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一年初夏,南京总督署的垂花门内,张之洞一把合上奏折,低声道:“此地烦冗甚于疆场。”幕僚劝慰:“三省总督尽握在手,何愁?”张之洞只苦笑——这几句短短对话,道尽历任两江总督的难言之隐。

时针拨回清顺治十四年,两江总督衙门正式确立。辖江南、江西、安徽三省,田赋银两占全国近三成,布政、盐利、织造、漕粮全系于此。庞大财赋加身,本该呼风唤雨;偏偏朝廷又怕“尾大不掉”,在江南布下一张层层分权的网,让总督“能看、能急,却难下手”。这种矛盾结构,一直延续到清末。

自康熙朝起,两江境内先后设置三巡抚、八旗江宁将军、漕运与河道两总督、两淮盐运使、江南三织造,再加提督学政。七大系统分据南京、苏州、扬州、淮安等处,总督想拍板,常被横生枝节绊住脚。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先说军权。南京驻有二十营满洲、十五营蒙古旗兵,名义上听命江宁将军。将军捏在手里的“世管大臣”密折权,哪怕遇战事,也无需通报江督。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南下赴任江督,曾致函好友说:“城内旗营不听节制,实为心腹大患。”可见尴尬由来已久。

再看江南三织造。它本是为宫廷采办丝绸、贡品的机构,却被赐予“密奏”特权。康熙年间,曹寅凭靠此权,直接越过江督,将沿江税务、士绅动向折呈内廷。江南士大夫调侃:“总督有衙门,织造却有龙心。”直到乾隆中叶,织造的监察功能才被削弱,但采办权仍旧独立,依旧是两江总督绕不过去的“钉子户”。

两淮盐政同样不好惹。扬州盐运使司自雍正时便由内务府选派,专收盐课。盐票、纲盐、私运,每一条都牵动秦淮、长江两岸的商贾命脉。两江总督若想插手,县级盐课司空一声“祖制不许”,立刻原地封杀。即便道光十一年起改为“江督兼理盐政”,也因缺人手与制度桎梏,往往是“挂号不理事”。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河道体系更是“水火分家”。雍正七年,南河总督署迁驻黄河下游清江浦,除险、筑堤、清淤皆领圣谕直达。江督的全衔虽写着“统辖南河”四字,实质只限于配合拨兵、借银;若真要下令筑堤,一纸奏折入京,宫中先看河督意见,江督排在后面。咸丰八年裁并南河总督后,情形仍未改善。

漕运也不买江督账。清人常说“运河不通,京师菜贵”,足见漕粮之重。漕运总督在淮安自成体系,下辖推道、运判、引河同知,年年督百万石粮北上。江督即便掌军饷,也无权动漕仓一粒米。乾隆四十六年,江督阿桂驻节苏州,连请三折借漕米赈灾,全被礼部以“有碍成典”驳回。

教育系统听命于京师更是清廷防范地方重臣的另一妙招。每三年由礼部选派的提督学政下江南,兼考政绩及弹劾权。道光年间,学政陈孚恩秘密上疏,指斥江苏巡抚魏元燮“贪纵营私”,魏旋即被参劾去职。江督对此只能搓手旁观,可见“翰林一介笔,胜过提军帅”。

除了六大禁区,清廷还设江海关道专理洋务、上海道管辖通商口岸。咸丰以后,海关落入英人赫德掌控,关税说是属两江总督监护,实为隔靴搔痒。若追问责任,一切推给“新政未定”,搁在档案里积灰。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层层掣肘,看似相互牵制,却滋生办事扯皮。咸丰十一年,太平军二度北犯,江宁将军向江督要粮,漕运大臣要先请示户部,盐运使还在扬州等批文。表面上是依法办事,暗地里各家守土自封,等到批文下达,南京城墙早已炮火连天。

为什么中央宁可牺牲行政效率,也要拆分两江大权?一来,江南富庶,汉官势大,清廷出于“以夷制汉”心态,必须插入八旗与内务府系统;二来,太平天国以前,两江曾爆发康、雍以降最大宗的文字狱与学潮,朝廷对江南士绅始终存有戒心;三来,历代政变多发于天下粮仓,“肥缺易生异志”,兵权、漕权、盐权若同时集中,难保不生边衅。

有意思的是,权力稀释的设计虽然繁琐,却未能阻止地方派系坐大。曾国藩藉湘军势成,李鸿章凭淮系崛起,皆生根于两江。分权的锁链一旦遇到巨变,反而束手无策。等到甲午惨败、庚子国殇,朝廷急盼各省自筹军费练新军,又不得不要倚重江督等封疆大吏,“提军饷以救时局”,原先的顾虑只得让位于现实。

值得一提的还有官场中的“潜规则”。两江地面上,任何一笔大工程都离不开河道、漕运、盐务、织造的协同,可每个衙门皆对口京师。总督若想快速推动事务,常以“请益”名义递红笺、设宴会,上下打点。有学者统计,道光年间江南水利总支出中,真正用在治河的银两不到一半,其余散落在各衙门茶敬、快费、点灯银里。制度的分权变相催生了各自为政的“跑冒滴漏”。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疆臣中,也有人敢于突破。光绪九年,沈葆桢出任江督,他抓住台海危局为由,力言“盐利、漕务、械船皆涉海防”,一手包揽对外谈判、一手整顿海关,算是罕见地撬开多重门闩。然而,他的强势也招来北京猜忌,不足三年便被调离南京。

翻检档案可见,两百余年间共有五十一位官员出任两江总督,前后平均任期不到三年。不在其位者艳羡“天下一福缺”,坐上去方知“一缺误国”。李鸿章的长寿任期固属例外,他赖的是与漕运总督刘铭传、南洋大臣沈葆桢之间的微妙平衡,更有曾国藩遗留的湘淮军班底相辅。即便如此,李氏仍向友人叹道:“人谓我权重,孰知江变莫测。”

如果把清代两江比作一艘巨轮,两江总督只是主舵者之一,旁边还站着漕督举网、河督掏沙、学政点灯、将军握兵、织造支薪。任何人动作稍慢,船就搁浅;任何人用力过猛,船便倾斜。高位之下是无处不在的制衡,荣耀背后是如履薄冰的现实,这正是“位高权轻”的两江总督,始终难以逃脱的制度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