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才刚刚过去两个月，厦门个人破产制度实施即将满三个月。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制度创新，厦门在吸取深圳经验的基础上，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根据厦门破产信息平台披露的最新数据，2026年立案的11宗个人破产案件中，申请人主动撤回的数量已达4宗，撤回率高达36% 。换言之，每三个人申请个人破产，就有一人在立案后、受理前选择“打退堂鼓”。
作为国内第二个实施个人破产立法的城市，厦门为何会出现如此高的撤回率？这究竟是制度设计使然，还是申请人的“知难而退”？今天，我们就从法律条文本身切入，来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撤回申请的“法律窗口”与“沉默成本”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法律技术问题：为什么申请人能撤？
根据 《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申请人可以请求撤回申请。 ”
这意味着，从向法院提交材料立案，到法院最终裁定“是否受理”之间存在一个审查期（通常为30日）。在这段期间内，撤回申请是法律赋予申请人的一项程序性权利。
但权利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滥用。该条例同时设置了限制条款：一旦法院裁定准许撤回，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得在撤回之日起一年内再次申请同一债务人破产 。这说明，撤回并非儿戏，而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决策，且伴随着一年的“锁定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深陷债务泥潭的人在临门一脚时选择放弃？请继续阅读我下面的逻辑分析。
二、近四成撤回背后，是“法律门槛”的刚性要求
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申请个人破产，可能享有减免债务的机会，正常来说没有人愿意主动撤回申请。高撤回率的核心原因，或许隐藏在厦门与深圳截然不同的立法定位中。
如果说深圳个人破产制度的核心是“全面探索”，那么厦门的核心则是对创业群体的 “定向保护”。
根据《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第二条的规定，申请人的基本门槛是在厦门“居住或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连续满五年”。但这只是第一道关。真正导致高撤回率的，是隐藏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个人破产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中的“隐形门槛”。
该工作指引第一条明确指出，当前的主体适用范围主要为 “因生产经营负债” 的自然人，具体包括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以及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个人。
这意味着，纯粹的“消费负债者”在当前的厦门试点阶段，并不在保护之列。
我想，这就解释了为何会出现近四成的撤回。
笔者梳理发现，许多申请人在经过法院的初步审查或咨询辅导后，才发现自己的债务性质与法律要求存在偏差。例如，在2025年厦门法院立案审查的一宗案件中，申请人吴先生虽有创业背景，但其负债起点源于早期的房贷、车贷，因无法证明负债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最终法院认为其不符合申请条件。
面对这样的审查预期，与其等待法院下发“不予受理”的裁定书（这同样会产生法律记录），不少申请人选择主动行使撤回权，体面离场，保留一年后再次尝试的可能性。
三、申请人的“心理博弈”，对个人破产从期待转向观望
当然，法律门槛只是客观原因，申请人的主观心态变化同样不可忽视。很多负债人对“破产即免债”存在误解，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在制度设立初期，部分债务人将个人破产简单理解为“不用还钱了”。但是，在厦门“保护”与“防范”并举的立法精神下，债务人需要经历少则3年、多则5年的考察期，且家庭豁免财产有严格限制，高消费行为更是被严格限制。
当申请人意识到破产并非“无债一身轻”，而是需要面临一场长达数年的财务“透明化”生活时，部分申请人可能会因畏惧严格的监督而选择主动撤回。
此外，对自身“名誉成本”的考量可能也是负债人的考量之一，目前国内个人破产尚在探索阶段，很多人可能会用有色眼镜来看待破产申请人。
尽管社会倡导“宽容失败”，但在人情社会和商业圈层中，个人破产信息作为公开信息，仍可能对个人的信誉和社会评价产生一定影响。部分申请人在立案后权衡利弊，宁愿继续与债权人私下协商，也不愿留下“破产人”的法律记录。
结语：高撤回率是制度成熟的标志？
36%的撤回率，乍看之下令人惊讶，甚至可能被解读为“制度遇冷”。但从法律执行的角度看，这或许恰恰说明了厦门个人破产制度正在有效地发挥其 “识别”与“过滤” 功能。
通过设置“生产经营负债”的门槛，厦门精准地将资源倾斜给了那些真正创业失败、需要东山再起的经营者，同时通过高撤回率，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个人破产不是逃债的避风港，而是为“诚实而不幸”的经营者准备的救生筏。
对于那些撤回申请的债务人而言，法律并未关上大门。他们利用这一年的“锁定期”重新整理财务状况，或者尝试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出困境，或许正是个人破产制度希望看到的另一种“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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