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润钊 陈晓燕

“同样的岗位，同样的劳动强度，却签着第三方合同，社保按最低标准缴纳、福利待遇大打折扣、晋升通道也不畅通。”今天，江西贯胜鞋业有限公司制鞋工王花萍代表和记者分享了她在萍乡经开区一家快递驿站，与外卖骑手黎望面对面交流时听到的职工心声。

据王花萍代表观察，劳务派遣用工模式如今换了一件“新马甲”——劳务外包。花样翻新的“假外包”正在向实体产业、工厂制企业蔓延。有的企业将工龄较短或新入职的员工一律转为跟外包公司签合同。王花萍代表直言，这种“假外包、真派遣”的劳务用工“变形记”乱象亟待根除。

“成本压给劳动者，风险甩给外包公司。”王花萍代表认为，劳务外包滥用影响了职工队伍长期稳定预期，加剧用工流动性，企业招聘培训成本不降反升。

“部分规模小或资质不全的外包公司为争夺市场份额，采取低价竞争策略，并在中标后通过降低用工成本维系利润，导致劳动者权益受损。”长期关注快递员、外卖配送员权益的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采购经理李丰代表，在笔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思考。李丰代表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密集的行业中，部分发包主体与外包企业操作不规范，导致通过此类渠道就业的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难以有效落实。

重庆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一线班组长卢跃富委员也将视角聚焦“规范劳务派遣与劳务外包工管理、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卢跃富委员在调研中发现，劳务派遣与劳务外包主要存在4个突出问题：一是用工单位分布分散，部分企业未全面披露使用派遣或外包员工信息。尤为突出的是，多数劳务派遣公司注册于外地，其社保缴纳、用工规范等情况在用工所在地难以进行有效核查，形成监管真空；二是为规避用工风险和法律对派遣用工的比例限制，部分企业过度使用甚至滥用派遣或外包形式，“假外包、真派遣”现象时有发生；三是基层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量普遍不足，难以应对大量用工单位的监管需求，现有劳务派遣备案制度约束力较弱，对不备案、不规范备案行为缺乏有效处罚措施；四是有些派遣员工没有被有效纳入工会组织体系，工会维权服务难以覆盖，职工权益受损时缺乏组织支持。

山东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工会主席王雁代表表示，部分企业甚至另外出资或通过所属单位、个人注册劳务派遣公司进行“自我派遣”，大范围使用劳务派遣工，存在超比例用工现象。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劳动力市场的公平性。

如何破解监管困局？代表委员们开出“药方”。

卢跃富委员呼吁人社部门牵头界定外包用工的清晰标准，建立处罚规则，明确外包单位与用工企业对劳动者的连带责任。“由国家建立劳务派遣注册地与用工地的协同监管。”卢跃富委员建议，通过全国信用平台实现跨地区联合惩戒，用工地需承担属地全体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责任。

王花萍代表和李丰代表认为，必须通过立法明确劳务外包中企业、外包方与劳动者的权责关系。应当强化合同源头治理，清晰界定发包单位、外包单位与劳动者三方的权利义务；建立外包用工信息库，外包用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应定期向人社部门备案用工信息。针对容易被“外包”、层层“转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设立维权绿色通道，提供一站式咨询、投诉、仲裁服务，由企业举证劳动关系及社保履约情况，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