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6日午后两点，中南海勤政殿里茶香氤氲。圆桌旁坐着二十余位鬓发花白的辛亥元老，周恩来放下茶盏开门见山：“今天只谈一件事——’中华民国’四个字，留还是不留？”一时间，屋外的秋风竟听得见针落地的静默。
“不能丢！”黄炎培先举手，他的理由朴素：民间耳熟能详的国名突然消失，容易让百姓摸不着头脑，时机不宜太猛。随后何香凝也点头，提到孙中山的遗志和烈士的血。两位老人的话情真意切，在场好几个人跟着轻轻颔首。
然而，反对声紧接而起。周致祥捋着胡须：“国号承载两场革命，旧称早已耗尽号召力。”话音未落，坐在角落的司徒美堂倏地站起，他八十三岁，声音却仍浑厚：“革命胜利了，还偷偷摸摸保留旧名，拿什么昭告天下？我尊敬孙先生，可‘中华民国’四字在海外华侨心中早被军阀和腐败磨损殆尽。今天不改，更待何时？”短短几十字，掷地有声，屋里先是一愣，旋即掌声如潮。
这场午宴只是连续讨论的缩影。追溯到1948年春，《五一口号》第一次喊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彼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中共决心在前线炮火与后方谈判两路并进。香港、上海的民主人士陆续北上，七批船舶、三百余位爱国华侨夜间出发，抵达东北或天津，再转北平。周恩来亲自盯着名单，既要速度，也要安全。为的是让新政协有足够的“城市声音”，让未来政府起点就具多党合作的广度。
1949年6月15日，勤政殿第一次全体会议，小组分工尘埃落定：国号、国旗、国都、国歌、纪年，一个都不能少。国号讨论最早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开始，清华学者张奚若嫌字多，建议删“民主”。他打了个比方：“口袋里装两块相同的石头，留一块就够。”周恩来附和：“’人民’与‘共和’已含民主，两处重复。”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写进草案。
简称之争反而更难。保留者认为可做过渡，取消者担心法理混乱。法律界的沈钧儒提醒：“两个国号并列，条约盖章时究竟用哪一个？留下一道日后难以缝合的口子。”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见骨。
9月27日凌晨，汇总意见的文件摆到主席团桌上，多数标注“取消简称”。28日夜，常委会定稿，《共同纲领》删去“中华民国”四字。决定一出，筹备处灯火通宵，刻字工匠连夜凿印，新国印面长七厘米、宽七厘米，篆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再无旁注。
接下来的流程顺滑很多。国旗：红底五星；国都：北平改名北京；纪年：沿用公元；临时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都是在九月中旬陆续拍板。相比国号争议，它们的分歧小，表决快，几乎一天一个结果。
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人海汹涌。下午两点四十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登楼。司徒美堂站在第二排，他抬头望见五星红旗已绑好绳索，眼圈微红。三点正，电钮按下，礼炮二十八响，旗帜升过城楼檐头，金顶在阳光下闪得耀眼。司徒美堂侧耳，只听到身边一位老同盟会会员低声说：“今天，总算把名字踏实写在天上了。”
阅兵用了三个小时，分列式队伍如钢铁洪流。飞机掠过长空时，城楼上不少代表本能抬手遮阳，而后掌声雷动。夜幕降临，十万火炬照亮长安街，游行持续到子夜，鼓乐声盖过风声。那四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横幅上、在胸牌上、在每个人的嗓子里滚烫。简称问题早被人群的呼喊冲散，再也没有谁提起。
人们后来回忆，若不是那场九月二十六日的午宴，新生共和国或许仍要在旧称与新号之间徘徊数月。司徒美堂拍桌而起的瞬间，像一记闷雷，把最后的犹豫击碎。自此，这个名字以完整面貌写进史册，也写进十四亿人的日常。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