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解脱》
当午后的阳光从云层的缝隙中穿透出来，努力给这个世界带来落日之前最后一丝温度，我的心也随着这缕阳光有了一些期盼。
一双瘦长的腿出现在封闭的铁门之外，停顿了一下，努力辨认一个不常见的姓氏的读法：“Sù.（徐。）”
习惯了外国人错误的发音，我应声起来：“Sì.（是。）”
拉开门帘：“Grazie mille. （多谢。）”来不及等声音传达，来人从门缝中递过来一叠纸张，又匆匆走向下一个目的地。
纸张被仔细叠好，只露出了我的名字，我小心地用指甲扣开防止偷看的订书针，不忍心给纸张留下任何一处破损。展开又合上，小心放好，这是留给稍后细细品味的珍宝。
第一次在狱中写信，是因为语言不通，不知道电话卡需要充值，与外界彻底断了联系，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慌。
好心的非洲狱友Koroma，叫住了那天奇迹般地出现在门前的志愿者爷爷，于是我在纸条上潦草地写下了第一封信，从此我便成为了爷爷的常客，在电话与探视之外，我终于又抓住了另一根与外界联系的稻草。
很快我频繁的书信便遭到了爷爷的抗议：“我不是邮局，你不能每次都写这么多页。我是为了给大家传递重要的文件，而不是‘情书’。”
尽管如此，我尽量将信的内容压缩，利用上白纸上所有的空间，镶嵌进密密麻麻的小字，诉说着内心和肉体的痛苦，叨扰着对家人的思念。
狱友告诉我说爷爷是劳模，每天都会来狱中给囚犯们传递外界的讯息，但有限的时间无法顾及到每一个区域，我尝试抓住每一个可能见到他的机会，搜寻他的身影。
像一个无助的孩子，拉扯着一只在暴风雨中飘摇的风筝，唯一的连接就是那一根细细的丝线，而JY的信也正是顺着这根细线，源源不断地传递进来。
每次收到信，我都会掂量一下厚度和重量，盘算着又能度过几个狱中黏稠的时间。
我不舍得立即打开阅读，总是先把能消磨时间的事都做了，吃了东西，刷了牙，洗了澡，换了衣服，整理了床铺，像是总要把最好吃的糖果留到最后的孩子，在漫漫长夜开始时，小心打开糖纸的包装。
先是贪婪地囫囵地快速读上一次，再仔细地反复地咀嚼上几次，注意每一个细节，检视每一个标点。
在我读信时，狱友们都默契地专注自己的事，上床看电视，或是打扫一下卫生、洗一下衣服，尽可能的给我留出一小片独处的空间——他们比谁都更清楚，更感同身受这份对家人的思念。
每一封信都有太多感动、伤心、叹息的理由，看上几行就不得不停下来擦擦眼泪，啪嗒、啪嗒，泪水像是棒槌，敲响着心灵，回荡在整个灵魂之中。
读信、写信成为了我在狱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被强制转移到帕维亚之后，现实中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与我通畅地交流，所有的对话只能限制在吃饭、喝水、去不去放风之内，我将我所有的表达欲都倾注在文字里。
狭窄的房间不允许我用桌椅占据一个固定的空间，我便搬到了走廊上。
“亲爱的JY，现在是X号X点，我在走廊上给你写信……”
每当我写下这样的开头，我会恍惚一下，像是陷进了一个电影的镜头。
走廊上来往的囚犯们，像是看动物园中的珍奇动物一样围观我，大约是觉得来了一个疯子，读着他们看不懂的语言，写着他们看不懂的文字。
有人问：“你一支笔用多久？”我说一周吧。他们听后哄堂大笑，请麦吉翻译后才知道，他们说：对他们来讲，一支笔可以从小用到老。
他们震惊于我写信的频率，好奇地问我要花多少钱在邮件中。
与布斯托不同，帕维亚的信件是商业化的产品，从每月来往30页12欧开始起价，我或许是狱中唯一一个能用完每个月70页的人吧。
我贪婪地阅读，不知疲倦地写作，直到我意识到一个问题，信中是安慰、是鼓舞，是家中一切都好，是要坚持努力、好好生活——唯独缺少了家里人真实的状态。
我很担心，抑制不住地担心，哪怕我知道，这些担心派不上丁点的用偿。
以前，我在遇到一些伤心难过的事时，会想到早上开车去上班的情景，每次想到最多的，是金都路大拐上S4的那个弯，JY在我旁边，方向盘在我手中，油门在我的脚下。
似乎我掌握着自己人生的一切，我是那么的自由。并且，这是一天的早上，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
但当下，这一切都变了。
叠好写完的信，我投进信箱，忍不住又与狱友描述了我在脑海中预演了千百次的画面：“你看这个黄色的文件夹，里面都是这8个多月来的信，还有我的日记。到时候啊，其他我什么都不要，我就带上这个文件夹。”
我抹了一把眼泪，挤出一个笑容：“到那时候啊，我也给你写信。”
（徐泽伟，狱中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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