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曾几何时，欧洲的教会通过出售赎罪券，为信徒承诺缩短炼狱中的煎熬；如今，奢侈品巨头们兜售的饰品，本质上是为客户缩短在社交圈层中“籍籍无名”的时间。美国出口F-35战斗机，韩国出口K-Pop流行文化，而欧洲找到了一条绝佳的生财之路：出口自我价值与身份认同。
翻译 | AI
奢侈品：欧洲向全球虚荣心征收的永续税
欧洲经济如今正像受潮的法棍一样疲软失色，但如果你漫步在巴黎的高端街区，却完全感受不到丝毫寒意。
如果你想找一款骨头造型的皮质旅行箱，专门用来装两个宠物食盆——诚然，狗粮容器绝非生活必需品，路易威登恰好有一款在售，定价仅1.5万欧元（约合1.77万美元）。
预算稍紧的消费者，可以选择爱马仕的儿童摇摇马，同样算不上刚需，但价格“亲民”得多，仅售4600欧元。若是实在囊中羞涩，一双迪奥的拖鞋也能满足需求，每双仅410欧元，堪称品牌的“入门之选”。
除非查理曼大帝的欧洲后裔们集体中了头奖却秘而不宣，否则眼前的景象始终透着违和：到底是谁在为这些毫无实用价值的天价商品买单？
多年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始终如一：几乎不是欧洲人。奢侈品行业最初是为米兰的世袭伯爵、巴黎的上流名媛定制小众饰品，如今的核心客群早已变成了佛罗里达的地产大亨、阿拉伯的王室酋长与中国的新贵阶层。
作为商业策略，这套玩法堪称高明。路威酩轩集团（LVMH）创始人贝尔纳·阿尔诺，曾凭借这家主营路易威登箱包、年份香槟等各类“非必需品”的奢侈品帝国，一度登顶全球首富宝座。
而欧洲在高端饰品市场的持续垄断——全球约80%的奢侈品牌均源自欧洲——意味着这片大陆至今仍握有某种难以替代的文化霸权。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在全球GDP中占比持续下滑、素来标榜平等主义的大陆，却孕育出了一个完全依托阶层差异、超额利润蓬勃发展的产业。这种把“身份渴望”点石成金的商业炼金术，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阿尔诺与香奈儿、普拉达、劳力士等品牌的掌舵人们兜售的，从来不止是装饰品。它们是阶层渴望的具象化载体，是欧洲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即便这种生活方式，大多只存在于海外富裕群体的想象之中。
如果说欧洲是一座露天博物馆，那么最阔绰的游客，最终都会从古驰的礼品店带走属于自己的“纪念品”。
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们，或许会嘲讽欧洲早已沦为官僚主义与难民问题的温床，但他们依然渴望欧洲的身份认可——正是这种认可，把浮夸的奢侈品抬升到了“优雅”的境界。
阿尔诺便是去年少数受邀出席唐纳德·特朗普就职典礼的欧洲商界人士。中国用平价工业产品铺满欧洲市场，而该国的经济精英们，却热衷于用一双1050欧元的诺悠翩雅小牛皮乐福鞋，彰显自己的身份与品味。
曾几何时，中美两国的富豪或许会自我安慰，在圣罗兰袖扣、迪奥高定礼服上的一掷千金，能让自己看起来像地道的巴黎名流。
但这套说辞早已像过时的垫肩一样落伍。笔者认识不少真正时髦的巴黎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拎着骨头造型的宠物箱包，更不会考虑拥有一件迪奥高定礼服。
卡地亚、芬迪等品牌的持续涨价，早已让欧洲的富裕中产阶级望而却步。香榭丽舍大街奢侈品店外排队的韩国游客，似乎从未注意到队伍里几乎没有欧洲本地人的身影——当地人有远比排队买包更重要的事要做。
即便对于渴望拥有奢侈品的法国、意大利普通民众而言，这些品牌早已遥不可及，但对于全球的富裕阶层来说，它们却几乎无处不在。
奢侈品牌永远在兜售稀缺性的概念，无数公关人员会向外界解释：消费者需要排队数年才能买到一只爱马仕铂金包，是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工匠能打造这种登峰造极的手工制品。这套说辞，不过是用顶级丝绸包裹的商业童话。
自2000年以来，全球奢侈品行业的规模已经增长了近两倍；其3580亿欧元的年销售额——大约相当于沃尔玛或亚马逊年营收的一半——早已戳破了所谓“专属感”的谎言，这个原本小众的行业，已经彻底走向大众化。
五十年前，路易威登在全球仅有两家门店，且全部位于法国；如今，它在中国GDP排名第34位的宁波，就已经布局了两家门店。所谓的专属感，早已沦为一句空谈。
或许我们应该佩服欧洲人的商业智慧：当看到一群人愿意排队数年，只为获得购买一块5万欧元瑞士腕表的资格时，他们坦然收下了这笔钱。
曾几何时，欧洲的教会通过出售赎罪券，为信徒承诺缩短炼狱中的煎熬；如今，奢侈品巨头们兜售的饰品，本质上是为客户缩短在社交圈层中“籍籍无名”的时间。
美国出口F-35战斗机，韩国出口K-Pop流行文化，而欧洲找到了一条绝佳的生财之路：出口自我价值与身份认同。
现金换声望的生意，还能做多久？
利用全球富豪阶层的身份焦虑牟利，从来算不上什么复杂的骗局。如果那些渴望跻身顶层的人愿意花几千上万美元抵御中年危机，那让他们把钱花在欧洲制造的商品上，似乎也无可厚非。
这场精心设计的商业游戏，还为欧洲创造了大量高薪就业岗位——欧洲人既能让全球的新贵们获得“高人一等”的满足感，又能同时为本土的高福利体系提供资金支持。
但种种迹象表明，这套点石成金的魔力，或许难以永远持续下去。
如今，奢侈品行业内部正在讨论行业进入“常态化”周期，这不过是销售额下滑的委婉说法。阿尔诺如今仅位列全球富豪榜第七位，被六位美国科技巨头的掌舵人挤下了王座。
诚然，部分顶级富豪仍在奢侈品上加大投入，一掷千金购买定制限量款产品；但经纪公司盛博（Bernstein）的分析师卢卡·索尔卡指出，更多高净值人群正在转向体验式消费——而豪华酒店、高端旅行这类体验式消费，早已不是欧洲的专属。
更值得警惕的是，终有一天，欧洲之外的全球精英们，或许可以不用向法国或意大利的公司支付溢价，就能完成财富与身份的彰显。蔻驰、拉夫劳伦等美国品牌，已经成功打入奢侈品市场，尽管目前仍局限于中高端领域。
近年来，中国本土高端品牌也开始崭露头角，以爱国主义为号召，推动本土消费者将奢侈品支出转向国产品牌。
欧洲这笔向全球虚荣心征收了近百年的“天鹅绒税”，或许终有走向过时的一天。
英国政治的“偏执风格”：阴谋论的盛行，并非全然无用
十年里，从首相到普通民众，几乎所有英国人都相信，有邪恶势力在暗中操纵着国家的走向。关于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传言两极分化：
有人说他是克格勃安插的卧底，也有人说他即将成为一场秘密政变的受害者，说法完全取决于你询问的对象。保守派军官在暗中密谋政变，激进革命派别在工会中积蓄力量，敌人既在内部也在外部，既在权力顶层也在社会底层。
如今，英国的第二个“偏执时代”正在上演。民调机构More In Common的数据显示，近半数英国选民认为，“一个秘密组织掌控着全球所有重大决策，比如发动战争”的说法，肯定或很可能属实。
从左翼到右翼，从富人到穷人，几乎所有英国人都曾在某个时刻，放弃更简单、更合理的解释，转而选择复杂的阴谋论叙事。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笔下的“偏执风格”，正在英国政坛重新盛行。
不妨走进英国一座日渐衰败的小镇，参与一场焦点小组访谈，就能直观感受到这种氛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萨沙·希尔霍斯特表示，“腐败”已经成为民众解读政治的核心框架。希尔霍斯特曾花费数年时间研究诺丁汉郡的曼斯菲尔德——一座曾经繁荣的矿业小镇。
在当地民众看来，小镇从兴盛走向衰落的原因，除了政客“收受贿赂”“中饱私囊”“玩弄权术”，再无其他合理的解释。新冠疫情？在他们眼中是推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私有化的阴谋；镇上废弃的足球场被改造成住宅？必然有人从中牟取了暴利。
如今，谈论政治腐败已经成了当地最常见的话题，就像聊天气一样，是无需争议的破冰话术。曾经的阶级纽带，已经被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取代：所有人都是贪腐精英的受害者。
如果说偏执笼罩着社会的“失意者”，它同样困扰着阶层里的“领先者”。当英国中产阶级反对脱欧公投结果时，他们宁愿选择最离奇的解释——机器人水军操控舆论、俄罗斯干预公投，也不愿接受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个本就有大量疑欧民众的国家，在获得选择权时，最终决定退出欧盟。
摩根·琼斯在记录第二次脱欧公投运动的著作《没有第二次机会》中指出，阴谋论贯穿了整个亲欧盟的社交媒体粉丝群体。在脱欧争议最激烈的时期，英国女王佩戴了一顶蓝黄配色的帽子，留欧派立刻抓住这一细节，将其奉为君主反对脱欧的隐秘信号。
英国这部分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真心实意地相信，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正在通过一顶帽子，与他们完成秘密沟通。
偏执的氛围，同样弥漫在英国精英阶层内部。工党内阁办公室大臣乔什·西蒙斯，此前曾负责为现任首相基尔·斯塔默爵士运营智库“工党团结”。
《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曝光，该智库有73万英镑（约合90.7万美元）的捐款未按规定申报。这位未来的内阁大臣为此花费3.6万英镑聘请声誉管理公司APCO，调查事件的泄密源头。
最终，该智库竟将调查结果提交给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声称自己是俄罗斯黑客攻击的受害者，却完全忽略了另一种可能性：这不过是英国工党内部最常见的泄密事件。最终NCSC并未就此展开调查——如果此事真的是俄罗斯黑客所为，英国安全部门的反应未免太过冷漠。
看到这里，人们自然会发出哀叹：社会纽带日渐疏离，现实与虚幻的边界愈发模糊。如今的英国，越来越多人独自用餐，低头盯着手机屏幕，浏览着那些无论想法多么荒谬，都能与自己形成共鸣的内容。那些曾经被社会禁忌约束的离奇念头，如今正从人们的脑海深处肆意涌出。
这样看来，那些深陷偏执的人似乎值得同情。正如霍夫施塔特在文章中所写：“我们都是历史的受害者，但偏执的人承受着双重折磨——他们不仅和我们一样饱受现实世界的痛苦，还要被自己的幻想所困。”
但偏执并非全然无用。霍夫施塔特曾略带讽刺地写道，偏执意味着“成为先锋派的一员，能在阴谋完全显露之前，在尚未觉醒的公众面前洞察其本质”。而在彼得·曼德尔森的案例中，这种看似偏执的警惕，最终被证明是有价值的。
多年来，左翼网民与《金融时报》一直在反复质问：曼德尔森勋爵为何会与亿万富翁、 convicted儿童性侵犯杰弗里·爱泼斯坦保持长期密切的关系。
最终导致这位贵族身败名裂的私密邮件，不过是导火索上的一点火星——在此之前，英国主流财经报纸与那些用《辛普森一家》截图做头像的普通网民，已经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质疑与监督。当丑闻最终被证实时，后知后觉的公众才爆发出集体的义愤。
我们最好将这种政治偏执，看作一种社会的应激症状，或是免疫系统启动的信号。弗朗西斯·惠恩在记录20世纪70年代阴谋论浪潮的著作《荒诞岁月》中，曾给出精准的判断：偏执“并非社会的常态，而是一种偶发现象，它总是与社会冲突、末日式的集体恐惧相伴而生”。
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之所以被叛国传闻与阴谋论撕裂，根源在于旧秩序正在瓦解，围绕新秩序的博弈已然开启。如今的英国，仍在混乱与动荡中摸索新的社会秩序，而偏执，正是人们生活在这个充满剧变与不确定性的时代，必然产生的结果。
归根结底，偏执的反义词，从来不是冷静的分析，而是彻底的冷漠。那些认为俄罗斯是英国所有弊病幕后黑手的人，无疑是陷入了偏执的疯狂；但那些认为俄罗斯与英国的困境毫无关联的人，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傻瓜。
英国脱欧本就是一场愚蠢且毫无必要的政治动荡，难怪民众会始终揪着不放，试图寻找背后的深层原因。选民有权要求政客解释公共领域为何会堕落至此，而不是麻木地接受现状。
英国承受不起全民冷漠的代价。而这份近乎偏执的警惕，正是民众关心这个国家，所需付出的代价。
特朗普石油禁运加剧古巴能源危机 中国光伏设备推动当地太阳能产业逆势爆发
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升级的石油封锁，正在这个加勒比岛国催生一场意料之外的能源转型。长期受美国制裁的古巴，正以全球罕见的速度扩张太阳能发电能力，来自中国的光伏产品成为其应对能源危机的核心支撑。
这场由外部制裁倒逼的变革，也让“太阳能”这个原本小众的能源品类，成为古巴普通民众与企业应对生存困境的重要依托。
“这群混蛋！”当被问及美国的制裁政策时，老哈瓦那的导游胡安忍不住怒斥。他对古巴政府的施政本就颇有不满，认为其“未能给民众带来切实改善”，但特朗普针对古巴的极限施压，让他和无数普通古巴人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对他而言，意识形态的分歧远不及现实的生存压力迫切：送孩子上学的交通、汽车的燃油、餐桌上的食物，每一样都因制裁变得愈发艰难。
事实上，能源短缺本就是古巴长期面临的难题，而特朗普威胁对所有向古巴供应石油的国家加征关税的举措，实质上形成了全面石油禁运，让当地能源危机彻底升级。
受此冲击，古巴支柱产业旅游业遭受重创：航空公司无法在哈瓦那完成加油，旅游巴士大量闲置停运，食品与交通成本大幅飙升。
当地汽油官方指导价为每升1.10美元，但早已通过专属APP实行严格配给制——各国大使馆的燃油配额根据规模、车队数量及与古巴的友好程度划分，俄罗斯使馆获得了更高的配额；而在黑市，每升汽油的价格一度高达4000比索（约合8美元）。
能源短缺的影响渗透到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往日车流不息的街道变得异常安静，夜间大量路灯停止点亮，原本就以小时计的日常停电时长进一步拉长，不少家庭重新拾起木炭炉解决做饭问题。
为应对危机，古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节流措施：由该国军工企业集团盖萨（Gaesa，古巴旅游业核心运营主体）旗下的多家大型酒店暂停营业，以集中接待剩余游客、降低燃料消耗；政府部门推行居家办公模式；同时打破盖萨对燃料进口的垄断，允许私营企业在具备采购能力的前提下自主进口燃料。
但局面并未彻底失控，除了古巴本土生产的重质高硫原油可满足约40%的燃料需求外，核心原因在于：在特朗普执着于石油封锁的同时，古巴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推进替代能源建设，而其核心抓手，正是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
能源智库Ember整理的中国出口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4月的12个月内，古巴自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规模同比增长34倍，增速位居全球首位。仅仅几年前，古巴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如今，其太阳能发电能力已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石油禁运带来的冲击。
古巴政府的能源政策，是这场光伏爆发的核心推手。2024年3月，古巴官方发布规划，提出到2028年建成2吉瓦的太阳能发电装机，该项目在资金、建设及光伏组件供应上，均高度依赖中国合作方。
2026年2月11日，古巴官方披露，该国新建光伏电站在午间用电高峰时段的发电量已接近1吉瓦，可满足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用电需求。目前古巴已更新目标，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全国电力供应中的占比提升至24%，而2024年这一比例仅为5%左右。
特朗普引发的能源危机，也让普通民众与企业意识到了太阳能这种免费能源的价值，民间自发的光伏应用快速普及。玛尔塔·德乌斯经营着一家名为“万道”的食品配送企业，她已在公司办公室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古巴国有零售企业Copextel的销售人员表示，该公司销售的太阳能电池板、热水器等产品，“市场需求非常旺盛”。
当然，太阳能发电存在天然的局限性：用电高峰集中在傍晚太阳落山之后，仅靠光伏组件无法满足全天用电需求。但与此同时，古巴也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口中国生产的储能电池，中国产电动汽车的普及率也在快速提升。
古巴前外交官卡洛斯·阿尔祖加雷日常驾驶一辆中国东风品牌的汽车出行，他在2024年购入这辆车，核心原因正是日益严重的燃料短缺。当地企业Ecocargo已运营起一支由电动出租车、配送货车组成的小型车队。一位要求匿名的哈瓦那本地经济学家评价：“古巴很可能正在经历全球速度最快的能源转型。”
但需要正视的是，尽管中国光伏组件供应充足、价格具备优势，却无法彻底化解古巴当前的危机。Copextel在售的一套家用太阳能系统，售价约为5000美元，对绝大多数古巴家庭而言遥不可及。
即便政策允许私人采购光伏设备，美国的长期制裁也让绝大多数海外企业不愿与古巴开展贸易，供应链渠道极为有限。即便是有意愿、有能力投资光伏的企业，也无法完全摆脱对燃油的依赖——当地另一家运输企业Mercatoria的负责人阿尔多·阿尔瓦雷斯表示，受燃料短缺影响，公司已在2026年2月暂停了全部运营。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美国对古巴的极限施压，对普通民众生活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其推动古巴政权更迭的目标。这场危机反而让太阳能这种比石油进口更具自主性的能源，在古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但不容忽视的是，古巴长期存在的债务违约问题，已让中国投资方对古巴新增光伏项目的态度趋于谨慎，而特朗普政府持续升级的施压政策，只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不确定性。
欧洲汽车工业的逆势增长样本：斯洛伐克为何能在行业寒冬中持续扩容
在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重构、欧洲传统汽车工业整体承压的当下，中东欧小国斯洛伐克，正成为欧洲汽车制造版图中难得的增长极。
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以西一小时车程的霍尔纳·斯特雷达，保时捷智能电池工厂已于2024年正式投产，工厂内机器人数量是150名员工的两倍有余。
安静的厂房内，小型自动穿梭车将零部件精准运送至各个工位，黄色机械臂在此完成电池模块的组装；这些模块随后会被运往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另一家工厂，组装为完整电池包，最终搭载到保时捷卡宴纯电动SUV上。
这款与燃油版、混动版同线生产的纯电豪华SUV，预计将于2026年晚些时候正式开启交付。 作为德系豪华品牌，保时捷与其母公司大众集团，已为这座斯洛伐克电池工厂投入约10亿欧元（约合11.8亿美元）。而看中斯洛伐克投资价值的，远不止保时捷一家。
早在三十年前，西欧车企便开始将目光投向中东欧，寻求在贴近西欧核心消费市场的同时，降低制造成本。在这一产业东移的浪潮中，斯洛伐克的吸引力丝毫不逊于波兰、罗马尼亚等区域内人口规模更大的经济体。大众集团早在1991年便在斯洛伐克布局建厂，如今已成为该国最大的私营企业；
2025年，大众斯洛伐克工厂累计生产汽车约33.7万辆，覆盖大众、奥迪、斯柯达、保时捷等多个集团核心品牌。 斯洛伐克的汽车产业实力，远超其500多万的人口体量。
数据显示，2025年该国汽车产量接近110万辆，人均汽车产量稳居全球首位。汽车产业是斯洛伐克绝对的经济支柱，贡献了约10%的国内生产总值，直接雇佣就业人数达17万；该国生产的汽车几乎全部用于出口，占斯洛伐克全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
时至今日，该国汽车产业的规模仍在持续扩张。瑞典车企沃尔沃正在当地投资12亿欧元，建设一座全新的纯电动汽车工厂，该工厂将于2027年正式投产，规划年产能达22.8万辆。
沃尔沃工业运营负责人弗朗西斯卡·甘博尼表示，斯洛伐克拥有技术娴熟的产业工人、完善的基础设施与成熟的供应商网络——目前当地有近400家企业为汽车产业提供配套服务。
她同时承认，政府补贴起到了关键作用：沃尔沃为该项目获得了约2.7亿欧元的政府补贴。 除了直接补贴，车企还可在当地享受税收减免等多项优惠政策。
目前，韩国起亚汽车欧洲核心生产基地位于斯洛伐克日利纳市；捷豹路虎、标致雪铁龙（二者均隶属于Stellantis集团，该集团最大股东Exor同时持有《经济学人》母公司的部分股权），也已在斯洛伐克深耕多年，布局了大规模生产业务。
在欧洲汽车工业整体下行的周期中，斯洛伐克展现出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受疫情冲击、欧盟排放法规收紧推高制造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2019年以来欧洲整体汽车产量下滑超五分之一，而斯洛伐克的汽车产量仅出现微幅下降。
这一韧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该国提前对电动化转型进行了布局，例如起亚汽车已在日利纳工厂启动了欧洲专属电动车生产线。
尽管全球纯电动车销量增速不及市场预期，但2025年西欧市场纯电动车销量仍同比增长近30%。据汽车行业咨询公司Schmidt Automotive的数据，目前纯电动车已占西欧汽车总销量的近五分之一，电动化仍是欧洲汽车市场的核心趋势。
但不容忽视的是，斯洛伐克对汽车制造业的高度依赖，也使其经济极易受到行业周期波动的冲击。当前，整个欧洲汽车产业都面临着中国平价进口电动车的冲击，所有车企都在竭力压缩成本、维持竞争力；与此同时，全球各国都在出台优惠政策，争抢汽车产业与新能源产业链的投资。
西班牙凭借丰厚的政府激励政策与充足的可再生能源供给，已吸引多家电池制造商落地；Stellantis集团在摩洛哥快速扩张产能，吸引它的正是当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
区域内的竞争同样日趋激烈：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即将在匈牙利开设其欧洲首家整车工厂，德国宝马也选择匈牙利为其“新世代（Neue Klasse）”纯电车型建设全新生产基地；
比亚迪同时还在与欧盟签署了自贸协定的土耳其建设第二座海外工厂，另有传言称其倾向于在西班牙布局第三座工厂。 对于所有高度依赖外资车企的国家而言，最大的不确定性始终在于：大型跨国车企永远会优先选择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
对于斯洛伐克而言，它仍在全球汽车产业的投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但这场围绕车企与产业链投资的争夺战，正变得愈发激烈。
参考资料
【1】《经济学人》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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