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杨浦丨革命与文化事业的奋斗者|上海|杨浦|郑振铎|黄炎培

烽火岁月里，个人理想总与家国命运紧紧相连。方行的一生，便深深烙印着这样的时代痕迹。他从江南小镇走出，在上海的风雨中投身抗日救亡与革命事业，于和平年代深耕文化学术领域，书写了一段扎实而有温度的人生。

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方行的故事。

方行

方行（1915—2000），笔名文操，江苏常州人。7岁时入私塾，后就读于武进县立初级中学、常州延陵中学。

1933年，方行离开家乡常州来到上海，参加了由上海青年会代理的法院招聘考试，被录用为民事庭录事。这份工作主要负责判决书刻钢板、抄写传票及出庭记录等事务，收入微薄却得以让他在上海立足，正式开启了在这座城市的人生征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方行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他加入抗日团体文化界救国会，同年8月又投身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初心。

1938年，方行进入由当时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出面创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学习。每天晚上，他都沉浸在讲习所的课程与活动中，汲取进步思想的养分。这所讲习所是中国共产党面向全社会的重要教育阵地，由王任叔领导、俞沛文具体负责，郑振铎等知名学者在此授课。讲习所所授知识深深触动了方行的心灵，使他的革命与进步信念愈发坚定。在讲习所期间，方行担任同学会主席，负责组织同学们开展读书活动，带领大家到社会上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同时，他还出任《综合》半月刊、《学习》半月刊的编委，以文字为武器，鼓励广大青年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并动员他们奔赴抗日民主根据地投身抗敌工作。

方行与王辛南

1941年，方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王辛南结为革命伴侣。王辛南1933年考入沪江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妇女解放事业。1941年，方行以讲习所自筹自办的进步刊物《学习》杂志记者的身份，首次前往苏北根据地，在那里见到了担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更加坚定了他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决心。

1942年，方行接受组织命令再次奔赴苏北根据地，负责筹办江淮大学。出发前，他与夫人王辛南下定决心到苏北去，就不再回来。但不到一年，组织基于革命工作需要，要求二人利用在上海的社会关系及身份，承担起掩护中共党组织机关和电台的重要任务，夫妇二人毅然返回上海，继续潜伏斗争。

1943年初，方行接到新四军城市工作部领导刘长胜的指示，要求他利用上海的社会关系筹集资金开办一家小规模的企业，为负责同志来沪提供安全可靠的立足之处，党组织同时指派了家族经营西药生意的戴利国和他协作。当时新四军需要大量药品，而上海市面上假药泛滥，方行当机立断，决定创办一家西药制造厂，以解前线燃眉之急。

经过近一年的精心筹备，以生产针剂、片剂、液剂为主的进化药厂正式开业。

方行夫妇与儿子在愚谷邨121号

药厂设在愚园路愚谷邨121号的双开间三层楼样式房屋内，由时任大赉被单厂总经理陈恒澧担任董事长，戴利国之父戴振华出任总经理，方行化名为“方鹤亭”担任经理，共有职工二三十人。药厂投产后，集中生产新四军急需的破伤风治疗药物及各类疫苗等，为前线将士的医疗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持。

1945年7月，张执一代表新四军前往上海联系吴耀宗、郑振铎、严景耀等社会知名人士。方行安排张执一住进进化药厂。抗战胜利后，中共党组织决定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张执一、刘长胜负责领导。刘长胜嘱咐方行保护张执一安全，自己则移居别处。在此期间，方行积极配合各项联络工作，圆满完成了保护任务。此后，进化药厂便成为中共党组织领导同志频繁集会、议事的重要据点。

1945年9月，方行夫妇购置了江苏路永乐邨21号一整栋小楼作为寓所，将全家老小安置于此。与进化药厂的社会型掩护不同，这里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的核心所在地，隐蔽工作更为严密谨慎。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张执一、张承宗等中共党组织重要领导人常在此召开会议，商讨中央指示、分析上海局势、制定斗争策略。每次开会时，桌上都会摆放麻将或扑克牌作为掩护，方行和王辛南则时刻警惕周围环境，承担起警卫放哨的职责。

方行（左二）与老战友合影

抗战胜利后，上海成为宣传进步文化的重要阵地，众多进步刊物纷纷复刊或创办，方行再度投身文化斗争前线。1945年10月23日，《新文化》半月刊在中共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创办。张执一选定周建人担任主编，方行负责具体编辑工作。刊物的宗旨是为青年解答人生哲理、提供社会科学知识、指引光明的前途。该刊在上海首次公开刊载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严密审查，方行将转载文章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发，标题定为《革命文艺的正确方向》和《文艺界的统一》。而这位“读者”实际上就是方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也是他1944年从苏北解放区冒着生命危险带回上海的。该讲话的发表在上海文化界引发强烈反响，有力推动了进步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

1946年春，方行和姚溱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筹备创建新刊物。姚溱是方行之前编辑《学习》半月刊时的老搭档。1946年4月1日，第一次编辑会在大三元召开，夏衍、金仲华、胡绳、梅益、姚溱及方行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刊物定名为《消息》半周刊，每周日和周四出版。作为时效性极强的刊物，它以快速传递信息、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鼓舞人民斗志为己任，迅速获得广大读者的共鸣与支持。然而，反动势力的打压接踵而至。1946年5月，《消息》第四期刊登了《米谷同志讽刺上海市政府“警管区制”》的漫画，激怒了伪警察局局长，刊物遭到警告。7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消息》半周刊因发表了郭沫若、施复亮、黄炎培、梁漱溟等对时局的意见而被迫停刊。

上海解放后，方行投身城市建设与治理工作，曾任上海市工商局主任秘书，并助力筹建上海人民检察署，为上海的稳定与发展奠定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方行历任上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市委政法委委员兼秘书长、市文化局副局长等职。他长期从事文献书籍的编选工作，先后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顾问，市社联常委及历史学会理事，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副主任，上海图书馆学会会长，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员，市政协文化研究委员会顾问和上海政协之友社常务理事等多项职务，还曾任第一至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四至六届上海市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