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8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谈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年工作时，王毅外长六次提及“亚太共同体”，掷地有声地指出：“中方全年工作将围绕一个中心展开，那就是把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亚太共同体概念提出已有几十年时间，但这一概念不能停留在纸面上，不能局限于愿景中。”
这番讲话，恰逢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正值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的关键节点。从2001年的上海，到2014年的北京，再到2026年的深圳，APEC的航程见证了亚太合作的起伏，更见证了中国与亚太同行的初心。展望下一个五年，中国如何携手亚太各国，将“共同体”从愿景转化为行动，不仅关乎地区的长治久安，更将为动荡的世界提供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025年6月25日，夜幕初上的深圳后海片区。（新华社）
根植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系
中的“亚太共同体”
“亚太共同体”的理念，根植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深厚土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区域层面的生动实践。这一概念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经历了从意识觉醒到内涵丰满的演进过程。早在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便首次提出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亚太合作指明了精神内核。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历次APEC峰会上不断深化这一理念：2014年在北京，倡导“共同构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2020年，面对世纪疫情和世界变局，进一步系统阐述“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2023年在旧金山，明确提出“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
那么，何为“亚太共同体”？它是亚太命运共同体在特定阶段的具体实践形态。根据中方的一贯主张，其核心内涵在于开放、活力、强韧、和平四个维度——开放意味着坚持区域经济一体化，活力源自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创新驱动，强韧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和平则要求各国相互尊重、协商一致解决分歧。这一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局部与整体、具体实践与宏伟蓝图的关系。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板块，构建亚太共同体正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投石问路、积累经验的关键一步。
关于“亚太”的地理范畴，中国政府及外交部在官方表述中，通常采用广义与狭义相结合的定义。从APEC这一核心平台来看，亚太共同体所涵盖的范围，包括APEC的21个成员经济体，即环太平洋沿岸的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北美、南美洲的智利、秘鲁等国，以及俄罗斯。但在外交实践和战略优先级上，中国更侧重于西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盟及其周边国家，同时积极将合作触角延伸至拉美和太平洋岛国。这一界定，既体现了开放包容的区域主义，也明确了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中国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的硬核实践
2月10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一次高官会开幕式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新华社）
十余年来，中国不仅是亚太共同体的倡导者，更是最坚定的行动派。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中国以务实的举措，为亚太共同体大厦添砖加瓦。
在政治领域，中国致力于构建互信包容的伙伴关系。中国坚持“结伴不结盟”的原则，通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与亚太各国建立了一大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从推动中日韩合作机制化，到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始终以“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化解分歧、积累互信。特别是与印度等邻国通过元首会晤引领双边关系再出发，落实“合作伙伴而非对手”的定位，为地区稳定提供了关键的政治保障。
在经济领域，中国坚定不移地做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发动机。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经贸合作是“压舱石”，互联互通是“大动脉”。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高质量实施，并与东盟完成自贸区3.0版升级谈判，树立了全球南南合作的标杆。2026年作为APEC东道主，中方将主题定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中国正着力协调亚太自贸区（FTAAP）的不同路径，推动RCEP与CPTPP等机制的对接融合，同时大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将“绿色丝路”“数字丝路”与APEC议程深度融合。在互联互通层面，中国致力于打造陆海联动网络——从雅万高铁飞驰在爪哇岛，到中老铁路让老挝从“陆锁国”变“陆联国”，再到钱凯港在秘鲁开启南美通往亚洲的新航路，共建“一带一路”与APEC互联互通蓝图高度契合。中国不仅在物理上拉近了亚太各国的距离，更通过规则、标准等“软联通”，畅通了货物、资金、数据的流动，让亚太成为全球创新增长的高地。
在安全领域，中国携手亚太国家共同筑和平稳定的地区屏障。面对亚太地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拒绝零和博弈与阵营对抗。中国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相关各方管控分歧，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方还通过建立国防部直通电话、开展联合反恐演练、深化防灾减灾合作等务实举措，增进与亚太各国的军事互信。针对域外势力在亚太拼凑“小圈子”、煽动集团对抗的行径，中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亚太地区的安全应当由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中国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指引，为动荡的亚太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
亚太共同体面临内外双重考验
2026年1月13日，在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赛力斯超级工厂，第100万辆问界新能源汽车下线。（新华社）
尽管成就斐然，但亚太共同体的建设之路并非坦途。当前的困难与挑战，既有内部的技术性障碍，也有外部的战略性干扰。
从内部层面看，亚太地区内部发展水平悬殊，各国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新兴领域的规则标准上存在分歧。如何协调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诉求，实现“普惠包容”的发展，仍是技术层面的难题。此外，部分历史遗留问题如领土海洋争端，偶有升温，例如泰柬边境的纠纷等，考验着地区国家管控危机的智慧。
然而，最大的挑战来自外部势力的干扰与对冲。美国的“印太战略”本质上是对“亚太”概念的消解与替代。美国通过强化“五眼联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小多边”机制，以及近几年甚嚣尘上的所谓美日澳菲“小四方机制”（mini QUAD），无不试图在亚太地区复制北约式的阵营对抗。特别是日本防卫部门提出的所谓“单一战区”概念，试图将东海、台海、南海联动，打造针对中国的军事威慑网，严重撕裂地区国家间的互信。这种“印太”叙事与“亚太”叙事的博弈，本质上是排他性军事同盟与包容性区域合作的道路之争。
王毅外长在记者会上掷地有声地指出：“多元共生才是人类社会本来的面貌，多极共存才是国际格局应有的样子。”中国不认同“大国共治”的逻辑，更反对任何将亚太变成“大国角斗场”的企图。面对美西方在菲律宾、日本等地的军事部署升级，以及对中国海外利益的无理打压，亚太地区被“脱钩断链”和“泛安全化”的阴影所笼罩。地区国家亟待团结自强。
亚太共同体为世界注入稳定与确定性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门槛上，回望王毅外长在深圳APEC即将启航时的讲话，我们更能体会到“从蓝图走向现实”的紧迫感与使命感。展望未来五年，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携手亚太各国将共同体建设推向新高度。
第一，以制度型开放深化利益交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承担“世界工厂”的责任，更要发挥“世界市场”的作用。应以上海、深圳等改革开放前沿为窗口，推动RCEP升级和CPTPP加入进程，以关税的“减法”换取贸易的“加法”，让亚太各国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特别是对东盟和亚太发展中成员，要通过更紧密的产能合作与技术支持，弥合数字鸿沟和绿色鸿沟。
第二，以全球安全倡议化解信任赤字。针对美日菲等国炮制的“单一战区”等军事概念，中国应高举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南海行为准则”（COC）尽快达成，将其打造成管控分歧、增进互信的“黄金准则”。同时，深化中老、中柬等双多边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实实在在的发展项目，对冲外部势力的军事挑拨，让和平、合作、友好成为亚太的新叙事。
第三，以人文交流筑牢民心根基。下一个五年，中国应继续优化签证便利化政策，用好免签“红利”，让更多的亚太游客、学生、企业家走进中国。同时，依托“中非人文交流年”等经验，在亚太地区举办更多元的文化节、青年营、媒体交流活动，让“亚太共同体”的理念从政府文件走入寻常百姓家。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亚太地区能否继续引领全球增长，取决于各国能否同舟共济，而非同室操戈。中国作为2026年APEC东道主，正以深圳为起点，再次向世界宣示：建设亚太共同体，不是一道可有可无的选择题，而是通向共同繁荣的必答题。下一个五年，中国愿与各方一道，顺应平等、开放、合作的历史潮流，让亚太这艘巨轮，穿越迷雾，驶向命运与共的光明未来。（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编 辑：赵玮
责任编辑：丁盈
设计排版：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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