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票”闺女揣着双胞胎，把娘家脸打肿——七十年代最爽一幕，其实藏着一条被忽视的暗线：宣传科干部下岗，竟成了第一批百万富翁的温床。
那会儿，北京城每月半斤猪肉，林梅的嫂子能把筷子伸到她碗里，就为了夹走一片肥膘。林家父母算盘打得噼啪响：闺女手里攥着副食品本，就是活期存折，嫁给丢了“铁饭碗”的费霆，等于把存折撕了。他们宁肯把女儿塞给“三婚老男人”，也要把阶级地位焊死在户口本上。谁料想，费霆第二天就揣着方穆扬送的菜谱，跑去东四工商局领了全市第37张个体牌照——宣传科练出的嘴皮子，用来给客人报菜名，比唱样板戏还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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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费霆在后海开了家只有八张桌的小馆，招牌菜是“红烧肉加鸡蛋”，一份卖两块四，利润一块八。排队的人从银锭桥拐到烟袋斜街，林梅站在灶台前算账，袖子一撸，油渍溅到脸上也不擦——她忽然发现，自己从“被分肉的”变成了“分肉的人”。万元户还没上报纸，费霆已经日进三千，林家哥哥托人捎话：“妹妹，咱家建设想过继给你，肥水不流外人田。”林梅把B超单拍在桌上：双胎，男孩。一句废话没有，意思是——想抢遗产？先排队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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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逗的是，林家父母连夜翻《继承法》，发现过继得经夫妻双方同意，而林梅的“同意”俩字，早在她跟着费霆搬出胡同那天就撕了。第二天，费霆给菜牌换了一套新价签，红烧肉涨到了三块五，括号里小字：原料成本上涨，爱买不买。排队的人依旧拐三道弯，林家嫂子隔着窗户看见，手里那半碗肥肉突然就不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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