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的冬夜，书房里的灯火摇曳不定，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把自己的日记本摔在了桌上。
那一刻，他羞愤交加，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他刚刚在日记里写下了一行字："又犯！又犯！真禽兽也！"
这个人叫曾国藩。后来被无数人奉为"千古第一完人"的曾国藩，此时正坐在京城的小屋子里，对着油灯发呆，脸上全是羞愧与绝望。
没有人知道，这位日后威震四方、被皇帝倚为肱骨的大臣，年轻时曾经与一件事苦苦缠斗了将近十年。那件事，就是"色"。
说出来或许令人惊讶，但曾国藩的日记从不撒谎。他把自己最不堪的那一面，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一字不删，一句不掩。正因如此，后人才能看见一个真实的曾国藩——一个在欲望与理想之间反复挣扎、跌倒、爬起、再跌倒的普通人。
他的故事，要从一场令他羞耻难当的拜访说起。
那是道光二十年的秋天，曾国藩进京赶考，一路辛苦，总算在翰林院谋得了一个差事。彼时的北京，花红柳绿，声色犬马，到处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诱惑。曾国藩出身湖南乡下，骨子里有农家人的朴实，但他也是血肉之躯，面对花花世界，难免心旌摇曳。
有一回，他去拜访一位同僚，对方家中来了几位唱曲的女子助兴。那个年代，官场酬酢，这样的场合并不少见。曾国藩坐在席间，酒过三巡，目光便有些不稳，在那几位女子身上流连忘返。更糟糕的是，当天他言语轻浮，说了些不得体的话，席间众人哄笑，他自己也跟着笑了。
回到家，他照例翻开日记，提起笔，却迟迟落不下去。
良久，他写道："今日宴间，目屡注女子，是何心也？又出言调侃，恶劣至极！"
写完，他把笔一搁，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
他想起了自己离家赴京前，父亲拉着他的手说的话："国藩啊，读书是为了做正人，不是为了做官。记住，君子修身，从不放纵。"
那一刻，他觉得脸上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
从那天起，曾国藩开始认真思考一件事：我究竟该怎么办？
他不是没想过靠意志力强行压制。他曾经暗暗发誓，告诫自己"再犯此等事，便是禽兽"。但誓言像纸糊的墙，经不住风吹。没过多久，他又在某个宴席上犯了类似的毛病，回家后对着日记痛骂自己，骂完又发誓，发完誓又犯。
这个循环让他痛苦不堪。
他开始翻书。他把程朱理学翻了个遍，把王阳明的心学研读再三，把历代先贤的修身之法一条一条地抄录下来。但那些大道理读进去，仿佛水过沙地，留不下什么。
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了一句话，出自《礼记》："欲不可从，志不可满。"
他放下书，坐了很久。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压制从来不是办法，因为欲望被压制得越狠，反弹就越厉害。真正的功夫，不在于压，而在于"导"——把那股劲儿引到别处去。
于是，他开始想办法。
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法，而是三个笨得不能再笨的办法。但正是这三个笨办法，让他此后数十年，真正做到了约束自己。
第一个办法，叫做"记"。
曾国藩给自己定了一条铁规矩：每天必须写日记，而且写日记的时候，必须把当天所有的"过失"如实记录下来，一条不落。
注意，是如实记录，不是选择性回忆，不是替自己辩解，更不是"我今天做得还不错"的自我安慰。
他有一本专门用来记过失的日记，里面的措辞之犀利，放在今天看来都令人咋舌。他写"今日见美色，心动，恶"，写"宴间目光无礼，可鄙"，写"又犯旧习，真不成器"。每一条，都是赤裸裸的自我审判。
这个办法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难。
难就难在，人天生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丑陋。大多数人在犯了错之后，第一反应不是承认，而是找借口——"那个环境太特殊了""我只是顺着气氛走""换谁都会那样"。种种借口，把那件事的性质一点一点稀释，最后自己都信了，以为没什么大不了。
但曾国藩的日记不给自己留任何借口。他曾经在一则日记里写道："为何每次犯错之后，总能找出一百个理由？这些理由，不过是懦弱之人用来逃避的遮羞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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