展动能的战略投资。通过构建全链条生育友好体系，能有效提振国民生育信心，为国家长远发展积蓄人才红利。”
张翼代表：建议“维持普惠补贴+增加补充补贴”双层体系
据3月5日《中国经营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院长张翼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而破解“不敢生”困局的核心在于解决养育成本问题。
调研中，张翼发现很多家庭想生孩子，“但是担忧经济压力大”。他举例说，当前普惠性育儿补贴是0—3岁儿童每年3600元，即每月300元，还不足以激励人们的生育热情。
他认为，当前政策覆盖的幼儿年龄有限，仅支持0—3岁儿童，二胎家庭若一胎超过3岁则无法享受补贴。此外，补贴标准偏低。“每月300元对低收入家庭而言‘杯水车薪’，对高收入家庭则‘缺乏激励’，未能真正缓解养育压力。”
为解决上述问题，张翼提出“维持普惠补贴+增加补充补贴”双层体系的建议，重点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倾斜。他建议，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数的50%的低收入家庭，一胎每月补贴800元，加上普惠补贴合计1100元；二胎每月补贴1600元，加上普惠补贴合计1900元；三胎同二胎标准。“也就是说，如果第一胎超过了制度运行期，而二胎和三胎同时进入制度运行期的，则低收入家庭每月最高可获得补贴3800元。”
对于中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到平均数的家庭），张翼建议一胎每月补充400元加上普惠补贴合计可获得700元，二胎每月补充800元，加上普惠补贴合计1100元，则一胎和二胎累积可获得1800元。
“低收入家庭同时养育二胎，三胎每月可补贴3800元，相当于一个农民工的月收入，刚好覆盖一人工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养不起’问题。”张翼算了一笔账，“中低收入家庭二胎每月1800元，也能覆盖部分养育成本，让他们敢生二胎。”
田轩代表：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统一的儿童发展账户
据3月4日《新京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统一的儿童发展账户，实行“出生即开户”制度，以新生儿身份证号为唯一标识自动关联户籍系统，中央财政可为每名儿童注入1000-2000元初始资金，对低保家庭、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提高至3000-5000元，并依托全国社会保障信息平台搭建专属管理系统，实现与多系统互联互通。其次，要构建多元投入、复利增值的资金体系。政府可通过财政预算、国有资本划转等筹措引导资金，家庭则自愿缴存金额享受更高标准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企业则为员工子女注资可按比例抵扣企业所得税，同时鼓励慈善力量定向捐赠。
郑功成代表：建议建立母亲养老金制度
据3月4日中新网报道：就如何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强调，应该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解决女性因生育行为而影响就业与工作机会的问题。
郑功成特别强调了建立母亲养老金制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即将婴儿养育时间（如一年或两年）作为视同缴费时间，确保生育女性的养老金待遇不因育儿而受影响。他表示：“这一制度设计，将生育贡献与晚年保障相挂钩，体现了对女性生育社会价值的制度承认。”
阮祥燕代表：就生育力保护提出三点建议
据3月6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阮祥燕就生育力保护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强化源头防控，规范诊疗行为，建立生育力评估与保护机制，最大限度减少可避免的生育损伤；二是加快技术推广，让卵巢组织冻存移植等成熟技术更加安全、规范、普惠可及；三是完善制度保障,将生育力保护全面融入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让更多人享有公平可及的生殖健康保障。
赵菁代表：建议筑牢全周期生育健康保护制度
据3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社会对女性生育力保护在生理和心理层面的双重不足问题，让部分"想生"的家庭放弃生育计划。 从长期来看，这不仅削弱个体生育意愿，更可能影响社会整体生育信心，从而直接影响国家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现。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副董事长赵菁提出，筑牢全周期生育健康保护制度。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降低对侵入性治疗的收入依赖；制定女性核心器官保护性治疗技术指南，将生育能力影响评估作为术前必要环节；建立重大手术第二诊疗意见制度，设立24-48小时生育能力风险知情同意特别保护期。构建不孕不育治疗多元支持体系。
李燕锋代表：建议彩礼金额不超过6万元
据3月4日红星新闻报道：今年2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到，“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 高昂的彩礼，加重了结婚成本，叠加孩子教育成本等因素，可能产生让年轻人“望而生畏”的气氛。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贵港市图书馆馆长李燕锋建议制定彩礼限额，并对低彩礼结婚的家庭给予创业、就业上的激励。“高额彩礼”的治理讨论多年，李燕锋认为，只有明确规定，才能刹住这股不良风气。她建议出台一个统一标准，“尽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我建议彩礼金额不超过6万元。”
宋兆普代表：建议适当降低法定结婚年龄，鼓励适龄群体早生早育
据3月4日《新京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宋兆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依然关注生育问题。他称，如果生育时间过晚，随着年龄增长，性激素和卵巢功能下降，可能影响生育能力。因此，他建议适当降低法定结婚年龄，鼓励适龄群体早生早育。同时他还提到，当前一些非正常流产现象需要引起重视，建议国家尽快研究出台相关措施加以规范和减少。
杨云彦常委：建议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婚育友好家庭
据3月4日中新网报道：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彦表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全局性议题。积极婚育观的培育，需要全社会同向同行，政府、社会、家庭协同发力，以增进理解为关键、以降低成本为基础、以差异化施策为路径，形成人口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和良性循环。
对此，他建议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婚育友好家庭：一是倡导积极婚育观，二是搭建代际情感沟通桥梁，三是推动夫妻共担育儿责任。
彭静委员：建议推进高中阶段教育免费
据3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静表示，建议建立高中阶段教育免费推进机制，分“三步走”推进：第一步优先免除农村低保家庭、特困供养人员、残疾学生及多子女家庭学费；第二步逐步扩大到全体农村户籍学生；第三步实现城乡全员免费。暂不具备全面免费条件的地区，可先免除学费、课本费，服务性收费实行最高限价管理。
甘华田委员：建议实行个税抵扣与育儿补贴双轨政策
据3月5日四川新闻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表示，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持续走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倡导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尽管国家层面已出台三孩生育政策及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并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强调要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家庭仍面临一系列困境，如经济负担重、女性权益保障弱、政策“协同性”不强等问题。
为此，甘华田建议，实行个税抵扣与育儿补贴双轨政策，向多孩、农村及低收入家庭倾斜；扩大医保报销范围，实现分娩、产检全免费，并将辅助生殖相关技术与药品纳入医保。同时，完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进一步优化生育保险制度，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减轻企业因雇佣育龄女性带来的额外成本。
其次，鼓励父亲参与育儿，推动男性育儿假落实。在保障现有产假基础上，强制推行并稳步延长男性陪产假和父母共享的育儿假，将男性育儿假落实情况纳入企业诚信评价体系。通过倡导男性分担育儿责任，缓解女性育儿压力。严厉打击就业性别歧视。加强劳动监察，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因婚育状况而歧视女性的用人单位依法严惩并曝光。
陆铭委员：建议缩短工作时间，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据3月4日腾讯财经报道：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教授陆铭建议，缩短工作时间，减少不必要的加班。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工时、累计加班工时、加班工资的规定，强化监察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建立便捷、保密的劳动者举报通道；同时完善举证与仲裁机制，优化关于加班事实认定的举证规则，解决劳动者举证难的问题。此外，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中明确界定“变相强制加班”的具体情形，使监管有更清晰的执法依据。
在企业方面，需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赋能减少不必要的耗时与人工作业负担；引导企业引入先进管理方法，以成果产出而非工时长短作为核心考核依据。
吕国泉委员：建议加强落实双休制度，确保职工休息权
据3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原主任吕国泉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目前一些单位职工加班现象比较普遍，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事业单位及互联网大厂尤其突出。吕国泉呼吁，应按照《劳动法》要求，保障每周用工时长不超过44小时，事业、机关单位及企业要保障工时标准，确保劳动者有足够休息时间，以保障身心健康。此外，尽管双休制已实行多年，目前职工双休制落实情况仍不理想，特别是小微企业、服务业、制造业和互联网企业，普遍存在单休、大小周等情况。因此，他建议应加强落实双休制度，确保职工休息权。
评论：大规模给育儿家庭发钱是近期立竿见影、一举两得的措施
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已下降到1.0左右，长期低生育率不仅会拉升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使社会失去活力；而且，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规模将持续萎缩。其后果是削弱创新力，经济发展停滞，社会进一步内卷，整体国力大幅下降。因此，要提升生育率，已经成为两会很多代表委员的共识。
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养育孩子的成本，无论金钱、时间还是精力，都主要由家庭承担，但其产生的巨大价值——未来的劳动者、消费者、创新者和纳税人，以及文化、语言和群体基因的传承——却主要由国家和社会享有。这种付出与回报的错配，需要通过足够力度的社会补偿来纠正。
姚劲波、庞永辉、张翼等代表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了加大生育补贴的提案。这些提案值得点赞。虽然提升生育率的措施有很多，但大规模给育儿家庭发钱是近期立竿见影、一举两得的措施。
韩国国家数据处最近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韩国2025年出生人口为25.45万人，比上一年增加1.61万人，增幅为6.8%，实现自2024年以来连续第二年增长。韩国曾长期面临全球最低生育率的严峻挑战，2023年生育率下降到0.72，创下历史新低。2024年，韩国出生人口多年来首次止跌回升，同比增长3.6%，总和生育率回升至0.75。2025年，这一积极趋势得以延续，总和生育率进一步提升至0.8，为近四年最高水平。
韩国出生人口连续两年回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1991-1995年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结婚和生育年龄。二是出台较大力度的鼓励生育政策。韩国保健福祉部2024年1月11日宣布，大幅提高对两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补贴，按照新政策，家中有1岁以下婴儿的父母每月可以获得100万韩元补贴（约合人民币5000元）；抚育1至2岁幼儿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万韩元补贴。此外，韩国多个地方政府进一步加码鼓励生育措施。例如，仁川市出台"1亿+idream"（i在韩语中的发音表示“孩子”）政策，旨在支持所有在仁川出生的婴儿，从胎儿期到 18 岁成年前，提供累计总额度约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0万元）的全周期支持。韩国的经验表明，发钱提升生育率是有效果的，但力度要足够大。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很多行业的需求跟不上供给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就是要创造更多的需求，最直接有效和简单明了的办法就是给消费者发钱，尤其是发钱给育儿家庭。由于育儿家庭的消费倾向高，给他们发的钱将有很大比例转化为消费支出，促进市场繁荣进而带动财政收入的增长。
因此，向育儿家庭发钱，既能扩大消费，提升民众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又能提升生育率，提振中国的创新力和综合国力，这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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