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31日深夜，朝鲜西北的云山被寒风裹挟得簌簌作响。“班长，美国佬来了！”警戒兵压低嗓音报告。不到一刻钟，隐蔽在山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16师已端起了刺刀。冲锋号起，漫山枪声迸发，那一夜之后，“三猛师”名震朝鲜战场。很多年后，人们追索这支主力的身世，线索却一直回到近二十年前的西北高原——那便是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在1932年点燃的红26军。
时针拨回到1931年冬。黄河冰封，阎红彦率晋西游击大队渡河北上，陕甘边区的沟沟岔岔成为他们新的舞台。不久，南梁游击队的刘志丹与之会合，两路人马合署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这支名字拗口的队伍仅数百人，却在渭北打了一个接一个的险仗，把地方反动武装揍得灰头土脸。
1932年2月，同盟军改编为陕甘游击队，名义虽小，胃口倒大。他们在葫芦河、无定河一带拉起赤色区，短短几个月便拥有自己的县苏维埃。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轮流当总指挥，边打边练，边练边扩，黑压压的骑兵哨探成了地方保甲最怕的影子。
12月，陕甘游击队摇身一变，正式冠以红26军的番号。乍看不过一个团——42师2团，然而这面红旗一竖，整个陕北的反动势力都紧张起来。刘志丹把“部队就是种子”挂在嘴边，他的打法讲究穿插、夜袭、借地形，灵活得像影子。一些老乡回忆：“庄稼地里蹿出几个人，眨眼已在山背后开火。”这正是红26军最拿手的“错综机动”。
1933年春，王明“左”倾指令飞到陕北，特派员杜衡逼着部队搞正面进攻。结果敌情疏漏，红26军在葫芦岭遭伏，队伍被迫三路突围，枪口反折打出一条血路，虽然保住了主干，却元气大伤。经此一劫，更显刘志丹用兵老到：敌拢得紧，就拉到外线再打；枪少，就拖长对手补给线。11月，红26军重建，王泰吉任42师长，高岗为政委，兵力回到两千余人。
随后的反“围剿”三回合，成了这支部队的立身之战。第一次，他们凭山就势截断敌侧翼，俘虏三千，硬是把一个团打成散兵。第二回合，对手增至自身十倍。刘志丹干脆分批拉向陕甘交界，击溃追兵两千，拉出了二十余县的根据地。第三回合，红26军联手红27军、红25军，活捉一个整团，战争天平被彻底撬动。
1936年西安事变后，红15军团改编为八路军344旅，驻扎晋东南。抗战爆发，部队主攻山西、河北交界区，伏击战一仗连着一仗，游击区像油滴渗开。1940年，旅长黄克诚接电令南下，整队穿越黄河、淮河支援新四军。番号也跟着换：八路军第4纵队第4旅，新四军第4师第10旅，再到3师10旅。番号换了三次，骨子里的“猛”却没变。
日本投降当年10月，第四师开赴东北。10旅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3师10旅，很快归到二纵队，升级为5师。山城子、临江、靠山屯三仗打得教科书般漂亮。东总嘉奖词里的八个字——“好部队，好作风”——至今仍被战史研究者挂在嘴边。东北解放战争收官时，《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把5师列为“头等主力”，评价它突击力最强、擅打运动战。
1949年2月，全国军队正规化，5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6师，隶属38军。师长钟伟、政委梁兴初，一个敢硬碰，一个善迂回，两头碰出火花。建国初期，华北剿匪、天津驻防、战备训练，样样在前。对他们而言，大仗还在后头。
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首战云山，116师的目标是美1骑兵师。山谷里一场近距离夜攻让对手“丢盔弃甲”，中文战报写道“打得出其不意”。第二次战役，师属350团在铁原将美25师24团3连逼至投降，平壤随即收复。第三次战役，临津江冰面裂开，116师仅用十分钟撕开美韩防线，为军团整体推进赢得黄金时刻。战史统计，到1953年停战时，该师以师旅级单位歼敌总数居志愿军之首，刷新自南昌起义以来全军纪录。
抗美援朝胜利归国后，116师被挑进首批“十大战备值班师”。冷战阴云下，部队先后装备T-34、59式坦克以及各型自行火炮，训练科目从山地机动扩展到联合作战。军改浪潮里，师缩编为装甲旅，再转型为重型合成旅，一路隶属54集团军、39集团军，2017年军改后列入79集团军。如今它名为重型合成第116旅，基地在辽宁海城，主战装备升级到最新型04A步战车和96B坦克，但营房门口那块石碑仍刻着“红二十六军后代”。
红26军的“猛”字，既是对敌亮剑，也含对己克制。刘志丹那句“部队就是种子”依旧贴在旅史室墙上，提醒后来人：番号可以翻新，血脉只能传承。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