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来讲战国七雄里，第一个被秦国灭掉的国家——韩国。它的历史啊，可以说是从头到尾都在“夹缝中求生存”，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
韩国的祖先，和魏国一样，也是周王室的同姓，姓姬。后来后代在晋国做事，被封在“韩原”，才有了韩氏。韩氏在晋国成为“六卿”之一，有个关键人物叫韩厥。这个人，咱们在讲“赵氏孤儿”时提到过，他可是赵家的大恩人。
当时晋国权臣屠岸贾要诛杀赵氏全家，韩厥劝阻不成，就偷偷告诉赵朔快逃。赵朔说：“你能为我们赵家保住血脉，我死也无憾了。”后来程婴和公孙杵臼设计救下赵武，韩厥是知道内情的。等晋景公生病占卜，说是“功臣之后断绝祭祀导致作祟”时，韩厥趁机进言，提到了赵家的功劳，最终帮助赵武复位，恢复了赵氏的封地。司马迁都夸，这是积了大阴德啊！韩家后来的福报，可能就从这儿开始的。
到了春秋末期，韩家跟着赵家、魏家一起灭了智伯，三家分晋，这才成了独立的诸侯国。韩国第一任正式国君是韩景侯。
但韩国的地理位置太要命了：它西边是虎狼之秦，东边是强盛的齐国，南边是庞大的楚国，北边还有赵、魏两个同出晋门的“兄弟”。国土又小，还没险要关塞，简直就是“四战之地”，谁想打架都能踹它家门。
所以韩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被揍史”和“求生外交史”。翻开《韩世家》，满眼都是“秦伐我”、“秦拔我XX”、“魏败我于XX”。今天丢座城，明天损几万兵，看着都心疼。
不过，韩国也有过短暂的高光时刻，就是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的时候。申不害是法家“术”派的代表，讲究君王驾驭臣下的权术手腕。他执政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把韩国治理得不错，诸侯不敢来侵犯。可惜啊，他死后，韩国又不行了。更讽刺的是，昭侯晚年赶上年景不好，却大兴土木修建豪华的“高门”。有明白人屈宜臼就说：“昭侯走不出这座门。为啥？不合时宜啊！他走运的时候不修，现在国家倒霉（秦拔宜阳），又遇旱灾，不体恤百姓反而更加奢侈，这叫‘时绌举赢’（倒霉的时候干阔气的事）。”结果，高门修成，昭侯就死了，真没从这座门走过。你看，这就是不听劝的后果。
韩国最典型的困境，体现在一场外交事件上。秦韩大战，韩国大败，急得不行。大臣公仲朋给韩王出了个主意：秦国一直想打楚国，咱们不如送秦国一座名城，再配上铠甲兵器，联合秦国一起去打楚国。这是“损一得二”的买卖。
韩王觉得好，就让公仲去办。楚国听到消息吓坏了。谋士陈轸给楚王出主意：咱们大张旗鼓，做出要全力救韩国的样子，把战车排满道路，派使者带厚礼去韩国，表示要和韩国共存亡。韩国一定感激我们，就不会死心塌地跟秦国走了。这样秦韩联盟就会出现裂痕。
这一招果然奏效。韩王被楚国的“义气”感动了，决定不和秦国结盟了。公仲急得直跺脚：“大王！要打我们的是真刀真枪的秦国，用虚名救我们的是楚国啊！您怎么能因为楚国的空头支票，就断绝对抗强秦的可能呢？您会被天下人耻笑的！”可韩王不听，断然拒绝了秦国。
结果呢？秦国勃然大怒，加兵猛攻韩国，而楚国答应的救兵，连个影子都没有。韩国在岸门被打得大败，只好把太子送到秦国当人质求和。你看，这就是在残酷的战国丛林里，因为天真和短视付出的惨痛代价。
到了战国末年，韩国已经奄奄一息，成了秦国案板上的鱼肉。但它还贡献了最后一位重量级人才——韩非。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文章写得犀利无比。他的同学李斯在秦国当官，就跟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说：“我同学韩非太牛了，他的书您一定要看！”秦王看了《孤愤》、《五蠹》这些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哎呀，我能见见这个人，死都无憾了！”
为了得到韩非，秦国发兵猛攻韩国。韩国没办法，只好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给秦王上书，劝他先打赵国，保存韩国。这和他的同学、秦国廷尉李斯的战略利益冲突。李斯怕韩非抢了自己的风头，就在秦王面前进谗言，说：“韩非是韩国公子，终究会为韩国着想。大王不能用他，不如找个罪名杀了他，以绝后患。”秦王就把韩非关进了监狱。李斯趁机送去毒药，逼他自杀。等秦王后悔，想赦免他时，韩非已经死了。一代思想巨子，就这样死在了异国的牢狱里，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韩非死后没几年，公元前230年，秦国内史腾率军攻韩，没费多大力气就俘虏了韩王安，把韩国土地设为颍川郡。战国七雄中，韩国第一个退出了历史舞台。
司马迁总结说，韩厥当年积下阴德，让韩氏和赵、魏一样传承了十几代成为诸侯，这是有道理的。但韩国的灭亡，似乎也是注定的。它就像战国棋局上最弱的一颗棋子，尽管也曾用申不害变法图强，尽管也出了韩非这样的天才，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和恶劣的地缘环境下，所有的挣扎都显得那么无力。它的故事，是一个小国在巨人时代生存与毁灭的典型样本。好，韩国的历史，今天就讲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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