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还在学电脑的启蒙，今天就已经拿着手机控制一切了；昨天我们还为每个月能拿18块钱的补贴（而）欣喜若狂，但是今天我们就为一张在钱包里放了一整年也用不完的10块钱现金而烦恼……”
纪录片《上海少女》中，导演罗彤在同学聚会开始前，对着久违了的面孔有感而发。面前这群50岁上下的中年人，是让她坚持采用“上海少女”这一片名的理由——罗彤时常感叹，上海这个城市变化那么大，她们的内心怎么还能跟小时候一样？
1993年，上海少女合唱团成员和崔健合影。（图/《上海少女》）
初春，我在上海第一次见到罗彤。窗外天色阴冷、小雨淅沥，但我面前的这个人，却始终散发着热烈的能量。
她不是那种只顾表达自己的受访者。餐厅里逐渐人声鼎沸，她也随之提高声量，几次关照我的录音质量是否会受影响。有时她会突然停下来，看着在餐厅里偶遇同班同学而惊喜的小朋友，露出会心的笑容。
她毫不掩饰自己对内卷的不屑。而我对内卷氛围的担忧，也让她对我的经历产生好奇。试图用亲身见闻缓解我的焦虑时，罗彤语气轻快得像是在给老朋友支招，那是一种或许在更年轻的人身上都难以见到的乐观和坚定：“试试嘛，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图/摄影：“后窗放映”高达；设计：《新周刊》沈晓虹）
50多岁，拍拍身上的尘埃
当年的上海少女合唱团成员，全部来自行知艺术师范的音乐班。20世纪90年代，从行知艺术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大多会被分配到各个小学担任音乐老师。罗彤所在的1993届音乐二班中，班长林放以及班里为数不多的男生、副班长方勇，如今依然活跃在合唱指挥领域。除了仍在学校任教的同学之外，其他人的职业大多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当年的班主任丘老师家聚餐时，罗彤见着人就问：“你老公还是原来那个吗？”
没有人会被这个问题所冒犯，哪怕她们之中，有人依然维持着幸福的婚姻，也有人始终保持单身。而选择离婚的人，都有了各自的新目标：努力生活，顺便给自己找个新伴侣；又或者凭一己之力，给母亲和女儿一个新家。
《上海少女》主人公之一张莉。（图/《上海少女》）
在《上海少女》的一次映后交流环节上，影片的主人公之一张莉，向观众汇报了她的近况：她攒够钱买了房子，还开了一家自己的女子运动馆。观众席间爆发出一阵欢呼。
张莉的新生活，始于口袋里仅剩的2000元钱。而2003年时，她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家庭主妇、新手妈妈。这种巨大转变在这群人身上并不罕见——离婚后带着女儿搬到广州生活的毛毛，曾震惊于幼儿园学费能抵自己一个月教师工资，但她后来成为了一家销售公司的副总裁。
在这群人中，罗彤觉得娄滨的经历最出乎自己的意料。身为被合唱团指挥曹丁评价为“建校以来最捣蛋的一批学生”之一，她居然会忍下家暴的痛苦。但当意识到自己面临生命安全的威胁时，娄滨还是及时获得了家人的帮助，得以从有毒的关系中脱身。
决定离婚，对娄滨来说并不容易。（图/《上海少女》）
在罗彤面前，每个同学都极其坦诚。每天忙着潜水滑雪、致力于成为“穿着旗袍踩滑板的老太太”的刘平，过着潇洒的单身日常。“没有孩子，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但她话头一转，“不要让遗憾一直成为遗憾……这是我现在学习很多东西的动力。”
相比之下，罗彤履历的复杂度也不遑多让。当了几个月音乐老师，罗彤发现自己似乎没有重复教学的耐心，干脆辞去了工作。做过汽车销售，当过法餐餐厅服务员，甚至在一档少儿节目里担任主持人“丁丁姐姐”。离开运动品牌市场营销总监岗位后，罗彤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正式开始做电影。
“2001年，我看了古巴的纪录片《乐满夏湾拿》（Buena Vista Social Club），想到了我爸爸他们那帮音乐家。我就跟我前夫和他弟弟说：‘要不咱们拍电影（纪录片），从自己人（的故事）开始吧？’”罗彤的拍片初体验，充满了试验性和随机感，“现在有轨道、航拍机，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就拿了一台DV，一个人开电瓶车，中间的人拿着摄影机，后面的人扶着TA，在街上拍了一圈。”
因《上海少女》上映而无比兴奋的罗彤。（图/林航 摄）
30年前的老同学和《乐满夏湾拿》中的古巴音乐家都有相似的特质，这吸引罗彤不由自主地靠近：“他们描述自己经历的时候，就像是看着身上的尘埃，拍了拍就走了，从来不会因为‘它在我的衣服上这么明显’而纠结。”
“‘旅游？好呀！明天走。’（她们）要干什么事马上就下决定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还要回去想想，‘不行，我要带小孩’。”在罗彤眼中，这一代70后上海女人，正处于最洒脱的状态。年轻的时候，她们可能还会担心自己在职场中过分努力、引人侧目，“现在50岁上下的女性好像不会在意那么多。就算TA认为我很想要这个职位，又怎么样呢？”
正如毛毛在《上海少女》中所说，“让我再回到20多岁那个时候，我是不愿意的”。
同学聚会上，曾经的上海少女合唱团成员们围着丘老师打灯。（图/《上海少女》）
在不完美的父母身上，找到正解
和部分同学一样，罗彤在14年前选择了离婚。 “那个恋综（《日落时分说爱你》），本来节目组叫我去，”聊到离婚的话题时，罗彤突然露出神秘的笑容，“但是我工作太忙，就推荐罗飞去了。”顿了顿，她又说：“现在他风评不太好，我有点内疚。”
罗彤为罗飞写的推荐信。（图/《日落时分说爱你》）
几十年前，罗彤曾自认为是父母婚姻破裂的“受害者”。
看着家长吵架、分居的小罗彤，从小就被迫在妈妈家、爸爸家之间两头跑。直到她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父母才正式离婚。“妈妈跟班主任说‘你要照顾一下我女儿’，但我不喜欢特殊对待。我们小时候（的社会）氛围就是‘离婚家庭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已经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了。”
向来能言善辩的她，会因为别人一句“你爸妈离婚了”而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在《上海少女》中，罗彤坦承，那时候她觉得自己是自卑的、不完整的。
少年罗彤。（图/《上海少女》）
罗彤明白，妈妈爱自己的方式是保护。她遭受了婚姻的打击，因而更要制止一切可能对女儿造成的伤害，也不让女儿冒任何风险，尤其是自己经历过的坎坷。 “我小时候，她让我不要谈恋爱，不要跟人家上床，万一怀孕了怎么办？要是不干净还会得病。谈恋爱了不要结婚，结婚了不要生小孩，可麻烦了。”
不要求女儿遵循世俗观念的妈妈，似乎和传统母亲的画像并不那么匹配。但罗彤又说：“我和前夫分开以后，再跟年轻男生谈恋爱，她就说：‘他很容易会把你抛弃的。’我说：‘谁抛弃谁还不知道呢！’”
罗彤走上街头，为《上海少女》做宣传。（图/林航 摄）
相比妈妈的事事挂心，爸爸几乎没有对离婚一事作出反应，依然按自己的节奏过生活。在罗彤眼里，他和大多数男人都没有区别，“今天想下个象棋，明天想找老朋友聊天，也不管家里怎么样，就按自己的想法来。”但如今，进入第4段婚姻的爸爸，找到了十分适合他的配偶。“从这点说，当你有足够的吸引力，你以自己为主、把自己生活的坐标稳定了，边上会有其他人来配合你的。”罗彤感慨。
罗彤的婚姻，最终还是不如幼时的她所愿，走向了和父母相似的道路，而妈妈已经来不及劝“不要离婚”。罗彤想，比起离婚，当着孩子的面吵架更不好；好在罗飞也不是当年的罗彤爸爸，他搬到同小区的另一个房子里，和前妻轮流照顾孩子；而一想到爸妈“停战”、未来双倍的生日和圣诞礼物，罗彤的儿子Finley就感到格外兴奋。
自卑者与刺头
儿子没有变成当年的自己，是罗彤最骄傲的一件事。前几年，Finley考上英国有名的高中，还拿到了两年全额奖学金。罗彤总庆幸自己早年做了对的决策。
她告诉我，Finley小学二年级时，每天要做功课到晚上11点，而她不止一次在他的试卷上长篇大论地写下对刻板答案的困惑，但老师从未对此作出回应。之后她回过神来，想必大部分矛盾都被转移到了儿子身上。
Finley小的时候，罗彤在家里陪他“玩音乐”。（图/《上海少女》）
妈妈的操心和爸爸的果断铸造了罗彤，让她在教师办公室里突然对着Finley的小学班主任宣布“我们不上学了”。关于那个场景的叙述，罗彤记录到了《上海少女》里。
准备离校的时候，班里正在上语文课。Finley进教室收拾书包，罗彤则把语文老师叫出来：“其他小朋友告诉我，你拉过我儿子的耳朵。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么做了。”在对方矢口否认的时候，罗彤看到背好书包的Finley一边笑着和同学挥手告别，一边从最后一排大摇大摆地穿过教室，回到她的身边。
罗彤终究没有变成当年的妈妈。妈妈被时代观念所限制，连带着罗彤也一度染上了不配得感，遇事习惯往消极的一面想。但看到能把钢琴、马术、击剑都玩得转的儿子，每天在沉重的课业里败下阵来，曾经自卑的罗彤，宁愿选择变回“刺头”。
罗彤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终于等到你长大，可以把我的头靠在你肩上。”（图/受访者供图）
但罗飞觉得，罗彤有时候会利用冲突来表达爱。他邀请前妻一起录制播客时，罗彤聊到自己一直介怀的一件小事：有一次，她带罗飞看完病回家，打电话约好了出租车来接，此时医院门口有一位孕妇伸手拦车，罗彤向对方解释后让罗飞上车，却在车上被丈夫指责“怎么可以抢孕妇的车”。
罗飞在播客里总结，他和罗彤的不同在于，自己是用避免冲突的方式来表达爱。罗彤委屈又不解：“没有冲突啊，我们上的那辆出租车，就是我约的车牌号码。”
抛开两人婚姻关系中的错位感，罗彤始终觉得，罗飞是一个适合交往的人。“他有很多女性朋友，因为他知书达理、没有侵略性，女性跟他在一起会觉得很安全。”她并不觉得前夫在恋综里的表现有何不妥，“我也喜欢抱别人，我觉得人是需要很多温暖的。有时候罗飞是想让你不要那么难过，而不是要占你便宜。有些人可能误会他了。”
最近，罗彤和罗飞及他的朋友们一起录了《日落时分说爱你》的看片vlog。（图/@Arthur罗飞）
你可以不“进军好莱坞”
和罗飞分开这些年，罗彤依然和他保持着创作上的合作关系。打开罗彤的豆瓣主页，可以看到几乎所有作品的成员名单里都有罗飞。
但商业项目例外。离婚后，一直承担制片工作的罗彤发现，外部导演的合作价格超出了项目的承受能力，只能硬着头皮自己上。没想到她的导演之路反而因此开启。
《上海少女》上映的时候，有许多诟病片子“人物太多”“刻画不深入”的声音。但罗彤告诉我，那是自己刻意选择后的结果——几乎同期拍摄、同样呈现了上海时代变迁的纪录片《米氏西餐厅》，就完全是按照成熟纪录片的标准流程和逻辑来做的。
因为在纽约首映，这部纪录片无法拿到龙标，这一直是罗彤心里的遗憾。（图/《米氏西餐厅》）
对于罗彤来说，上海是她无法割舍的创作母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听到2001年力波啤酒的广告曲《喜欢上海的理由》就会流泪。这一群人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当时每个人都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对传统观念中的限制不以为意。
“你看我穿的衣服，”罗彤扯了扯灰色一字肩上衣，“我们90年代是这样穿的，现在（潮流）又变成这种风格。70后敢穿（的性格），不是今天才形成的。”罗彤觉得，这种勇于探索的态度，在她们身上始终存在。“一些70后还有动力想了解年轻人感兴趣的东西，这种对世界的好奇心，就挺‘少女’的。”
今天的上海，已经与30年前大不相同。（图/《上海少女》）
但罗彤也深知，如果不是在上海、如果不是生于70年代，她和同学们都可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70后再困难，也会找到让自己放松的办法。80后虽然只是差个十年，但精神层面上已经有了区别。”她发现，身边陷于职场、房产和经济等多重压力下的80后，显得尤其喜欢“搞钱”。
“我觉得90后很卷。他们也搞钱，但还要面子，要‘好看’地搞钱。”罗彤说，“但部分00后已经有点躺平了。因为他们觉得追求不到心里想要的东西，那就随便吧。生活的压力反而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过去的生存经验逐渐失效，但面对生活方式的变化，罗彤却比我还乐观。“现在有很多喜欢打游戏的，TA所有能被刺激到的点，可能已经在虚拟环境中得到满足了，所以TA对现实生活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只要能保证基本的生活）我觉得就无所谓。现在不是还有很多人去做灵修吗？赚钱已经不是唯一的目标了。”
享受日常的罗彤。（图/受访者供图）
“进军好莱坞”的大饼，罗彤也曾经给公司里的小伙伴画过。但她有一天意识到，把公司做大，是别人告诉自己的所谓成功的路径。“后来我发现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做公司的目的，是把一群人聚在一起去做一些好玩的事。如果我不喜欢这个过程，只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我可能做不出来。”
在工作上，罗彤显得尤其“要面子”：“答应过你的事情，我肯定要做到，而且要超乎你的预料。跟自己较劲的劲头不能掉。”但作为老板的罗彤，不会接时间特别紧、压力特别大的项目，哪怕对方给的预算足够多。
“我们从来就不答应客户的无理要求。很多制作公司加班加到没命，但我们不加班，该休息就休息。”罗彤不要求打卡，也不设KPI，而员工总能按时到岗，在下班前完成工作。她尊重员工，也希望上游的甲方公司尊重自己。“你的脑子一直在机械（工作）的范围里，根本没有其他时间和空间去做扩散性的思考。在这个行业里，我觉得创意还是很重要的。”
罗彤和团队在制作纪录片《上海少女》。（图/受访者供图）
休息的时候，罗彤喜欢给朋友们做饭。但这段时间，她忙得恋爱都没空谈。她告诉我，自己的下一步不是电影，而是把《上海少女》做成音乐剧。几年前，她就想把音乐和表演营造的奇妙沉浸感带给观众。
“如果你认识编剧，也给我介绍好吗？”她抬起头，笑意盈盈地问我。看着她眼底的兴奋与热忱，我想，至少人生的下一场演出，她已经准备好如何执导了。
题图 | 受访者提供 校对 | 严严 运营 | 陈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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