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栈道到政区：清代留坝厅的设立与栈道管理|凤县|栈道|汉中|留坝厅|留坝县|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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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留坝厅作为清代连云栈道的重要节点，因两次金川战争期间道路绵长，供应差务而设厅治理。设厅后，其行政职级实现从通判到同知的职官升等。通过探讨其设立过程，凸显出清代在山地开发与川陕驿道管理深入的背景之下，借由“厅”这一新的政区形态，推动驿道沿线地区国家治理的巧思。留坝厅从栈道到政区的变化过程表明，道路交通体系的变迁与政区建置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双向促进关系。透过“留坝厅之例”，在为清代厅制地方治理提供新的个案类型的同时，亦可进一步以此探讨清代对蜀道沿线的国家治理变迁，推动历史时期蜀道政区地理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留坝厅；栈道管理；蜀道；国家治理；政区地理

引言

政区厅作为清代独有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在清代的地方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有研究多围绕厅的行政建置与疆域管理、地域社会开发及厅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族群治理与司法审判等议题展开。汉中府的留坝厅作为清代厅制中较为独特的一种类型，其设立与厅制职能的不断完善，成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因驿路体系的管理深入而最终设厅治理的典型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讲，探讨道路交通体系与政区建置间的关系，是理解清朝地方治理与驿路体系管理的一种重要路径。

清代留坝厅位居连云栈道的核心位置，是元明清时期川陕官道驿路交通的重要节点之一。历来对其的研究多置于蜀道或陕南地区的一个部分或点位的视域中展开，关注的议题多为交通体系变迁、区域社会经济、聚落、灾害、军事、环境生态、文化及多元资料在蜀道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鲜少有学者从政区地理角度注意到清代留坝厅政区地理的变迁与川陕交通驿路体系间的关系问题。为此，本文从一手档案、实录与地方文献资料的搜集入手，对清代留坝厅的设立、厅制职能的完善与清代川陕驿路管理的关系开展个案研究，以推进对历史时期蜀道政区地理的研究进展。

一

明清连云栈道的建设

与留坝巡检司的变迁

今陕西省留坝县位于连云栈道的重要节点上，明清时期，连云栈道习称北栈道，金牛道习称南栈道，二者构成这一时期川陕间官民往来的交通干道，联通起京师与云贵等西南地区的联系，因此王朝对该段驿路的建设与管理非常重视。目前，学界对该时期连云栈道的线路走向、具体节点、修建历史等已经开展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因此仅就其中与留坝段相关的建设历史作一简要勾连。

明代关于连云栈道修建年份的最早记载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朱元璋令“普定侯陈桓往陕西，修连云栈入四川。”关于此次栈道的修理情况，道光《留坝厅志》转引《褒中志》的记载，言其“增损历代旧路，开通修建，起自褒城县······共二千二百七十五间也”，其中“栈道在厅境者，有八里关栈阁二十三间，武关北桥栈十二间，新开岭栈五十间，安山湾栈八五十间，青水栈十五间。”洪武二十六年（1393），朝廷又征发汉中等府民丁修栈道共320桥。二十八年（1395），锦衣卫指挥宋忠途径连云栈道，见松林、马道两驿各隔有90里，道路险远不便官民往来，遂上书进言。此后，明太祖诏令于此增设武关、清桥二驿。其中，武关驿即今留坝县武关驿镇，清桥驿即今留坝县青桥驿镇。

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春，朝廷又下令“置陕西连云栈递运所，曰长桥、曰镇山、曰白石、曰宁溪、曰关山、曰榆林、曰紫关、曰留坝，皆属凤县。曰清水、曰鱼潭、曰马道、曰麻平、曰开山，皆属褒城县。曰沙河、曰顺政、曰汉江、曰金堆、曰宽川、曰大树、曰柏林、曰高关，皆属沔县，凡二十一所。”留坝所即为其中之一。由此可见，明初对于途径留坝的川陕官驿进行了系统修建，驿站体系亦逐渐完善。递运所作为明代官方物资转运的核心机构，留坝所的设置凸显出留坝在明代川陕邮驿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洪武朝后，连云栈道亦不时维修，但明末的战乱使得栈道损毁严重，清初继承明代的驿路体系，继续以连云栈道作为川陕间官道，并对驿道进行优化与完善。比较著名的便是康熙三年（1664）由陕西巡抚贾汉复捐金募工，“自煎茶坪至鸡头关，特开路于诸岭上。由是陟降而行，无复昔日之沿山架木，而栈道遂废。”煎茶坪在今秦岭正脊分水岭上，鸡头关在今留坝县南境，大体相当于今宝鸡县西南、褒城县北的连云古栈道。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川陕总督葛思泰巡视汉南，“因念云栈险危，首捐全俸，并移会三省抚提，倡率镇、司、道、府各捐已俸，修成坦途。”雍正三年（1725），刑部左侍郎黄炳奉命赴川，途经栈道，深感其年久失修，已觉难行，故奏请雍正帝，请求其敕谕川陕总督岳钟琪进行修补，以利士民商贾、驿站夫马往来。至乾隆初年，围绕连云栈道的维修管理逐渐形成一套随损随修的制度，为该官道的持续通畅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在持续对连云栈道进行修护管理的同时，伴随火药技术在道路修建工程中的运用，明清时期连云栈道在修筑技术上亦不断革新，逐渐实现由石质碥路取代木质栈道。清代连云栈道留坝厅部分“自南星、凤县交界起，至武关、褒城交界止，计长一百六十里”，中途设有南星、陈仓道口、榆林铺、松林驿、高桥铺、柴关岭、桃园铺、五里铺、乱石铺、青羊铺、新开岭、武关驿等驿铺。

栈道修建技术的革新与维修管理制度的完善，使得在近代川陕公路修建以前，连云栈道与金牛道构成的南北栈驿体系，成为沟通川陕、联通中央与西南地区的主要陆上通道。其中，自陕西宝鸡县起，至褒城县止为北栈，自陕西沔县起，至四川梓潼县止为南栈，南北两栈总长一千三百余里。为了维系这一交通要道的顺畅，明清时期在栈道沿线还设官管理，主要体现在巡检司与驿丞的设立。元代在此置兴元路，始将今汉中地区划归陕西行省。洪武三年（1370）五月，大将军徐达与都督冯胜等遣裨将金兴旺、张龙由凤翔入连云栈，合兵攻克兴元，明朝随即于此设汉中府，留坝属凤州、褒城二州县辖境之一部分。凤州于洪武七年（1374）七月降州为县，为加强对境内的治理，明廷分别于凤县北境与东南境分设清风阁、留坝镇二巡检司，除稽查地方外，更多地是为了保障驿路的畅通。

留坝巡检司最早设置于元至元二年（1336）十二月，明朝于洪武三年攻下兴元路后，承袭元制，仍设留坝巡检司一员。明孝宗年间，迁留坝巡检司至废丘关。至正德五年（1510）十二月，又迁于柴关岭。从巡检司的驻地变迁来看，均围绕着连云栈道展开，可见该巡检司的设置本是为了强化对栈道沿线地区的管理。除巡检司外，栈道沿线的一些驿丞虽在洪武年间已设，且永乐初年便已颁给印记，然而却未尝置官管理，只是委署乡老代为管理驿务。至宣德九年（1434）十月，明廷才于褒城县开山驿、青桥驿，凤县安山驿、武关驿四驿各设驿丞一员，并正式派官治理。巡检司与驿丞官吏的设置，标志着王朝将栈道的管理全面纳入明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而这些职官的设置，反过来又推动明代对栈道的管理走向深入。

明清鼎革之后，留坝巡检司仍照旧设立，驻扎在秦岭柴关岭南麓，紫柏山东南脚下，距留坝17公里的庙台子处，属汉中府凤县管辖。凤县境内设有松林、草凉、三岔、留坝、武关五驿丞。随着汉中府通判于乾隆年间移驻留坝，对该处事务就近控制，巡检司事务逐渐为松林驿取代，留坝巡检司渐成为一员冗官，乾隆二十年（1755），经陕西巡抚台柱奏请，将留坝巡检司裁撤，移驻延安府靖边县宁条梁地方，巡检司事务最终被移驻留坝的汉中府通判所取代。

二

供应差务、道路绵长：

汉中府通判的移驻

留坝所处的连云栈道处于川陕间交通的重要节点，因此自驿道开通起，便成为兵家必经之地。驿道的控制权决定了川陕间交通的通达性，进而影响到战事的后勤补给，从而对战事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历来围绕栈道的军事行动，构成了留坝地方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梳理清代发生在连云栈道的几次战争，便可一窥清代留坝厅设立之原因。

首先是清初的平定抗清斗争与平定三藩之乱中的平吴战争。因清初收复四川的粮草由陕西运送，故驿道的通畅与否直接关系到前线军情传递的顺畅程度。当时的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于顺治三年（1646）亲历汉中地区踏察，他认为“栈道为通汉入蜀必由之路，南控褒城，北连宝鸡，计程七百余里，皆深山茂林，杳无人烟，中惟凤县城堡仅有居民二百余人，其东河、草凉、三岔、松林、留坝、马道等驿，久经荒废。今四川已入版图，往来军机，最为紧要，驿骑非有官兵防护不可”，为此，他下令分驻各地的官兵修复驿站，保证军情传递。可见此时经明末战乱后，连云栈道已经荒废，人烟稀少，但作为川陕间的交通要道，亟需通过栈道的畅通来保障军情传递。此时的栈道修建，不过是为了暂时保证军情的传递，尚未达到便利商民的地步。直至康熙三年（1692）陕西巡抚贾汉复修复栈道，川陕间官商往来才逐渐兴畅，但这一趋势很快便被三藩之乱打断。

清朝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一直到平定三藩之乱后方逐渐深入，而围绕栈道的争夺，成为战时左右双方胜负的关键要素之一。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兵反清。吴军于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大举入川，陕西提督王辅臣又叛归平凉。对于这一变故，康熙帝谕令定西大将军多罗、贝勒董额等，“陕西重地，栈道关系尤急。沔县、秦州，乃通汉中要路。前此川陕用兵，颇失机宜，今栈道若何据守，沔县、秦州，若何保固？俾逆贼不得侵犯，以保障全陕，贝勒、参赞大臣与总督会议，务期万全。”尽管康熙帝认识到栈道对战争的重要性，但汉中府、兴安州还是在吴军的攻势下失守，栈道被吴军截断，清军被迫退居西安一线。

此后，清军与吴军在川陕一线形成战略僵持。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康熙帝作出“暂停汉（中）兴（安）之役”的决定，固守西路防线，将战略重心置于湖广中部战场。待康熙十八年（1679）清军在中部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同年八月，抚远大将军图海提出四路进兵，恢复汉中、兴安的计划，其中一路即由将军王进宝、汉中总兵官费雅达等从栈道进取，同时由延绥总兵官高孟为后援，驻守宝鸡。在清军的攻势下，吴军王屏藩退守广元。栈道的疏通，使得清军可以再依托栈道运输军粮，为清军反攻四川奠定了基础。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平吴战争最终结束。期间，栈道虽几经易手，但双方均知栈道对于军情传递、军需运输等的重要性，故在战争结束后，川陕总督葛思泰巡视汉南时，便有了连云栈道的第二次系统修建。

继平定清初的抗清斗争与平吴战争后，乾隆朝的第一次金川战争才是促使留坝厅具有设立之形的一场战争，凸显出川陕栈道在王朝经略西南中的重要性。关于第一次金川战争的前因后果学界已有专论，自不赘叙，本文关注的是此次战争与栈道管理间的关系。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后，连云栈道首先成为前线补充兵力的重要通道。为了征讨金川土司，除征调四川本省兵力外，川陕总督张广泗又添调陕、甘、云贵各省官兵余丁一万三千名。其中，凉州、河州官兵由茂州赴营；陕西、固原、延绥官兵自栈道入川，由灌县出口；云贵官兵，由成都赴军营前线。如此一来，栈道沿线的官兵往来陡然增多。

乾隆十三年（1748）十月，金川土司以碉寨抗拒清兵。清军在前线的推进十分困难，加之川西北高原海拔较高，群山连片，护理川陕总督傅尔丹奏请增调兵力补充前线：“现存战兵，各路止二万四千九百余名，不敷进剿之用，应请于云、贵、湖南三省及川、陕二省加调汉兵二三万名。其满兵如奉天、宁古塔、黑龙江三处之人，惯于登山捷走，可调取四五千人，再于京八旗内调取一二千名”，军机大臣议覆认为：“除满洲兵丁，已于东三省及京师八旗内派出五千名，无庸另为置议。至其所请五省汉兵，臣等查议调遣兵丁，全资精壮，陕、甘二省，兵数约及十万，兵力素劲，又且附近川省，原拨止一万余名，今应请再调陕、甘二省兵一万五千名······查西安、四川驻防旗人，当此用兵之时，理应出力。且西安既属附近，而川省即在本境，请于西安驻防兵内，调遣满兵二千名，四川驻防兵内，调遣满兵一千名，以足三万之数。此项绿旗兵丁料理起程之处，应照现在各省派往金川之例料理······务于来年三月内，集齐金川军营，毋得迟误。”

此次增兵中，西安驻防旗人与东北满兵、京师八旗兵，均需借道连云栈道抵达金川军营。所谓“照现在各省派往金川之例料理”，乾隆十九年（1754）清军发兵征讨准噶尔时，有哲里木兵一千名、索伦兵三千名，其运兵方法，“系由直隶、河南、陕甘一路，令照金川之例，每五百名一起陆续行走，各该省于经由道路安台设拨，逐站更替。”可见，派往金川之例指的即是兵丁以500名为单位起行，沿途所经，由途径省份按照道路远近安设若干驿站，逐站更替补给。同时，驿站亦作为军情传递的中转站，金川战争期间，为了保障运兵补给与军情传递，四川在金川前线安设台站，内地调拨协济各州县，则主要设立驿站。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连云栈道作为京兵及东三省兵丁运兵通道，“自西安至军营，酌量道里险易情形，应行安设驿站”，陕西巡抚陈宏谋经核查，“陕西境内，自豫省阕乡驿至西安京兆驿，计程三百五十里。自西安京兆驿至四川神宣驿，计程一千三百八十五里。内西安至宝鸡县计程四百余里，尚属坦途，其余皆系栈道，险阻难行。若安台太远，骡马奔驰，易至疲乏倒毙。买补费帑烦多，且恐运送前起，不及回应后起，致有迟误。臣酌量道路险易情形，谨议陕西省境内共安台七处：第一台，自京兆驿接送起至武功县。第二台，自武功县起至宝鸡。第三台，自宝鸡县起至凤县。第四台，自凤县起至留坝驿。第五台，自留坝驿起至褒城县。第六台，自褒城县起至沔县大安驿。第七台，自大安驿起至四川神宣驿。以上七台，每台预备马八百匹，共需马五千六百匹。”这也是连云栈道驿站系统在战时的首次增设，留坝驿作为七台驿站之一，承接了兵丁过境、军情传递、运送战马等大量事务。

金川前线作战需大量马匹，驿站设立后，一是传递军情，二是为前线运送马匹，故驿站的夫马管理便成为栈道沿线州县的一项重要事务。据陕西巡抚陈宏谋奏报：“陕西自凤翔府属之宝鸡县，至汉中府属之宁羌州黄坝驿抵川境，计一十六州县，驿站俱在栈道中。原设额马仅五十余匹，夫马工料额价甚少。自金川用兵以来，司驿各员，难于支应。臣于本年五月陈奏请增夫马，经原任大学士公讷亲，以陕省马较川已多，川省业堪驰应，陕省未便加添。惟是川、陕二省，界虽毗联，道路平险各别。栈道在陕境者，十居其八，驿马劳伤，实较川省为甚。自本年五月后，各驿又添腰站，在在紧要，无可通融。更值连年歉收，草料昂贵，请准臣原奏，将汉中府属之宁羌、黄坝、大安、沔县、黄沙、褒城、青桥、马道、武关、留坝、松林、三岔、凤县、草凉等十四州县驿，每站暂添马二十匹，马夫十名。”据雍正《陕西通志》载，凤县、褒城县各驿额设驿马均为54匹，马夫27名，经此次添设后，各驿设马74匹，马夫37名，驿站夫马管理更为庞杂。

由此可见，在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之后，陕西作为支援四川的重要邻省，栈道在其中既作为运兵通道，又承担着为前线运送军需、马匹及保障军情传递等重要职能。单靠巡检司与驿丞各员，必然会出现“难于支应”的窘境，知县又承担着治理一方的重责，对此鞭长莫及，特别是留坝段栈道处于凤县至褒城县之间，道路状况比较艰险，更需专人经理。因此，至金川战争甫及惨胜，乾隆十四年（1784）三月，陕西布政使武柱便奏请将汉中府通判移驻凤县，并将留坝驿驿丞裁撤：

汉中府属之凤县，为赴汉入川紧要冲途，自黄牛铺起至武关，以前止计程三百余里，该县管理驿务，兼辖草凉、三岔、松林、留坝、武关五驿，各该驿丞止隶本驿马匹，其余往来差使，转运饷鞘，押解人犯，以及沿途一切供应，皆系知县经理，措置维艰。又因地方辽远，小民未亲官长，是以俗益强悍，呼应不灵，奴才奉旨督办京兵台务，往来目击，备悉该县境内，云栈之险阻，迥异寻常，供差之繁难，甲于通省。今供兵设站，虽派委多员协办，究属限于地势，事事每至掣肘。固毋论军兴事繁，办理不前，即平常差少之时，知县一官，独肩其任，实难周顾。况由凤县以达褒城，遥遥数百里间，更不可无大员为之居中弹压，奴才愚见，县境无庸更张，而官制似宜损益。

查凤县城居草凉、三岔二驿之中，应仍归凤县知县统辖。惟汉中府城内驻有道府厅县，又有汉中协为之分防，足资镇守。粮捕通判一员，可以不须同城，现在仅统辖九属捕务，事亦简少，请将该通判移驻于凤县之留坝镇，即将留坝额设驿马归并该通判管理，现设留坝驿驿丞一缺，应行裁汰。留坝居松林、武关二驿之中，请将此二驿亦就近均隶该通判统辖，则地方藉以弹压，而冲途远站，往来差务，各得专员分理，庶不致有贻误。除命盗、钱粮、户婚、田土、钱债等事听知县审理外，责令该通判宣讲上谕，化诲士民，如酗酒、斗殴、赌博、流娼以及私宰、私茶、私盐、逃盗、奸匪等类，均令严缉查禁。

乾隆帝令其告知督抚，再由督抚请旨酌议，后于乾隆十五年（1785），“因供应差务，道路绵长，该县一身不能兼顾”，正式将汉中府通判移驻留坝地方，“分管松林、留坝、武关三驿。”由此可见，出于方便驿务管理的目的，汉中府通判被移驻至留坝，然其职权仅限缩于松林、留坝、武关三驿的茶盐稽私及治安事宜，尚无钱粮刑名等事务的权责，故此时的留坝厅有名无实，尚非政区意义上的抚民厅，直至乾隆中期，作为政区的留坝厅方正式设立。

三

通判到同知：厅的职能完善

与栈道之管理

汉中府通判移驻留坝，兼管松林、留坝、武关三驿的改制行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凤县知县分身乏术的治理困境，然而三驿的民政管理权限，仍由知县负责。尽管陕西布政使武柱乾隆十四年（1749）的奏请选择了“县境无庸更张，而官制似宜损益”的改革方案，然而围绕驿路管理难度的增加与地域社会的开发，以留坝为中心的凤县南境地区的治理，使得留坝最终从凤县中分割出来，成为独立的政区，并随着留坝厅的设立，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对云栈的管理。

乾隆十五年（1750）虽奏准将松林、留坝、武关三驿改隶汉中府通判兼辖，然而乾隆十九年（1754）裁汰驿丞案内，又将松林驿改归凤县，武关驿改拨褒城县，移驻留坝之汉中府通判仅管辖留坝一驿，已将乾隆十四年（1749）更改官制的初衷破坏殆尽。汉中府通判再次成为“职甚闲旷”的闲职，由此造成驿务的管理再次失效。为此，陕甘总督杨应琚与陕西巡抚明德联名奏请，对该地的治理提出二次改制方案：

臣等伏查凤县一邑，路当云栈，地处万山，南至褒城县三百七十里，北至宝鸡县二百一十里。凡一切护送饷鞘，递解发遣新疆以及军流，解审人犯，往返数百里，动经旬日。县令一官，稽查照料，实不能周。且该县地方幅员辽阔，山路崎岖，即民间控理词讼，输纳钱粮，借还仓谷，往返跋涉，备极艰辛，于民生亦有未便。查留坝南距褒城县一百八十五里，北距宝鸡县一百八十五里，实系适中之地。且松林、武关二驿俱在留坝南北，相距仅四五十里，更可就近经理，应请照陕甘潼关、固原同知分隶之例，将附近留坝一带村庄及松林、武关二驿均分隶该通判管辖，其境内一切户口、钱粮、命盗、词讼及护送饷鞘、递解人犯等事，悉归该通判办理······亦毋庸另请添设文武学额，仍归凤县考取······至留坝通判，分隶民事，又兼三驿，非熟谙之员，不足以资治理，应请定为冲繁难要缺，在外拣选调补······如此则留坝通判事有专责，不致闲旷，而凤县知县，获免竭蹶之虞，于民生、差务，均有裨益。

此次改制，与乾隆十四年改官制不更县境不同，通过将留坝附近村庄及松林、武关二驿从凤县境内脱离出来，使通判具有专管之地。在职权方面，除学额之外，赋予汉中府通判钱粮刑名等完整权责，一来便于驿道管理，二来便利地方百姓的民政事务管理，并将新设留坝厅通判一缺定为冲繁难在外拣补要缺，使该缺真正发挥其在民生、差务这两类有关地方治理要务中的作用。乾隆三十年（1755）五月，经内阁议覆之后，留坝厅奏准设立。

对于松林、武关二驿驿丞的去留，陕省督抚认为“其松林、武关二驿既归该通判经管，二驿去留坝非遥，通判尽可兼顾”，因此主张将二驿驿丞全部裁汰，但考虑到留坝厅通判有管理地方之责，需首领官一员，故将其中一员裁缺驿丞改为留坝驿驿丞兼司狱务，另外一员则裁缺，其驿丞留陕补用。后经户部议覆，将松林驿驿丞裁缺，武关驿驿丞移驻留坝，改为留坝驿驿丞。同时，为了推动留坝、凤县分治，又令汉兴道道台与汉中府知府提出共计17条具体的分治方案，其中与栈道管理相关的共计7条，现罗列如下：

一是因松林、武关二驿划归留坝厅管理，为便于夫马、钱粮的交接，以乾隆三十年正月初一日作为分界予以接收。二是对改制后的官员关防进行缴销，汉中府通判关防为“汉中府捕盗兼管水利通判关防”，现改作“汉中府捕盗兼管水利驻扎留坝抚民通判关防”字样。武关驿驿丞原兼巡检衔管理地方，现改作“留坝驿驿丞兼司狱条记”字样。三是留坝驿驿丞应于留坝厅公费内每年分银60两，用作驿丞养廉银两。四是驿站的尖宿应随地分办。此前差使途径留坝时，夜宿打尖庙台子、武关二处，今南星划归留坝，故其供应亦当由留坝厅负责。五是栈道若发生徒犯逃脱，应分别专兼之责。若留坝驿徒犯逃脱，当以该驿丞为专管官，留坝厅通判为兼辖官。若松林、武关二驿发生徒犯逃脱事件，则以留坝厅通判为专管官，汉中府知府为兼辖官。六是驿丞衙署，此前并未修筑，系驿丞自行建造，然而现在武关驿驿丞有专管监狱之责，不便再租赁民居，而应由陕西巡抚于留坝厅监狱附近之处兴修驿丞衙署，并将估需工料报工部查核。七是栈道应分管岁修。此前留坝隶属凤县，故境内栈道有损坏需岁修时，皆由凤县负责，今二邑分治，故此后留坝境内遇有栈道损毁，应责令留坝厅通判负责岁修，以专责成。

从以上分治方案可以看出，留坝厅的设立，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对栈道的管理，二是便利地方民政治理。7条与栈道管理相关的分治方案亦说明，随着留坝厅的设立，朝廷对栈道的管理更加深入，从官员的权责、关防、驿丞衙署修建、栈道沿线治安、驿务管理、栈道岁修等方面均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与职权的分划，体现出清代国家驿路体系已成为国家地方治理的重要方面。但这些仅是为了推动凤县、留坝二邑分治而实行的举措，伴随留坝厅的设立，进一步推动对栈道管理的深入，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留坝厅职官官缺的提升与选官制度的变革。首先，因第二次金川战争提升了留坝厅职官的级别。留坝厅设立之时，其主政官员为汉中府移驻留坝通判，通判秩仅六品，且原设书役人等仅有10余名。第二次金川战争爆发后，连云栈道再次繁忙，“军需络绎，每逢要差，经由臣酌派干员前往协办，所需各项人役，亦在附近各属州县调赴该处，分头帮办，但究非该厅所属，未免临期呼应不灵，致形竭蹶。况现在凯旋在即，差使尚多，即将来军务全竣之后，而该处为入川孔道，栈险道长，在在深林密箐，最易藏奸，一切稽查匪，整顿驿务，俱关紧要，必须分驻之员体统稍优，额设衙役人等量加调剂，始足以资弹压，而免周章”。为此，陕西巡抚毕沅主张将留坝通判改设为留坝同知，“同知秩居五品，官职较大，体制亦优，在栈道冲要地方专城治理，而在官人役，亦得通融增设，一应整饬地方，支应差使，可免掣肘之虞，于云栈要冲，实有裨益。”乾隆四十年（1775）三月，朝廷奏准将汉中府留坝通判改为抚民同知，并添设书吏四员、驿书二员，以符经制。

其次，在留坝厅同知的选任方式上，仍定为冲繁难三项相兼之要缺，遇有缺出，在外拣调。因留坝地瘠民贫，加之事关栈道管理，往往任重责繁，至川陕楚白莲教战争后，经略德楞泰、陕西巡抚方维甸奏请对留坝厅官制进行调整：“汉中府属之留坝厅，界在山中，又当孔道，必须明干之员，方能胜任。该处山地贫瘠，民俗刁悍，若不量加调剂，诚恐积疲生懈，可否改照边俸之例，勅部核议，倘有废弛，随时严参。如此明定章程，庶该员益知勤勉，地方自有起色”，经吏部议覆：“查留坝厅地处深山，民刁俗悍，现关紧要，应如该将军等所请，准为俸满即升之缺，遇有缺出，于通省对品人员内拣选调补。如果缉盗安民，著有成效，俟五年期满，该督抚俱实保题，入于即升班内，照例升用等因。”由此可见，地方督抚大员通过将留坝厅同知一缺由在外题调缺优升为“边缺”，并赋予同知俸满之后仕途上更优越的优升条件，目的即是为了激励在任同知实心任事，使其在栈道管理、地方治理等事务上发挥更好的作用。

最后，留坝厅由通判改为同知后，其关防亦相应发生变化，此前留坝厅通判关防为“汉中府捕盗兼管水利驻扎留坝抚民通判关防”字样，此次则变更为“汉中府留坝抚民同知兼管捕盗水利之关防”字样。文字表述变更后，着意凸显留坝同知对于留坝本地事务的重要性，降低了其原本兼管之职的重要性，反映出朝廷对留坝地方民政事务与栈道管理愈加重视。

二是留坝厅治所的营建提升栈道道路安全性能。虽然留坝厅于乾隆三十年（1765）便已设立，但却一直未开展城池营建工作。待川陕楚白莲教战争爆发后，留坝一带因无城池堡寨，饱受兵灾之苦，在战后的善后事宜中，督抚大员奏请在留坝建设城堡：“查安设官弃，例应修建城垣，以资保护。从前留坝厅添设文武官员时，仅将衙署、监狱、仓厥、号舍等项详请建修，并未议及筑城，以致贼匪扰及，该处受其荼毒······现届大功告成，应请于留坝、宁陕、石泉等厅县建筑城垣，以壮观瞻，而资捍御。至栈内之东河、草凉驿、废丘关、南星、马道、大安驿、黄坝驿等处，系通川大路，相距各厅县城均在七八十里以外，人犯、饷鞘过境，必须住宿之站，亦关紧要，统俟随后陆续筹款，于各该处添建土堡，以期周密。”由此可知，栈道沿线的关堡与城池，作为驿道的重要补给点与人口聚集地，其军事安全往往重视不够。随着白莲教战争的爆发，栈道沿线的军事治安问题才受到官方重视，故才有了留坝厅城池的营建与南星等栈道沿线重要驿站的关堡建设。同时，因南星驿地处凤县、留坝之间，向来为栈道宿站。为加强其防护，在督抚大员奏请之下，于嘉庆十三年（1808）将沔县青羊驿丞兼管巡检一员移驻南星，改为南星巡检司，增强对栈道重要节点的管理。

经吏部议覆，在嘉庆五年（1800）留坝同知龙万育为避兵灾所筑土城的基础之上，留坝厅城的营建正式展开。然而该城于嘉庆十一年（1806）因山水冲刷而坍塌，故次年朝廷决定另外选址，修筑砖城。新建厅城最终选址在太平岭，所筑城池围长三百四十三丈，高二丈二尺，垛口五百二十五个，南北各设城楼一座，并安设角台二、炮台三，东南在山顶，西北濒临留坝河，自嘉庆十三年起建，历时三年筑成。《留坝厅志》称其“崇墉孔固，水带山环，诚一方之保障也。”《三省边防备览》亦载：“留坝在栈道中，厅治湫隘，两面高山，中间溪流湍激，向无城垣。近修砖城一座，颇为巩固，崇佣仡仡，行栈道者，心胆为之一壮。”由此可见，留坝厅城的营建，使得栈道沿线官商往来的行旅安全性大为提高。

三是留坝厅栈道维修制度的运转保障道路通畅。早在乾隆三年（1738），乾隆帝便下令要求实行对栈道的维修纳入制度化的管理，“川省远在西陲，道路之难，甲于天下。其中栈道、偏桥更为险隘，每年资藉民力，随时修补，未能一劳永逸，行旅跋涉艰辛，深可轮念。著四川巡抚硕色，会同西巡抚张楷，委员确勘，将应行修理之处，分别南栈、北栈，两省分任修理，即动用该省存公银两以为工费，将来工竣之后，交与地方官不时稽查。如遇暴雨大水冲塌过多之时，仍准详报，酌动公项修整，俾永远坚固，以便行人。”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又正式形成了一套栈道随损随修的栈道维修制度，并规定动用公银在500两以上者，需奏闻朝廷。乾隆三十年（1765）凤县、留坝分治之前，留坝段的栈道由凤县知县负责，此后则归留坝厅维护。根据清宫档案的奏报情况来看，乾嘉时期的栈道维修体现为栈道全线的集中维修活动，分别在乾隆四年（1739）、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四十年（1775）及嘉庆十六年（1811）进行了四次统一的维修活动。至道光朝开始，分厅州县奏请对所辖区域的栈道进行维修的制度才逐渐落实，每次维修的间隔时间也缩短至五年左右。其流程一般是由凤县知县、留坝厅同知提出申请，随后由府至省，再由巡抚奏报中央，其经费来源一般为汉中府库存贮栈道备公本款银，这一栈道维修制度，在清代中后期保证了栈道的持续通畅。

综上，随着留坝厅行政长官由通判升级为同知后，留坝厅迎来了设厅之后厅制职能的不断完善，不论是选官方式的变革还是治所的营建，以及留坝厅同知作为栈道日常维修的主要负责官员，皆反映出体制变革背后清代对栈道管理及维护制度的逐渐完善。自白莲教战争之后，栈道在军事中的作用逐渐下降，但其作为川陕交通的重要通道的地位并未改变，反而随着人口的迁徙与商贸往来的逐渐兴盛，推动了留坝厅地域社会的发展，“户口渐臻稠密，士人奋志读书，文风日有起色，覆计现入该厅丁册文武生□，数逾百名，应考文武童生，至三百七十余名，较之近邻繁剧各县，数目相仿”，然而其应试生童，仍与凤县合考，故陕西巡抚史谱奏请朝廷，请求留坝厅与凤县分设学额，以振兴文教。由此可看出栈道对留坝厅厅制职能的完善，亦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

结语

留坝所处的连云古栈道为川陕通衢，其间文报行旅，往来络绎。基于这样的重要交通地位，元代始于此置巡检司，明代循之，洪武三十一年设立栈道递运所，留坝所成为连云栈道的二十一所之一。清代，留坝在地方治理中的地位越发凸显，先是乾隆十五年（1750）因供应差务，道路绵长，将汉中府通判移驻于此，乾隆三十年（1765），随着汉中府通判取得刑名钱粮完整职权，留坝从凤、褒城二县中割域而设，作为政区的留坝厅始获设立。至乾隆四十年（1775）因金川战争差务供应仍频，升通判为同知，留坝厅后续的政区职能仍在不断完善中，直到光绪年间与凤县学额分配问题解决，才标志着留坝厅制职能的完整。这一过程中，留坝地区经历了从栈道到政区的变革，也从侧面体现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对驿路体系的治理逐渐深入。

在有关清代厅制的研究中，目前学界多围绕着几个主题而展开，或关注到边疆民族地区历经卫所改制、改土归流、民族交融后产生的厅，或关注到移民引发的地域开发、土客矛盾、旗民分治、省界争端而设立的厅，留坝厅作为因国家驿道管理而设立的厅，在有关厅制与地方治理的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代表性，反过来说明厅制这一“因地制宜”的“治理技术”在应对清代“一统体制”中灵活性与多样性。同时，在清代秦岭与大巴山之间的政区地理的研究中，留坝厅所代表的“厅”制折射出中央王朝利用这一新的政区形态推动川陕交通沿线地带地方治理的精细巧思。

留坝厅设立后，为进一步推动对秦巴山地的治理，陕西巡抚毕沅奏请援留坝厅之例设置孝义、五郎关二厅：“省城迤南之终南一山，绵亘西安、凤翔、汉中、兴、商各府州属，周围约计数千余里，崇山峻岭，俱系鸟道羊肠，路径阻绝，先时不过土著居民樵采为活，近年四川、湖广等省之人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随着川陕间交通的再度通畅，四川、湖广等省流民的进入推动了秦巴山地的开发，对地域社会的治理提出新的要求，故陕西巡抚主张要在终南山以内设官署以资铃辖，“山以东自咸宁县之大义峪，由药王堂旧县关南至兴安州北境，约计七百里。而旧县关迤西，地名孝义川，为扼要之地，应添驻西安府分防同知一员。至山以西，自长安县子午谷，由江口西南至五郎关，直抵汉中府北境，约计七百余里。其五郎关为扼要之地，应将西安水利通判改为西安府分防通判，移驻五郎关，并照从前汉中府属凤县地方分隶留坝厅之例，将山以内向隶咸宁县之地方烟户，俱归添设之同知管理。向隶长安县之地方烟户，俱归移驻之通判管理。所有各分管境内，凡人命、盗窃及一切案件，俱令该同知、通判审办，民赋钱粮，亦皆划归征解。”留坝厅之例也成为此后清代陕西所设各厅的范例。

梳理清代陕西所设政区厅可以发现，除潼关厅因卫所改制而设立且位于秦岭以北之外，其余所设之厅均位于秦岭以南至大巴山之间。留坝厅为其中最早设立的政区厅，其所代表的邻壤切块式设立模式，基本成为后续所设之厅依循之例。例如，孝义厅析长安、扛至、镇安三县而设，宁陕厅（即五郎关厅）由长安、镇安、扛至、石泉、洋县五县辖地析置而来，定远厅分西乡县南境而置，佛坪厅析洋县、扛至县而设，砖坪厅分安康、紫阳、平利三县地置。因此，留坝厅的设立，兼具厅制治理类型的独特性与陕西秦巴山地边缘地带地方治理的代表性。通过梳理其从栈道到设厅的过程，一方面可以为厅制治理提供新的个案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亦可进一步探讨清代对蜀道沿线的国家治理变迁，推动历史时期蜀道政区地理的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