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整座长安城还沉浸在均匀而沉重的呼吸声中时，有一个人已经悄无声息地从冷炕上爬了起来。他不需要闹钟，甚至不需要窗外那只因寒冷而缩着脖子的公鸡啼鸣，他的骨头缝里似乎长着一把刻度精准的尺子，到了那个点，酸痛感就会准时像潮水一样把他淹没。
他叫老陈，是大唐禁宫里一名微不足道的“鸡人”。或许你会觉得这个称呼滑稽，甚至带着一丝家禽的腥臊气，但在当时的礼制中，他是唤醒太阳、唤醒一整个庞大帝国运转的第一道齿轮。然而，这道齿轮的一生，却比那深秋的寒露还要凄冷。
老陈摸索着穿上那身已经洗得发白的绛色衣服，最后颤巍巍地戴上那顶特制的“鸡冠帽”。那帽子由红布扎成，在昏暗的灯影下像是一坨干涸的血。他走出那间漏风的小屋，凛冽的北风瞬间灌满了他的袖口，他忍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却又迅速用枯瘦的手掌死死捂住嘴巴，生怕这一声咳嗽惊扰了不远处那片威严而死寂的宫殿群。在那个时代，皇权的威严甚至不允许空气中有一丁点不合时宜的噪音。
老陈的工作，说白了就是“人工闹钟”。《周礼》有云：“鸡人掌共鸡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呼旦以嘂百官。”这听起来似乎是个正经的差使，但在实际的官僚等级中，鸡人处于鄙视链的最末端。他们不是驰骋疆场的将军，不是挥毫泼墨的才子，也不是手握重权的宦官，他们只是一群被阉割了睡眠、甚至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尊严的报时器。他们要在大臣们上朝前，在公鸡啼鸣前，用一种近乎凄厉的长嚎，划破黎明前的黑暗。
他的身旁跟着个小徒弟，叫阿福，才十四岁，正是在长身体、睡不醒的年纪。阿福冻得直打哆嗦，鼻涕过河也顾不得擦，小声嘟囔着：“师父，咱们这活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些当官的坐着轿子来，咱们却要像动物一样在这里叫唤，昨儿个那个看门的兵头儿还管我叫‘没毛的动物’。”
老陈听了，心尖像被针扎了一下，却只能板着脸训斥：“闭嘴！这叫‘呼旦’，是天家礼仪，多少双眼睛盯着呢，你若是有半点差池，脑袋就不保了。”
其实老陈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这行不仅苦，而且贱。朝廷之所以设鸡人，是因为古人认为，在极其庄重的祭祀或朝会场合，直接听公鸡打鸣显得不够“雅”，于是便让这些活生生的人戴上鸡冠，模仿鸡鸣。这种近乎屈辱的模仿，却是维持皇家体面不可或缺的一环。
老陈带着阿福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青石板路上。此时约莫是寅时初刻，也就是凌晨三点左右。整座皇城像一头潜伏在黑暗中的巨兽，唯有巡逻士兵的甲胄摩擦声和偶尔传来的马蹄声。
那天的雪下得极大，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仿佛时空都因那严寒而凝固了。老陈和阿福站在宫墙根下，积雪已经没过了脚踝。由于气温极低，老陈感觉到自己的嗓子像是被火烧过一样，干涩、刺痛。他伸手摸了摸怀里那个小瓷瓶，那是他唯一的慰藉——一点劣质的薄荷油，用来润嗓子的。
“阿福，待会儿我先喊，你跟着我合。记得，要把声音从丹田里掏出来，不能散。”老陈叮嘱道。阿福点点头，眼睛里却满是恐惧。
就在这时，老陈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那种撕裂感让他瞬间瘫倒在雪地里。他想呼救，却发现嗓子里只能发出嘶嘶的漏气声。这太可怕了，距离“呼旦”只有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如果在这个时候出了岔子，不仅他们俩要死，可能还会连累他在老家的妻儿。因为在律法中，鸡人的失职被视为对皇权的亵渎。
阿福吓傻了，带着哭腔跪在雪地里摇晃着老陈：“师父！你这是怎么了呀，您可千万别吓我！您醒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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