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秉锐，今年38岁，出生在陕南一个叫李家沟的小山村。每当我站在城市高楼的窗前，望着远处朦胧的山影，总会想起那片金黄的桔园，想起那个改变我一生的女人——我的大嫂王秀梅。
1997年的秋天格外漫长。父亲拉着满满一车橘子去赶集，那天的露水特别重，山路又窄又滑。后来听村里人说，父亲是为了避让一辆摩托车，连人带车翻下了三米多高的路坎。等人们找到他时，那车金灿灿的橘子滚得到处都是。
父亲下葬那天，我跪在坟前，看着纸钱在风中打着旋儿。十岁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死亡的含义，只知道那个会把我扛在肩头摘橘子、会用粗糙的大手摸我脑袋的父亲，再也不会回来了。
母亲在葬礼上哭得几乎昏厥。她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我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比我大六岁，母亲改嫁时被她奶奶留下了。父亲的前妻病逝后留下大哥，比我大十五岁。大哥十六岁就去了广东打工，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我们这个拼凑起来的家庭，平时也算和谐。
父亲百日刚过，母亲就开始频繁往镇上跑。有天傍晚，我看见媒婆张婶从我家出来，手里捏着个红纸包，笑得见牙不见眼。那天晚上，母亲在灯下缝补衣裳，针脚歪歪扭扭的，好几次扎到手指。
“秉锐，”她突然开口，声音干涩，“妈可能要走了。”
我正趴在桌上写作业，铅笔芯“啪”地断了。我没抬头，只是感觉眼眶发热，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
“对方是镇上卖肉的，家里有两个闺女，比你大两岁……”母亲继续说，手上的针线活没停，“人家说……说不能带半大小子过去，养不熟……”
三个月后，母亲穿着件崭新的红棉袄离开了李家沟。她走的那天早上，特意给我煮了俩荷包蛋，还往我书包里塞了五块钱。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上了那辆蓝色拖拉机，尘土飞扬中，她始终没回头。
我蹲在院角的梨树下，把脸埋进膝盖里。秋风卷着落叶在我脚边打转，远处传来谁家孩子的笑声，显得格外刺耳。
“秉锐。”
我抬起头，看见大嫂王秀梅站在我面前。她逆着光，身后是橘红色的夕阳，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听见她说：“你以后跟着哥嫂过，有哥嫂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
大嫂是四川人，去年大哥从广东带回来的。记得她刚来时，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皮肤白得像刚剥壳的鸡蛋，笑起来两个小酒窝特别好看。村里人都说大哥有福气，娶了个这么标致的媳妇。
那天晚上，大嫂把我的被褥搬进了他们隔壁的小屋。那是间堆放农具的杂物间，她花了一下午收拾出来，墙上还糊了新报纸。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垫，比我原来的床还软和。
“先将就着，”大嫂给我掖被角时轻声说，“等明年卖了橘子，给你打张新床。”
我闻到她手上带着淡淡的橘子香，那是白天摘橘子留下的。我忽然想起父亲身上也有这种味道，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大嫂没说话，只是轻轻拍着我的背，像哄小孩那样。
大哥蹲在门口抽旱烟，烟锅里的火光明明灭灭。过了很久，他哑着嗓子说：“秀梅，咱不出去了吧？”
大嫂“嗯”了一声：“果园得有人照看，秉锐也得有人管。”
就这样，大哥大嫂放弃了去广东打工的打算，留在村里经营父亲留下的六亩桔园，还养了几百只鸡鸭。每天早上天不亮，大嫂就起床煮猪食、喂鸡鸭；大哥则扛着锄头去果园。我放学回家，总能看到灶台上温着饭菜，有时是蒸米饭腊肉，有时是葱花面，碗底必定卧着个荷包蛋——那是大嫂特意给我留的。
1998年春节，大嫂的娘家人从四川过来。她那个说话像打机关枪的妹妹看见我，惊讶地问：“姐，你啥时候生的这么大个儿子？”
大嫂正在灶台前炒腊肉，闻言笑道：“这是秉锐，我小叔子。”
“哟，养小叔子可不容易，”妹妹撇撇嘴，“将来娶媳妇盖房子，都是钱呢。”
大嫂把炒好的腊肉装盘，头也不抬地说：“他爹没了，娘改嫁了，我们不养谁养？”
那天晚上，我听见大嫂屋里传来争吵声。大哥闷声说：“秀梅，要不……咱还是把秉锐送他娘那儿去吧？”
“你说啥胡话！”大嫂的声音陡然拔高，“那家人能对他好？后爹有几个真疼别人孩子的？”
“可是……”
“没有可是！”大嫂打断他，“秉锐这么懂事，学习又好，将来肯定有出息。咱们苦点就苦点，总比让孩子受委屈强。”
我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屋里，把脸埋进枕头。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大嫂是真的把我当亲人在疼。
转眼到了2005年，我上高三。那几年橘子行情不好，大哥大嫂起早贪黑地干活，才勉强供我上学。大嫂的手再也不像刚来时那么白嫩了，常年劳作让她的关节粗大，手心布满老茧。但她每次去镇上卖鸡蛋回来，总会给我和小侄子带些零食，或是称斤五花肉给我们补身体。
高考那天，大嫂天没亮就起来给我做早饭：煮了六个荷包蛋，说是“六六大顺”；蒸了块发糕，寓意“步步高升”。她站在校门口等我，手里攥着瓶冰镇橘子汽水——那是她平时舍不得买的奢侈品。
然而命运弄人，我以一分之差落榜了。拿到成绩单那天，我在河边坐了一下午，看着夕阳把河水染成血色。回家时，大哥蹲在门口抽闷烟，大嫂在灯下补衣服。
“大嫂，我想去深圳打工。”我低着头说。
大嫂手里的针停住了。她放下衣服，走到我跟前：“为啥？”
“我……我没考上。”我的声音像蚊子哼哼。
大嫂抓住我的肩膀：“一分！就差一分！秉锐，复读一年吧，大嫂供你！”
我抬头看她，发现她眼里噙着泪。大哥也走过来，闷声说：“你大嫂说得对，复读一年，别留遗憾。”
那天晚上，大嫂从木箱子里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沓钱。她数了又数，总共两万元——那是他们攒了两年准备翻修屋子的钱。
“拿着，”大嫂拿出要交的学费塞给我，“开学去县一中报名复读班。”
我死活不要，大嫂急了：“你是不是嫌少？不够大嫂在给你……”
“大嫂！”我哽咽着打断她，“我是怕……怕明年再考不上……”
大嫂突然哭了，大颗大颗的泪珠砸在地上：“秉锐，大嫂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多读点书。我要是识字多点，当初在厂里就能当小组长，不用天天加班……你不一样，你聪明，一定能考上！”
第二年，我如愿考上了西安理工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大嫂在灶台前忙活了一整天，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还把珍藏多年的杨梅酒拿了出来。她喝得满脸通红，一个劲儿地说：“我就知道秉锐有出息！”
开学前半个月，大嫂每晚都在灯下赶制新被褥。她买了最好的棉花，布料是镇上扯的蓝底白花棉布。一针一线缝得密密实实，边角还绣了朵小小的橘花。
“城里冬天冷，”她边缝边说，“被子厚实点好。”
大哥则把养了一年多的两头猪提前卖了，凑齐了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临走那天，大嫂一直送我到镇上的汽车站。上车前，大嫂又塞给我一千块钱。
“穷家富路，”她抹着眼泪说，“到了给家里来个信。”
汽车开动时，看着大嫂远去的身影，我眼泪又落了下来。
大学四年，我靠着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没再向家里要过钱。每次放假回家，都能看见大嫂鬓角又多了一些白发。她会提前晒好被子，买好我爱吃的腊肉，然后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等我。
毕业后，我在西安找了工作，慢慢站稳脚跟。每年橘子成熟的季节，我都会抽空回去帮忙。大嫂总说：“你工作忙，不用回来。”可每当我真的出现在果园里，她又会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去年秋天，正是橘子收获最忙的时候，大嫂突然晕倒在果园里。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乳腺癌。医生说要尽快手术，然后化疗。
“不治了，”大嫂虚弱地摆手，“回家吃点中药就行，花那冤枉钱干啥……”
大哥蹲在走廊里，抱着头不说话。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些年供我读书，给侄子买房娶媳妇，家里根本没什么积蓄。
“治！必须治！”我斩钉截铁地说，“钱我来出。”
大嫂急了：“你那点工资还要还房贷，孩子马上要上学……”
“大嫂，”我握住她的手，“当年要不是你收留我，我可能早就辍学打工去了。现在我有能力了，该我照顾你了。”
手术很成功，癌细胞没有扩散。化疗期间，我请了长假在医院照顾大嫂。她头发掉光了，我就给她买了顶柔软的绒线帽；她吃不下饭，我跑遍半个城买她最爱吃的酸辣粉。
同病房的人问：“这是你儿子吧？真孝顺。”
大嫂虚弱地笑笑：“是我小叔子。”
“啊？小叔子这么孝顺可少见！”
大嫂看着窗外飘落的树叶，轻声说：“因为他记得我对他的好。”
上个月，我带大嫂去复查，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家蛋糕店，大嫂盯着橱窗里的生日蛋糕看了好久。
“大嫂，你生日是不是快到了？”我问。
她摆摆手：“我都这把年纪了，过啥生日……”
但我记得清清楚楚，下周二就是她五十三岁生日。我已经订好了蛋糕，还买了条金项链——样式很简单，吊坠是朵小小的橘花。
大嫂总说“长嫂如母”，可在我心里，她比很多亲生母亲做得更好。她没有生我，却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她没有多少文化，却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这片桔园里的每一棵橘树，都见证着一个四川女人如何用她朴实的爱，改变了一个男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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