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记者 | 雷风雨
新污染物治理正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课题。今年全国两会上，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对这些“看不见的敌人”亮出法律利剑。
作为全程参与法典编纂的专家，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接受记者专访，深入解读立法亮点。该草案共五编、1242条，旨在通过对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系统规范协调的生态环境法典，这是一项系统的、重大的立法工程。
三十多部法律打架：
一部法典如何“一管到底”
孙佑海与生态环境法典的缘分，可以追溯到30年前。
“我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工作时就发现，环保法有30多部，彼此之间冲突不少。”孙佑海回忆。此后，他调任最高人民法院，从司法实践出发，更深刻感受到“一部全面的环境法典”对于让法律“长出牙齿”的重要性。
2021年9月，天津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共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了生态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即成立法典编纂工作专班，专班下设法典编纂专家委员会，全国仅5位法学专家入选，孙佑海是其中之一。
孙佑海说，早在2021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的“环境法典编纂研究”项目就由他主持，“法典前期的打底工作，是我们完成的”。
“新三样”入典：
删去“车用”二字背后的民生考量
在孙佑海看来，法典编纂中最能体现“民生温度”的，往往是看似微小的修改。
“新三样”的处置问题便是一例。随着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退役动力电池如何处理成为现实难题。有人图便宜，将淘汰电池“梯次利用”给低端设备，结果引发多起安全事故。
草案初稿中，相关条款写的是“车用动力电池”。孙佑海在审议时提出：“除了车用，现在无人机用电池非常多，还有船用。光写‘车用’，范围太窄了。”
他的建议被采纳，“车用”二字就此删去。这一改动，让所有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都有了法律依据。
“这个事情看似很小，但关乎民生、人身安全和环境保护。”孙佑海说。
家门口的油烟恶臭：
百姓烦心事有了“硬规矩”
“楼下烧烤店油烟呛人，楼上邻居苦不堪言”——这类百姓身边的“小烦恼”，在法典中有了“大说法”。
孙佑海介绍，草案对油烟、恶臭污染作出极具操作性的规定：政府规划要“统筹安排土地用途”，从源头上防止产生恶臭；市场监管部门在发证时要“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让经营者一开始就知道哪里不能开餐饮店。
“这不是高高在上的原则，而是管到百姓心坎里的细则。”孙佑海说。
绿色低碳独立成编：
从源头为污染做“减法”
翻开草案目录，“绿色低碳发展编”格外醒目。“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是一次全新的立法探索。”孙佑海说。
他解释，传统环境法往往聚焦于污染发生后的治理，而中国把目光投向前端——如果资源被“吃干榨尽”，污染物自然就少了。这一编既规定了节约资源、能源，又回应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命题。
“在目前还没有制定专门法律的情况下，法典先作出原则性、引领性规定，体现了法典的时代性和前瞻性。”孙佑海说。
立法现场搬进课堂：
师生“参战”培养法治人才
采访中，孙佑海多次提到一个名字——赵燊。
赵燊是天津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也是孙佑海的学生。两年前，他被选派直接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典编纂工作专班，具体负责绿色低碳发展编。如今，他已成为立法专班里的骨干力量。
“我们把博士生派到立法一线，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培养。”孙佑海说，天津大学还专门成立了法典编纂研究中心，将立法实践与法学教育深度融合。每一次草案讨论，全体师生一起上阵，分编负责、研究讨论、起草报告。
“好的老师是在战斗中成长的。”孙佑海说，“学生也在亲身参与中得到了最好的锻炼。”
环保法庭有法可依：
司法底气更足了
法典审议通过后，还有“下半篇文章”。
孙佑海特别提到，草案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障建设，人民法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审判工作，推进生态环境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
“过去，环保法庭成立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他说，“现在法典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案件审判工作，这就成了一项法定义务，人民法院的司法底气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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