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初，配给又降了。
小崔拿报纸给我看，上面写着：每人每天的口粮，从去年的三百八十克降到了三百克。不到六两。新闻上说，去年粮食缺口六十九万吨，今年只会更糟。联合国那份报告我也看了——朝鲜一千八百万人粮食没有保障，一千零五十万人营养不良，五岁以下孩子夭折，两大原因，一个是腹泻，一个是肺炎。
三百克。
两顿稀的，可能都撑不住。
我把报纸放下，没说话。窗外正下着雪，厂门口那条路又白了。
元旦刚过，厂里气氛就不对。
先是崔姑娘。她比去年又瘦了，脸上那点好不容易养出来的肉，全没了。中午吃饭，她还是老规矩——肉夹出来，用塑料袋包好，塞进饭盒里。馒头掰一半，剩下的也包起来。可我发现，她连素菜都开始省了。盘子里的白菜，剩下一大半，拿筷子拨拉着，就是吃不下去。
“怎么了？”我走过去问。
她抬起头，笑了一下，摇摇头。
小崔在旁边轻声说：“厂长，她弟弟病了。肺炎。去医院看了，药太贵，一盒青霉素要二十块。她这半个月的工资，全搭进去了。”
我心里一紧。
二十块。崔姑娘一个月工资多少？一百二。干五年了，涨了几回，也就这些。一盒药，六分之一的工资。
“孩子怎么样了？”
“烧退了，还在咳。大夫说得接着吃药，不然怕反复。”小崔顿了顿，“可她没钱了。”
那天下午，我把崔姑娘叫到办公室，塞给她两百块钱。
她不要，拼命推，眼眶红红的，嘴里一直说“不行不行”。
我说：“这不是给你的，是借给你的。等你弟弟好了，慢慢还。”
她才收下。临走，给我鞠了一躬，站直了，又鞠一躬。
我摆摆手，让她回去干活。
可心里堵得慌。
一月中旬，事情来了。
先是新闻。安理会又开会了，说要制裁。朝鲜的煤炭出口被限了，纺织品出口也要禁。小崔给我解释：纺织品就是咱们做的这种，衣服、布料，以后可能都出不去了。
我不懂那些，只管干活。可接下来几天，订单少了。
原本一个月三万件，变成两万五，又变成两万。采购那边来电话，说料子不好进，口岸查得严，货车排队等通关，一等就是好几天。运费涨了，料子贵了，账上那点盈余，一天天往下掉。
我没跟女工们说。她们照样上班，照样干活，照样把肉带回家。可我知道，她们心里有数。
金明子大娘那几天老来厂里。不是干活，是站在门口，往里看。我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笑着走了。后来小崔跟我说，大娘的儿子在矿上，矿上减产了，一个月只能上半个月的班。儿媳妇想去卖点东西贴补，街上都没人买了。
“没人买了？”
“厂长，”小崔压低声音，“听说边境那边严了，东西进不来，也出不去。以前那些做小买卖的，现在都闲着。有钱也没地方花，因为东西贵得离谱。”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去车间转。灯还亮着，女工们都在，可没人说话。机器轰隆隆转着，她们低着头干活，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崔姑娘在。她坐在第三排，手一刻不停。旁边放着一个布包，鼓鼓囊囊的——那是她省下来的包子，明天带回家给弟弟。
我走过去，她抬起头，笑了。那笑容，跟五年前一模一样——怯怯的，又暖暖的。
“弟弟好点了吗？”我问。
她点点头：“好了。谢谢厂长。”
“药吃了？”
“吃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打开，里面是几粒白色的药片，“还剩三粒，一天一粒，吃完就好了。”
我看着那几粒药，心里一阵发酸。
一月底，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厂门口来了个人。是个男的，三十来岁，穿着旧军装，脸黑黑的，站在雪里，一动不动。
门卫老朴去问，他不说话，就站着。站了两个多小时，冻得直哆嗦，还是不走。
老朴跑来叫我。我出去一看，不认识。
“你是？”
他看见我，往前走了两步，然后扑通一声跪下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去扶。他不起，跪在地上，说了半天话。我听不懂，但听出了一个词——“崔姑娘”。
小崔赶过来翻译：“厂长，他是崔姑娘的哥哥。”
哥哥？崔姑娘不是说她哥前几年出意外没了吗？
“不是亲哥，”小崔听了一会儿，“是一个村的。崔姑娘弟弟住院那阵，他帮着跑前跑后，借过钱给崔姑娘。后来……后来崔姑娘说，等发了工资还他。可他等不起了。”
等不起了？
“他媳妇快生了，”小崔声音低下去，“难产，得剖。医院要押金，五十块。他拿不出来。村里人借遍了，凑了三十，还差二十。实在没办法，来求厂长。”
我看着跪在雪里的人，看着他冻得发紫的脸，看着他身上那件单薄的旧军装，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二十块。
又是二十块。
一盒药二十块，一条命二十块。
我把他扶起来，让他去门卫室暖和暖和。然后回办公室，拿了五十块钱，塞给他。
他不要，拼命推。我说：“不是给你的，是借给你的。等你媳妇好了，慢慢还。”
他听了，愣住了。然后退后两步，直直地给我鞠了一躬。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嘴唇哆嗦着，想说又说不出来。
我拍拍他的肩膀，让他赶紧去医院。
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给我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跑进雪里。
那天晚上，我去车间找崔姑娘。
她还在，坐在工位上，低着头干活。旁边那个布包，鼓鼓囊囊的——包子还在，她没舍得吃，也没舍得带回去，就那么放着。
“崔姑娘，”我说，“你认识那个人吗？下午来的那个。”
她抬起头，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他帮你过？”
她点点头，眼眶红了。
“他媳妇难产，你知道吗？”
她摇摇头，脸色变了。
我把事情说了。她听完，低下头，半天没说话。然后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钞票——五块的，一块的，毛票。
她数了数，抽出二十块，递给我。
“厂长的，还。”
我愣住了：“这不是给你的，不用还。”
她摇摇头，把钱塞到我手里，然后坐回去，继续干活。
我攥着那二十块钱，攥了很久。钱是温的，带着她的体温。
那二十块，是她弟弟的药钱。是她省了一个月的包子换来的。是她每天多干两个小时的活挣来的。
可她给了。
给了那个帮过她的人。
二月初，年关将近。
往年这时候，厂里早该热闹起来了。发年货，包饺子，女工们笑着闹着，商量着过年怎么过。可今年不一样。
车间里还是静静的。女工们低着头干活，没人说话。机器轰隆隆转着，可那声音听着，像叹气。
我去食堂看。厨师在准备晚饭，锅里炖着肉，冒着热气。可肉少了——不是他舍不得放，是肉铺关门了，买不着。
“厂长，”厨师小声说，“听说口岸那边全严了，饲料进不来，猪都杀了。镇上最后一家肉铺，上礼拜关了。”
我没说话。
晚上吃饭，女工们端着盘子，看着那几块肉，没人动。过了一会儿，崔姑娘带头，把肉夹出来，用塑料袋包好，塞进饭盒里。一个接一个，都跟着做。
我看着那些饭盒，看着那些包好的肉，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她们还是那个习惯。不管多难，都要把最好的那一口，带回家。
可这回，家里可能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二月十五号，腊月二十八。
往年今天，厂里该放假了。可今年，我让她们多上了几天班——不是订单多，是想让她们多挣几天工资。
下午四点半，最后一次发点心。厨师蒸了两百个包子，白菜馅的——没肉了，买不着。女工们排着队领，一个一个接过去，放进布包里。没人说话，没人笑。
发完了，还剩几个。厨师问我怎么办。我说，给她们分了吧，一人多拿一个。
还是没人多拿。她们摇摇头，把包子让给别人，让给年纪大的，让给身体弱的，让给家里孩子多的。
最后，那几个包子被包起来，放在食堂的桌上，用白布盖着，等着明天发。
五点，下班。女工们一个一个走出厂门，走进灰蒙蒙的天里。
我站在厂门口，看着她们。
崔姑娘走在最后。她背着那个布包，鼓鼓囊囊的，脚步慢吞吞的。走到厂门口，她停下来，回过头，看着我。
然后她走回来，从布包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是两个包子。下午发的，用纸袋装着，原封没动。
“这个，”她说，“给厂长。”
我愣住了。又是这句话。去年九月，她说过。去年十二月，她说过。现在，她又说了。
“怎么又给我？”我问。
她指了指布包，里面还有好几个包子——那是她这几天省下来的，带回家给弟弟的。
“弟弟有。”她说，笑了。
我接过那两个包子，攥在手里。包子是凉的，可心里热。
可那热，一下就凉了。
因为她接着说了一句话，用磕磕巴巴的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厂长，明年，不来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为什么？”
她低下头，半天没说话。然后抬起头，眼眶红红的，说了一串朝鲜话。
小崔在旁边翻译，声音颤颤的：
“她说，家里实在撑不住了。弟弟病刚好，身体弱，需要人照顾。她妈眼睛不好，去年冬天摔了一跤，现在下不了床。她婶……她婶家那个孩子，就是上回在厂门口等了三天的那个老太太的孙子，也病了。村里好多孩子都病了，没药，没钱，没吃的。她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必须回去。”
“回去能干什么？”
“种地。她说，至少地里长的东西，能让孩子吃上一口。”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什么都说不出来。
崔姑娘看着我，眼眶红红的，可没哭。她笑了笑，又说了几句话。
小崔翻译：“她说，谢谢厂长。五年了，厂长给她吃的，给她住的，给她工资，让她弟弟上了学，让她妈吃上了肉。她说，这辈子，除了她妈，厂长是对她最好的人。”
我攥着那两个包子，攥得手心都疼了。
“崔姑娘，”我说，“明年要是好了，你还能来吗？”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
“来的，”她说，“好了，就来。”
然后她退后一步，直直地给我鞠了一躬。站直了，又鞠一躬。再站直了，再鞠一躬。
三鞠躬。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第二天，腊月二十九。
厂里最后一天上班。车间里空了好多——崔姑娘走了，还有几个也走了。有的是家里老人病了，有的是孩子病了，有的是实在撑不下去，回去种地了。
剩下的女工，还是低着头干活。没人说话，没人笑。
下午四点半，最后一次发点心。厨师蒸了包子，还是白菜馅的。女工们排着队领，一个一个放进布包里。然后走出厂门，走进雪里。
我站在厂门口，一个一个看着她们走。
金明子大娘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了半天话。小崔翻译：“她说，谢谢厂长。她说，村里人都知道，厂长是好人。她说，等好了，还来。”
我点点头。
她走了。
恩珠那天也来了。放学路过，跑进来看看。她穿着那件紫红棉袄，头发扎得整齐，脸蛋冻得红红的。我给她拿了两个包子，她蹲在台阶上，小口小口地吃。
“厂长，”她抬起头，“好吃。”
我摸摸她的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抽屉开着，里面是那些袜子——十五双，从2012年到2016年，一年一双，整整齐齐码着。旁边是那块糖，纸上画的那颗心，还看得见。
我把那双新袜子拿出来——崔姑娘去年织的那双，灰色的，针脚细细的。翻过来，看见里面缝着一个小布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着：
“厂长 好人”
我攥着那双袜子，攥了很久。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