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隆至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
新年伊始，美国接连无视国际法，发动一系列侵略行径。在这样的背景下，3月5日开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提出的发展愿景格外引人关注。李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以“2025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开篇。读到这句话时，我感到其中凝聚着复杂而深沉的情感。
为什么报告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报告中提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陡然升级，市场预期受到频繁扰动”，这无疑反映出美国关税政策给经济和贸易带来的压力。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增速也在放缓。报告指出，“国内经济深刻转型，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问题持续显现，消费、投资增长动力不足”。日本媒体尤其抓住这一点，试图借2026年增长目标下调之机，强化中国“经济减速”的印象。
但如果通读整份报告，得到的感受将完全不同。面对复杂的内外部挑战，报告内容并没有流露出混乱和焦虑：一方面总结和汇报发展成就，另一方面围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内容充实的政策安排。报告如同在冷静地指明一条克服困难的路径，透露出从容与信心。李强总理在报告中也明确表示：“一年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展现强大韧性。”并指出政府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
我在中国生活中的切身感受也与此判断一致。的确，部分民众会说“经济形势不太好”，李强总理在报告中也谈到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定经济运行”。但实际上，我感受到的更多是在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部分民众还有国外媒体面对这种变化，恐怕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解框架。李强总理所说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我想指的正是这一层含义。
随着耐用消费品在居民生活中日益普及，以往依靠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推动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这一点，其实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走过的道路颇为相似。在实现高速增长之后，如何转向持续、稳定的发展模式，成为中国面临的新课题。
中国是进入2020年后开始面对这一课题的。与中国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推进向稳定增长模式转型的。上世纪70年代，人们就已经意识到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但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仍将经济增长置于优先位置。少子老龄化、金融经济膨胀、全球化、传染病等问题大多是在90年代后期以后才成为突出课题。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推进自身发展时，并没有遭遇滥用关税、干涉内政等阻碍发展的局面。
而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仍处于发展阶段的大国，却几乎同时背负着上述所有压力，并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将其转化为新的发展动力。中国并不打算以牺牲生态环境、人民福祉或多边主义为代价来换取增长。环境技术的发展正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正通过加快创新，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努力探索一条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虽然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中国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尽管某些国家的政府不断制造对立，但特斯拉、丰田这样的企业若离开与中国创新体系的协同合作，也很难维持其业务发展。因此，与其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不如说中国在根据结构变动的现实需要，设定一个更加稳健的增长目标。
当然，面临构建新发展模式这一课题的并不只有中国。我想报告同样想传递这样一种信息：中国愿意把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和积累的经验，同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分享，并呼吁各方携手走出当前困局。读到“蓝图已经绘就”这句话时，我感到了一种希望——人们正告别那种采用非法行径、以牺牲全球南方和国内弱势群体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编译：李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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