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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公众号：谁的好天气

作者：赵心忆（自然之友玲珑计划一期伙伴）

播客部分内容来自小宇宙@不成气候

内容策划：何弦、乐园，嘉宾：赵心忆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首先向各位女性读者送上祝福

写在前面

今天是国际妇女节，祝各位女性读者节日快乐！欢迎你收听“不成气候”最新一期播客，本期节目中赵心忆为我们系统梳理了近五十年来，性别与环境交叉理论的发展脉络，并讨论了不同理论的启示与局限，以及超前的理论如何指导落地的实践；也愿这些理论的种子，能在我们保护自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生根发芽，让性别正义成为环境治理的底色。

（嘉宾：赵心忆，策划：何弦、乐园）

扫码收听本期播客

在“研究气候变化和性别平等的交叉课题”这条道路上，玲珑伙伴赵心忆在行动中有着很多的“遇见”：它们如同穿针引线，一步步指引她对气候变化和性别平等地探索。

今天，我们想邀请你和赵心忆一起回顾她在气候行动中看到四个“环境与性别议题交织”的重要时刻，意识到“女性，除了性别，还是一种‘处境’，需要被更好地包容和支持”。

第一个时刻

隐秘却萦绕的性别规范

在工作一年后，我经历了一次错愕又情理之中的关于性别规范的冲击。那时的我正在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社区保护为理念，与世代生活在深山的村民共同保护本土的生态环境和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

社区工作的一个常用手法是组织村民外出考察。我们的项目里常常会设计几场带领村民外出交流的活动，有时去访问可以借鉴的村落，有时去城市参加工作坊或研讨会，有时去到其他自然保护机构的项目地交流。

作为项目人员，我们会把活动的需求传递给村里的联络人，由村民们自行选择考察的代表。有时我们也会定向邀约相关身份的村民，比如护林员或村干部。参加外出活动的大多是村中有一定身份和声望的人，项目隐含的期待是这些人在考察后能将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带回村里，再运用到自然保护的工作中。

在实际操作中，除了以妇女赋能为目的的活动，大多的外出活动都是由男性村民作为主要参与者，因为这些活动往往被视为“福利”或“权力”，而村里原本的权力体系中男性占据了主导和多数地位。

八年前的我刚开始工作，做着社区保护地项目，还不熟悉村子里的权力关系，图片来自村子里的小伙伴。

有一次，我要组织一场跨省的考察活动，邀请五名村民去一个旅游城市附近的林场参观和访问。主办方项目经费支持，所以特别强调了参访的村民里需要“有女性”。我把活动信息和需求转达了给村里的联络人，一开始并没有女性报名。于是，我请这位男性联络人继续动员适合的女性代表，同时，自己也去到妇女代表的家里做工作。最终找到了一位女性村民一同参访。

五天的考察很顺利，我们参观了林地、农田，交流了村民关心的农业技术，也讨论了自然保护的方式。返程前的复盘中，参访的村民们都积极分享了自己的收获与感想。大家似乎都很开心，也似乎都有收获。

然而，隔了几个月，当我准备另一个外出活动时，却发现无论是主动报名还是通过动员，都没有女性愿意参加。

这让我感到很困惑，于是窝进村子里打听起来。聊着聊着，我才在线索碎片里拼凑出背后的原因。原来，在上次考察结束后，村里就开始零星传出关于那位参访妇女的闲话。她作为外出团队里唯一的女性村民，即便有我这位女性工作人员一起，也因为和男村民们长时间的外出成为了舆论的中心。

在流言蜚语的背后，似乎有两层隐含的线索。

一是公益组织带来的外出机会，实质上为社区引入了新的资源。它带来了机会、权力的象征与新的身份。当这些资源开始松动村庄原有的结构时，动荡似乎难以避免。而女性，原本在权力边缘的角色，被置于舞台中央，更容易在动荡中成为被揣测的对象。

另一方面，这也折射出村里原有的性别规范和偏见。村子里的女性常被期待服从家庭、保持专一，不应做出超出传统想象的行为。而外出交流显然逾越了这些期待，很快，不理解转化成了偏见。关于女性的道德的讨论，在社区的八卦中持续发酵，使这些故事更契合人们对“女性故事”的投射与想象。

尽管这些言论像村里时不时飘过的风，一阵阵地来去，看似没有造成直接的伤害，但它们让参访妇女承受了本不该有的舆论压力，阻挡了其他女性的参与和行动。这样的事件逐渐塑造出一种隐性的规范，限制着村里女性在自然保护中的“在场”和“贡献”。

与此同时，这种现象还加深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女性的参与并非必要，甚至可能引发麻烦，村里的事务有男性干部处理就足够了。

这段经历让我开始看到，村庄中的性别观念、偏见、角色与规范，对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和自然保护行动构成了强大却隐秘的屏障。这种屏障不仅来自于固有的制度和权力结构，也深植于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规范之中。这是社区工作者需要去深挖和拆解的，也是在设计干预活动时需要厘清的基础。

这是我有意识地觉察自然保护与性别平等的错综复杂交织的起点。我开始思考：我们的保护行动该怎样避免加深“性别麻烦”？针对环境问题的行动，是否能改善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村子里原本缺少声音的女性需要的是怎样的自然保护行动？

第二个时刻

无意识的偏见与不知觉的厌女

第二个时刻发生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那个当下的我陷入了难以言说的情绪中，过了很久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那时的我，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中摸爬滚打了快三年。我在朋友圈看到了一篇招募志愿者前往青藏高原做植物调查的文章。活动由专业的研究人员带领，再加上招募到的有一定基础的志愿者，大家一起开展近一个月的野外调查，收集植物分布数据和样本。这个活动一下子吸引了一直向往青藏高原又有植物调查背景的我。

于是，我在朋友圈转发了这篇招募贴，配了一句“希望有时间、有机会可以参加呀”。没过多久，一位自然保护相关行业的男性从业者在这条朋友圈下留了言：“你确定？女生去会很辛苦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刚看到这句话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不适、自我怀疑又不知所措。我下意识的反应不是反驳，而是以开玩笑的方式回复了一句：“哈哈，我可是女汉子！”但回复完，我全身发抖，更难受了，不适中开始出现自责——我怎么能这样回复，我又该怎么回复？

后来，我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报名这场调查活动，也在复杂的情绪中删掉了这条转发的朋友圈。这段对话却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里。

在滩涂上做底栖生物调查在我之前的工作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图片来自树浩。

多年后，我才慢慢有了新的视角，有了对自己更多的包容和接纳，也有了勇气去面对那不悦中的羞耻感。我开始回想，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我会感到不舒服？在回复后，我为什么会有更多的情绪？我究竟在纠结什么、回避什么，又为什么删帖？

在回顾中，我首先看到了自己表达的勇气和这件事无关性别的开端：我敢于分享真诚的喜爱、关注和期待，而此时，在我的认知里，性别与我是否能参与野外调查没有关系。

接着，我看到了那位同行业者的留言——带着性别偏见和规训的“好心劝导”。不可忽视的是自然保护行业本身存在许多与性别相关的因素。野外调查的环境常常存在许多对女性“不便”的情形，身处其中的人也可能陷于性别偏见的定式思维中。

但，女性是否真的体力更难跟上（跟谁比，怎么比）？女性是否真的更难与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的环境相处（谁来定，为什么）？女性在野外是否真的更不安全（怎么来的，凭什么）？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原因真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性别吗？还是我们缺少合理便利的设计、容纳试错的空间、对性别背后结构性问题的看见？比如对卫生、外观、舒适、柔弱的规训，比如选择专业和工作时的劝导，比如户外装备在设计时对生理条件的忽视？

在这位男性对我的资格质疑的背后，他没有看见我的植物学硕士专业背景和多年在各种野外环境里的调查经验，也没有看到我对这场活动的认真阅读和考虑。他只看到了他认为重要的“性别”。

他更没有意识到——当某种环境天然地排斥某类性别群体时，问题出在这个环境本身，而不是让该类性别的所属者接纳被排斥的现状并主动自省和回避。

这里还蕴含着许多保护行业从业者很少讨论的一层：在这个自然保护的行业结构中，性别公平并没有被看见，这不仅是开放机会时资源平均的平等（equality），更是探索机会时获取个体化支持的公平（equity）。

关于现实、平等、公平和解放的图示

如果自然保护行业中确实存在因性别而产生的不便，我们要做的，绝不应是拒绝某种性别的参与，而是改变环境中那些造成不便的结构性障碍。或许这位从业者在留言时是出于对现实的认知和“关心”，但他忽略了：当问题出现时，我们该解决的是问题的源头，而不是受到问题压迫的人。

在这之后，我因为自己当时的回应而产生了懊悔和自责。因为在回复中，我用了“女汉子”这个词，试图用这位从业者的逻辑去证明我符合性别规范的在场合理性。我在努力展示自己拥有“男性的特质”，以获取本应属于我的权利。但这其实在不知觉中展现我的“厌女”视角——我把否认“女性”身份作为融入“主流”、得到“支持”的投名状。

这便是我感到自责的根源。我意识到自己表达中的厌女，但我缺少更有力的语言，也缺少正面回应的勇气。那时的我也因无法以性别视角和语言去清晰地阐述，只能用退缩与回避来结束这场内心的拉扯。

这件事对我是一次重创也是重要的转变。它让我开始意识到，性别在自然保护中无处不在，它影响的不仅是项目和参与者，也影响着我和其他的行动者，在工作的环境里不知觉地无处不在。

第三个时刻

分层的社会里谁获利

后来，我离开了深山和滩涂，去到大都市深圳，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我的工作手法也变成了以公民科学为主——培养公众的自然科学素养，吸引公众通过自然观察收集生物多样性的数据，再将这些数据传递给有关的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以支持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

为了吸引更多公众参与，我们组织了许多的培训和自然观察活动，针对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自然相关经验的多样人群。这其中就包括面向亲子家庭的带领式自然体验和科普活动，主要希望培养家长和孩子对自然的关注和了解，慢慢转化成未来的保护行动者和公民科学家。

这些活动都是公开的、公益免费的，由我们请的专业老师带领，为期小半天，一般都在周末或节假日，方便亲子家庭有空参与。

我们组织城市里的自然观察活动，一边观察身边的动植物，一边做好科学的记录，图片来自心忆。

在组织了多场亲子活动后，我开始注意到一个现象：几乎每组参加活动的亲子家庭组成都是母亲带着一位到多位小孩，极少有父亲加入其中。一场活动一般有八到十二组的家庭，而父亲与孩子的组合每次都不超过两组。这激发了我的好奇：爸爸去哪儿了？

我与参加活动的母亲们聊起了这个小观察。许多母亲都笑着解释：“妈妈带课外活动习惯了”、“爸爸忙”、“爸爸对活动不感兴趣”、“孩子喜欢妈妈带”。聊着聊着，我开始听到母亲带孩子参加活动的另一面。

我们的活动多是早晨在郊野公园或绿道举行，这些地方离城市中心远一些，有较原生的环境和丰富的野生生物。于是，这些母亲需要早早起床，准备好早餐、收拾好物品，带着孩子骑小驴、开车或转乘多趟公交赶往集合点。她们在原本的休息时间里，早起、洗漱、准备，陪伴孩子踏上漫长的一天。

这一天，我们会在户外待上两到三个小时，走过林间小道或滨海步道，在老师的带领下发现沿途的野生动植物，并做好观察、记录。当然，这一路要承受深圳酷热的天气和蚊虫的叮咬。

在这样的环境里，母亲们要顾及孩子的安全和体验：时而给孩子喷防蚊水，时而盯着几个小孩别跑散，还要听着老师的讲解以便回答孩子时不时冒出的问题。尤其是在照顾两、三个小孩的情况下，母亲们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很难照顾自己的感受。

我们的自然体验活动常常在郊野公园或绿道举办，在这些地方可能发现更多发现野生动植物，图片来自心忆。

于是，原本旨在带来愉悦与启发的活动，对带着孩子的母亲而言，可能成了一份额外的负担。一方面，她们无法全心投入在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然体验中，另一方面，还必须独自承担假期照料孩子的辛苦。

有些母亲会因为这是孩子的兴趣，以及希望孩子有更多课外经验的积累，才牺牲了休息时间，选择带孩子来参加活动。在平衡家庭职责、照料任务、个人兴趣以及周末休息时间时，这样的选择可能成为了“不得不”。

也有母亲本身喜欢自然观察和记录，但在亲子活动里又不得不更关注于孩子的体验，难以全身心享受自己的兴趣。尤其是当活动变得频繁后，这些额外的课外活动，便几乎全然成了母亲独自承担的责任。而我们原本以自然观察和保护为目的的活动，似乎强化了普遍又默许的父亲的缺席。

这让我在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更有意识的设计，鼓励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和亲子陪伴？于是，我提出可以举办一场针对父亲节的自然观察活动，仅限由父亲带孩子参加。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团队的认可，但在进一步讨论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了还一些潜在的挑战。

首先，父亲是否真的愿意参与？如果报名人数寥寥，活动可能面临不成行的风险。其次，专为父亲设计这样的活动，是否会在强化他们已有的资源优势，反而加剧性别不平等？会不会在强调父亲参与的同时，剥夺了母亲与孩子共享亲子时光的机会？

更进一步地，我们也开始反思：我们以为的性别职责平衡，是否是父母们真实的需求？我们在尝试介入的家庭角色分工，与我们正在推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最终，我们暂缓了这场父亲节专场活动。

尽管活动未能成行，这段观察、思考和讨论的过程，却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关于性别角色分工与自然保护干预之间关系的种子。特别是在以公益形式推动自然保护的过程中，我开始反思：我们所提供的资源，是否在无形中加深已有的不平等？我们带去的“支持”，是否可能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束缚、规范或额外的负担？

在城市里发现有趣的野生动物的欣喜，希望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图片来自心忆。

此外，我还察觉到，尽管我们的自然体验活动是免费的，并通过公众号、社群等平台公开招募，参与者却多为中产及以上阶层的家庭。这类家庭的成员往往拥有相对灵活的时间、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丰富的活动参与经验，也有意愿和资源带孩子参与这类增加体验的课外活动。

从表面看，我们在活动机制设计上没有设置明显的参与门槛，平台开放、宣传广泛，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与。但在实际的参与过程中，呈现出的阶层分布却让人开始思考：在看似“开放”的机制背后，是否存在不易察觉的结构性差异，使得不同群体在接近这些资源时拥有不同的起点？

在深圳这样一个人口构成多元、社会分层明显的城市，信息的流通、资源的可达性，并不仅仅与个人的意愿或兴趣有关，也与社会身份交织密切。这种身份可能与性别有关，也可能与收入、工作类型、教育背景、家庭结构，甚至与所属社群与生活网络有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活动以公益为初衷，即便我们努力让资源能够被广泛地触及，仍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屏障。这些屏障并不总是显性地存在，却持续地影响着人们是否“能看到”、是否“有条件去到”、是否“有意愿参与”。

这些观察给我提供了重新理解“开放”和“可及”的角度。当我们思考如何将自然体验带给更多人时，可以延伸出一些新的问题：我们眼中的“平等”是否意味着“公平可及”？不同背景的人在面对同一个选择时，是否拥有一样的起点和能力？我们是否在自然保护带来的新资源里，有去积极突破那堵屏障，而不是在现有系统中强化既得者的便利？

第四个时刻

潜藏的力量何时会展现

工作多年后，我愈加觉察到自己在社会科学训练上的匮乏，所以决定离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线工作，去读第二个发展学领域的硕士。我想学习跨学科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方法，在综合学科视角里探究心中长期的困扰——如何在处理棘手的自然相关问题时平衡对深刻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追寻。

在课程学习和文献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气候变化与性别平等的交叉问题有着强烈的关注与好奇。通过与老师的交流和对相关研究的梳理，我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探索气候适应项目中如何融入性别平等的考量，如何走向更深刻的变革。

基于这一方向，我确定了毕业论文的课题，并与一家大型的国际NGO建立了合作关系，作为研究员分析其项目并给出建议。我搭建了一个评估气候适应项目的性别响应度的框架，再结合该组织的项目文件，探究不同项目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设计、执行与成效。

我合作的这家组织以人道主义理念为基础，致力于消除贫困，项目遍及全球五十多个国家。在长期推动社会公正与人道救援的过程中，性别平等始终是其核心议题之一。因此，他们在性别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内部培训与制度建设，以不断强化组织成员对于性别平等的理解与实践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家组织的性别视角近年来在努力从“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走向“性别变革（gender transformative）”，寻求对更深层的性别不公的结构性转变。

不过，气候变化韧性成为正式的独立议题引入该机构的话语体系相对较晚，是近六、七年来才渐渐发生的变化。早期，这一部分工作常常被归为“减少风险与灾害”板块，以应对突发性气候或地质灾害为目标，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然而，随着气候变化议题的逐渐深化与全球关注的上升，该组织也开始思考如何从更系统和长期的角度，构建在地居民和社区的综合韧性。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新的挑战也逐渐浮现。例如：项目成员如何重新理解气候变化的叙事对项目目标和方法的意义？如何设计具有前瞻性和整体性的干预行动？如何将社会层面的因素，特别是性别和交叉的脆弱性，有机融入新的项目话语体系中？

因此，他们也非常期待有更多外部的研究和实证分析，能够支持项目在理念和策略上的调整。我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借由学术研究为他们现有和既往的气候适应项目提供分析视角和改进建议，协助他们在未来的气候适应工作中，更好地纳入性别考量和寻求性别变革。

而正是在这项研究中，我遇到了第四个带给我极大触动的时刻。

我评估了这个机构的八个项目，它们来自世界各地，比如非洲的马拉维、索马里，南亚的孟加拉、巴基斯坦等。我在阅读孟加拉的其中一个气候韧性项目的计划书、预算和评估报告时，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

这个孟加拉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应对因气候变化带来的加剧的、不可测的洪水灾害，增强社区的整体适应能力和韧性。项目的核心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物资发放、防灾培训、早期预警系统的建立，以及推动社区互助小组的运作等。

这些设计都非常务实，符合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需求，但项目计划书并没有体现从性别角度出发的针对性考虑——没有性别相关的目标或干预策略，也没有提升性别平等的专项预算。从我的评估来看，这个项目的设计其实是属于非常缺乏性别考量的。

2021 年 5 月，气旋亚斯损坏了希布萨河附近的堤岸，海水淹没了一名妇女的房屋和土地，妇女试图将她的牛赶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图片拍摄为Zakir Hossain Chowdhury/TNH，来自https://www.thenewhumanitarian.org/photo-feature/2021/11/10/women-coastal-Bangladesh-climate-change-front-lines

然而，在项目实施的三年后，中期评估团队记录下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变化：社区中出现了由妇女自发组织的防灾互助小组。她们定期召开会议，交流彼此对气候的观察，分享使用救援设施的技巧，也会彼此提醒和支持。这些小组的建立，完全出于社区妇女自身的行动，而并非项目设计，事实上，项目原本只打算组织的互助小组没有任何对性别比例的考量。

更值得关注的是，尽管项目初期没有纳入性别相关的量化评估指标，结项时的评估却发现，参与项目的女性对男性亲属的依赖明显减少了。过去，她们往往需要依赖丈夫、兄弟或儿子等男性亲属来获取资源或发出声音，而现在，女性开始出现在社区的公共空间，她们有了更多自主选择和行动的空间。

同时，社区中关于性别角色的观念也出现了某种松动。至少在应对洪水灾害时，女性的依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这个发现让我非常震惊。因为在此前的理解中，我总以为，只有在项目设计阶段明确纳入性别策略，才可能避免加深性别不公，产生促进性别平等的效果。但这个项目却带来了另一种图景——它并没有特别针对性别去做设计，却在执行过程中对性别平等进程带来了积极影响。

出于强烈的好奇，我给项目团队发了邮件，想进一步了解这种现象是否被他们关注过，并是否有相关研究。

孟加拉的项目人员很坦诚地回复：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但有注意到这些变化。

他们的解释是，当地长期居民遭受贫困和气候变化加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女性，往往在灾害中面临资源匮乏、信息不畅和行动受限等多重困境。再加上她们在传统社会里的角色定位和规训，失去了很多保护自己和获取救援的机会。她们的处境很不好。因此，一旦有了新的资源输入和学习机会，女性相较社区中的男性反而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愿意去争取，也愿意付出努力。

这种现象很像一种“触底反弹”。在缺乏支持、面对急迫危机的境况中，女性决定自救。她们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组织能力，用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互助网络和应对机制，去保护自己，也保护社区里的其他伙伴。

当我收到他们的回复时，心中燃起了更大的兴趣。这是一个超出我原本设想的情境，却又在细细思量后显得无比合理、真实，并且值得深入探究。它像是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看见了一个此前未曾注意到的角落，也让我迫不及待地想更进一步了解背后的故事。

我很快写了一封邮件，表达了希望进行访谈的意愿。我想采访项目团队的工作人员，也希望能与他们在地的合作伙伴、甚至村子里的妇女交流，听听他们亲身的经历与观察。

然而，就在一切看似即将展开的时候，孟加拉国内突然爆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我和项目团队失去了联系，整整一个月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也意味着，我在论文研究时间范围内，错过了与他们进行交流和访谈的机会。

这场错失的访谈成了我心里的结。它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去，反而在我之后的研究和思考中不断发芽、生长。它促使我去追问：当女性和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面临结构性障碍而展现脆弱性时，她们所拥有的智慧、能力和自主创造的空间，究竟需要怎样的环境，才能被激发、支持、看见和拥抱？这也成为了驱动我设计博士研究课题的那个“初心式”的发问。

这个项目让我看到，女性在面对环境危机时，往往不仅承受着更大的风险，也展现出格外敏锐的感知力与强大的内生力量。她们并非被动的受害者，而是在特定条件下，能够迅速动员社会资源、展开行动的主体。

这种能动性，既是长期性别处境中被磨炼出的经验和力量，也源自她们作为个体所拥有的独特个性和生命力。

然而，这种能动性的展现，还有复杂与沉重的一面。一如孟加拉妇女的处境，许多时候，那是在极度缺乏资源、身处气候冲击和极端环境的情境下，为了生存做出的应对。它是一种被边缘化后的自我拯救，是在没有其他退路时的主动挺身而出。从某种角度说，它是压迫性的结构制造出的“呐喊”。

可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极端处境？为什么一部分人群要承受这样的创伤？为什么要在伤害了边缘化人群后才去赞颂他们的反抗和力量呢？

是否有可能让女性和其他边缘人群不再是在社会身份的限制与“不得不”的压力中，才走出一条路？是否有可能让她们以更有尊严的方式生活，拥有自由选择施展能动性的空间？让女性和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不是在创伤中被动反应，而是在更公平、更支持性的环境里，从容且自在地做出选择和行动。

后记

这四个时刻深刻影响了赵心忆对环境与性别议题的理解。

第一个时刻让她意识到社区层面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对女性的限制；第二个时刻让她看到环境保护领域的性别偏见和缺失，也让她反思自身的性别观念；第三个时刻让她认识到，如果自然保护行动中忽视结构性障碍，可能会加深性别角色和不公；第四个时刻让她看到，气候变化中的性别问题不仅是限制与脆弱，女性还拥有独特且强大的力量和能动性，需要被更好地支持。

有时候想想，我们只是需要更多的敏感、看见、觉察、关切、行动、创造和变革。因为性别其实不关乎男女，而是一种处境，每个人都可能被边缘化，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刻“被伤害”，我们需要的是温柔地包容和支撑“脆弱”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