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婉秋,今年五十四,是个退休的社区医生。

说退休也不准确,其实是内退,医院照顾老同志,让我们这批五十出头的先回家歇着,工资发百分之八十,等到正式退休年龄再办手续。我这人闲不住,退了之后又在社区卫生院找了个坐诊的活儿,一周去三天,给老头老太太们量量血压、开点常用药,日子过得平淡如水。

我老伴走了六年了,独生女儿在北京工作,一年回来一趟。家里就剩我一个人,还有一盆养了八年的绿萝。怎么说呢,不是不寂寞,但也习惯了。到了我这个岁数,很多事都看淡了。

包括那件事。女人的那件事。

我四十九岁那年就彻底停经了,到现在五年整。刚开始还有点不适应,总觉得少了点啥,后来就坦然了。省事,干净利落,老天爷这是让我提前退休当个清静人。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了。

谁知道去年夏天,来了个电话。

打电话的是我以前在医院的一个老同事,姓周,现在在红十字会做事。她问我能不能帮忙,说邻县山区发了特大洪水,好几个村子断了路,缺医疗人员,特别是年纪大点的、能吃苦的。年轻的不敢派,怕扛不住。

我问去多久,她说至少十天,具体看情况。

我犹豫了三秒钟,答应了。

没啥高尚的想法,就是觉得——闲着也是闲着,能帮一把是一把。

挂了电话才想起来,我这身体,五年没出过远门了,能行吗?想想也算了,管他呢,走一步看一步。

集合那天早上,我背着个旧登山包,包里塞了几件换洗衣服、两双解放鞋、一大包常用药,还有我的老式水壶。在县城集合点,我见到了这次一起去的其他人。有消防的,有民兵,有几个志愿者,还有一个——

一个老头。

真的,第一眼我就觉得他是个老头。头发花白,短得贴着头皮,脸上全是褶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口的扣子还扣错了一颗。他背着一个巨大的迷彩包,鼓鼓囊囊的,站在人群边上,一句话不说。

我问他多大年纪了,他看了我一眼,说:“六十二。”

我心想,这不是瞎胡闹吗?六十二了还往灾区跑?

后来才知道,他是退伍老兵,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卫生员出身。退了休之后在老家种地,听说这边遭灾,自己骑着摩托车骑了八十公里找过来的。

“摩托车后座绑了两箱消炎药。”带队的年轻人跟我说,“他自己掏钱买的。”

我没再说话。

进山的路早就断了,我们得徒步往里走。头一天就走了将近二十公里,翻了两座山。我年轻时下乡插过队,自认还能走,但那天走到后半程,腿肚子直转筋,眼前一阵阵发黑。

老兵——后来我知道他姓孟,我叫他老孟——一直走在我后面。我不回头也知道,因为能听见他的脚步声,不紧不慢的,跟得死死的。

有一回我踩到一块松动的石头,身子一歪,还没反应过来,后脖领子就被人揪住了。是老孟,一只手揪着我,另一只手拄着根树枝,稳得跟钉在地上似的。

“慢点。”他说。

就俩字。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半塌的村子里落脚,给灾民发药、处理伤口。有个老太太腿被木头砸伤了,化脓了,得清创。我蹲在那儿弄了快一个小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黑,差点栽倒。

有人扶住了我胳膊。还是老孟。

“你歇着,我来。”他说。

他接手之后,我坐在地上看他。动作确实利落,比我还利落。手也稳,那么大年纪了,一点不带抖的。

后来几天,我俩就搭伙了。他背东西,我给人看病;我累了,他就顶上;晚上扎帐篷,他三分钟就能搭好,我还在那儿扯拉链。他话少得可怜,一天能说十句话都算多的。但奇怪的是,跟他在一块儿,我心里踏实。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帐篷里歇脚,外面还在下雨,帐篷里湿漉漉的,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我裹着睡袋还是冷,缩成一团,牙齿打颤。

他忽然把他的军大衣递过来,旧的,绿得发黑,带着一股子烟味和汗味。

“穿。”他说。

我说不用,你咋办。

他说:“我习惯了。”

就这么四个字。我裹着他的大衣,闻着那股味儿,不知道为啥,眼眶有点热。

那十一天,我们去了三个村子,翻了多少座山我数不清了。我给一百多号人看过伤,老孟帮我背药箱、打下手、抬伤员,啥活都干。有一回在河边,他救了一个落水的小孩,自己差点被冲走,回来之后一声不吭,把湿衣服脱了拧干,继续走。

我问他,你图啥?

他想了好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说:“当年打仗,我们班十二个人,活下来四个。那八个,埋在南边了。”

他没再往下说。我也没问。

回来之后,日子照旧。我又回到社区卫生院坐诊,给老头老太太量血压,听他们唠叨家长里短。家里还是我一个人,那盆绿萝还活着。

但有一件事变了——我睡不着了。

不是整宿整宿睡不着,是睡着之后,总会醒。夜里两三点,准时醒。醒了之后再也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全是那十一天的画面。那个村子,那条河,那些人的脸,还有老孟。

我想他干嘛呢?回家了没有?他那辆破摩托车还能骑吗?他那个迷彩包有没有洗?他那件军大衣,我穿过之后还给他了,他会不会洗?

我知道这想法挺傻的。六十二了,五十四了,加起来快一百二十岁的人了,想这些有的没的。人家不过是临时搭伙,干完活各回各家,萍水相逢。

可我睡不着啊。

有一次半夜醒了,我坐起来发呆,忽然闻到一股味儿——烟味、汗味、旧军装味儿。我吓了一跳,以为幻觉了。找了半天,发现是我那件冲锋衣,那天晚上裹在睡袋外面,可能沾上了那件军大衣的味道。

我抓着那件衣服,闻了又闻,然后哭了。

我也不知道哭啥。可能哭那十一天,可能哭那些死去的人,可能哭我这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日子。也可能啥也没哭,就是眼睛出汗了。

后来我托人打听过老孟。人家说,他回去了,还种他那几亩地。有个儿子在广东打工,一年回来一趟。老伴走了七八年了,也是一个人过。

我没去找他。

去找他干啥呢?两个加起来一百多岁的人,还能咋的?

但是睡不着这事,一直没好。我现在每晚睡觉,都把那件冲锋衣放在枕头边上。闻着那股若有若无的味儿,心里好像踏实一点,又好像更空了。

我想,有些人,你跟他走了十一天,这辈子就忘不掉了。

不是那种忘不掉,是另一种忘不掉。就像那件旧军装,洗不掉的味儿。

昨天夜里我又醒了,看看手机,三点十六分。窗外有月亮,挺亮的。我忽然想起老孟说过的一句话。那天我们在山上,累得跟狗一样,坐在石头上喘气。他看着远处的山,忽然说:

“人啊,一辈子,能真正活着的时候,没几天。”

我问他那几天算活着。

他没回答我,站起来,背起包,说:“走吧,前面还有路。”

我也不知道我这算不算活着。五十四了,停经五年了,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了。结果一趟洪水,一个老兵,十一天,把我整个人搅得乱七八糟。

可我不后悔。

睡不着就睡不着吧。反正,天亮还得起来,还得给人量血压,还得过日子。

只是偶尔会想,不知道他睡不睡得着。

他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见的比我多,背的比我重,应该——睡得着吧。

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