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朋友的文章《鞋子.上》。文里写到，她十岁左右时，一到雨天还常没鞋穿，只得赤脚。读到这里，我心里便有些不是滋味，闷闷的，像堵了点什么。她问我为何不评，我老实说了：读了不舒服，评了也不舒服，并且坚决不再看那下篇。我们都是七零年后出生的人，对于“匮乏”这两个字，虽各家的深浅不同，但总归是有几分刻在骨子里的记忆的。
前些时回老家，和村中的发小小六喝酒。酒至半酣，说起小时候的顽皮事，小六忽然对我说道：“我那时候，哪里有什么鞋穿，一年倒有半年是光着脚的。你记不记得，每次都是你妈，把你的鞋拿来让我穿。”他说得认真，又转向旁人：“真的，我家就没给我买过鞋，都是穿他穿剩下的。”我听了，一时怔住，竟有些茫然。这些事，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的。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职工，按月领着薪水，在那个普遍穷困的年代里，虽说也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但确实不曾让我们姐弟几个赤过脚，或是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出门。家里头，奶奶和姥姥都还硬朗，我记忆里最深的，便是她们似乎永远有纺不完的棉花，纳不完的鞋底子。那鞋底子，是要先用旧布，一层一层地用浆糊粘在木板上，压实了，放在太阳底下晒得硬邦邦的，然后比着鞋样儿剪下来，再用麻绳一针一针地纳。麻绳穿过厚鞋底子，发出“嗤——嗤——”的声响，那声音悠长而绵密，伴着我许多个黄昏。大抵是因此，我对儿时的鞋子，便没了什么特别的记忆，只当是理所当然就该有的东西。
然而，有两件关于鞋子的事，却像是河底的卵石，水流走了，它们却还清清楚楚地留在那里，想忘也忘不掉。
那时我该是极小的，中午放学回家，家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我照例先溜进母亲的睡屋，想寻些吃的。一进门，便看见桌上放着一小沓钱，那花花绿绿的票子，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诱惑实在太大了。我的心“咚咚”地跳着，鬼使神差地，便伸手将那沓钱揣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跑出门去找村里的小伙伴们玩。傍晚回家，吃饭，一切如常，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可到了晚上，我便觉出了气氛的不对。父亲和母亲正在屋里审问二哥。二哥大我四岁，是出了名的犟筋，任你怎么问，他就一句话：“我没拿！”父亲问，母亲也问，软硬兼施，二哥只有那三个字。父亲的脸涨得通红，母亲的眼圈也红了，终于，巴掌和拳头落在了二哥身上。我躲在屋外黑暗的角落里，看着，大气也不敢出，心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外婆拉着，劝着，母亲最后哭了，说那是一个月的工资，二十多块钱，丢了，这一家人日子怎么过。那晚上二哥的哭声，母亲的哭声，还有父亲愤怒的喘息，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我想出去承认，可恐惧像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捂住了我的嘴。那沓钱，被我藏在了鞋里。垫在鞋垫子底下，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时时烫着我的脚。我不敢花，也不敢动。必竞年幼，渐渐地，竟将这事忘了。直到有一天，母亲在院子里洗衣服，不知怎的，拎着我那双鞋进了屋。她脸色铁青，一句话也不说，趁我不备，猛地把我按在凳子上，褪下裤子，就用那只湿淋淋的鞋底，狠狠地抽在我的屁股上。一下，两下，三下……那湿底子抽在肉上的滋味，火辣辣的，疼得钻心，到现在好像仍能感到疼痛。
另一件，是我上了初中以后的事了。那时节，时兴喇叭裤和一种三节头的火箭式皮鞋。黑漆漆的皮面，亮锃锃的，头尖尖地翘起，别提多神气了。我心心念念，想得发狂，便磨着母亲要买。母亲自然是不肯，说一个刚上初中的孩子，要那样时髦的东西做什么。我求了又求，许了各样好听的诺言，她只是不松口。到了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的晚上，我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倔劲，晚饭也不吃，赌气便上床睡了。这一躺下，竟真的起了绝食的念头，第二天，第三天，整整两天，水米不进，只是蒙着头，无声地对抗着。起初，母亲只当我是闹脾气，并不理会。后来见我真的一口不吃，她便来回在屋里踱步，叹气，又到我床前，低声下气地劝，我仍旧不动。到了第三天，我记得很清楚，是腊月二十五的下午，母亲终于走到我床前，说：“起来吧，明天让你哥陪你去，把那鞋买了。”我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头有些晕，心里却像放出了一只欢喜的鸟。第二天，哥哥陪着我去街上，买回了那双梦寐以求的火箭式皮鞋。它穿在脚上，有些硬，有些沉，却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轻快了。我穿着它，在院子里来回走了许久，脚下的雪被踩得“咯吱咯吱”响。那动静，那声音…。
如今，我的鞋柜里，各色的鞋子，总有二十多双。皮鞋，运动鞋，整整齐齐地摆着。可每次打开柜门，目光掠过这些鞋子，心里头却总有些恍惚。我会想起小六的话，想起二哥那晚无辜的哭声和落在身上的巴掌，想起母亲红了的眼圈，也想起自己躺在床上的那两天两夜的沉默，以及那双冰冷而又滚烫的火箭式皮鞋。它们早已不是走路的器物了，倒像是些沉默的证人，见证着一段相通的匮乏，和一些只属于自己的、隐秘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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