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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忠一节一学士

——对庐陵文化“五忠一节”的重新定义

作者/解履先（江苏）

【作家/诗人风采】

★解履先，江苏宿迁人，解缙研究会会员，优秀传统文化爱好者，撰写多篇文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作家/诗人作品】

五忠一节一学士

——对庐陵文化“五忠一节”的重新定义

解履先（江苏）

【作者按】笔者年少之时就常听父亲提起先贤解缙、讲“解学士”故事，一晃数十年过去了。2023年下半年起，笔者着手研究先贤解缙，两年多以来，笔者深受先贤的精神、学识及人格魅力的感染。受个人精力所限，笔者拜读先贤解缙的著作不多，但是深切感觉到先贤解缙对“学士”二字情有独钟，曾判断：解缙在世之时就可能有很多人尊称解缙为“解学士”，解缙年少时就可能把翰林学士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2023年12月初，笔者发现众人对解缙有尊称不一，如“缙公”、“文毅公”、“学士公”、“缙绅公”等等，笔者认为解氏后人称“学士公”最妥，当然适当时候也可称“缙绅公”。遂于2024年6月4日，撰写探讨对先贤解缙的尊称一文。笔者于2026年1月24日获悉庐陵文化的“五忠一节”。笔者认为，解缙也江西吉安人，同样是“忠节”之士，但是解缙的才华最为突出，历来以才子著称，遂将解缙补入庐陵文化的“五忠一节”谱系，当即在解缙研究微信群中提出“五忠一节一才子”观点，但同时认为“五忠一节一学士”的提法似乎也合适。

在赣江中游的吉安，这片古称庐陵的土地，自宋至清走出了近三千位进士。他们如星辰般辉映在历史的夜空，其中最耀眼的七颗，跨越两宋与明朝，共同书写了一部“文章节义”的壮丽史诗。

宋代有六人——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文天祥、杨万里，后人因谥号中有五个“忠”字、一个“节”字，将他们合称为“五忠一节”，这个称谓已成为庐陵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明代，会发现庐陵大地又走出一位同样光耀千古的人物——解缙。他在世时即被尊为“解学士”，数百年来，“解学士”已成为对他的独特称呼，其文集亦名《解学士集》。

为何要将解缙以“一学士”的名义加入“五忠一节”？这并非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庐陵文化精神谱系的完整呈现。宋代六贤奠定了庐陵文化的根基，而解缙则是这一文化血脉在明代的璀璨绽放。七人一体，文脉相承，这才是庐陵文化完整的精神图谱。

一、血脉同源：七人本是同一人

从欧阳修到文天祥，从文天祥到解缙，跨越三百余年，这片土地上的杰出人物却呈现出惊人的精神同构性。他们都有着刚正不阿的性格，都有着舍身报国的志向，都有着文采斐然的才华。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庐陵文化代代相传的精神基因。

解缙的骨子里，铭刻着庐陵文化的忠义气节，庐陵文化的忠义气节在历史的长河中闪闪发光。”正是这种文化基因，决定了解缙的命运走向——他并非不懂得趋利避害，而是庐陵文化的血脉让他无法选择沉默。

二、精神同质：忠义是共同底色

“五忠一节”的核心精神是“忠”与“节”。欧阳修谥“文忠”，以文章载道、以风骨立身；杨邦乂谥“忠襄”，以生命献祭气节；胡铨谥“忠简”，以一人之躯对抗滔天权势；周必大谥“文忠”，以政治与文化传承文脉；文天祥谥“忠烈”，以生命的完成将正气凝结为永恒：杨万里谥“文节”，以诗意的坚守表达深沉爱国。这六人，以不同的方式诠释了庐陵文化的核心要义——刚正不阿，忠诚正义，舍身报国。

解缙一生行状，与宋代六贤如出一辙。初入仕途，他便上万言书《大庖西封事》，直陈“政令数改，刑罚太繁”之弊，展现出不畏皇权的胆识。韩国公李善长被朱元璋处死，满朝噤声，解缙却“代郎中王国用草疏白其冤”，直言论救。这等敢言直谏，与胡铨当年请斩秦桧何其相似！御史袁泰贪赃枉法、陷害忠良，无人敢弹劾，解缙挥笔立就《论袁泰奸黠状》，“历诋其奸状”。

永乐年间，立储之争，朱棣有意立次子朱高煦，解缙直言：“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 朱棣不应，解缙只一句“好圣孙”，终使朱棣改变主意。为此，他得罪了汉王朱高煦，埋下日后杀身之祸。

即便被贬谪期间，他仍心系家国情怀，历尽艰辛，考察赣粤山川、体察两地民情，创造性提出“请凿赣江通南北”的构想，这与“五忠一节”六位先贤又何其相似！

黄谏在《解学士文集序》中感叹：“呜呼！西江山川所钟，前乎公而有欧阳修、文天祥，数百年后，复于先生见焉。使先生久于其位，其匡君泽民，不在二公下。使在德祐、景炎之日，其精忠大节，凛然不可夺，又未必不与文山相颉颃也。”这是对解缙与宋代六贤精神同源最有力的论证。

三、文脉承续：从《新唐书》到《永乐大典》

庐陵文化以“文章节义”著称。欧阳修开创一代文风，被誉为“文宗”，修《唐书》与《新五史记》。杨万里创“诚斋体”，独步南宋诗坛；周必大主持刊刻《欧阳文忠公集》，使文脉得以传承。而解缙，发起并主编《永乐大典》，将庐陵文章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典籍，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纪晓岚评价解缙：“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当时有才子之目。”

如果说欧阳修是庐陵文脉的奠基者，那么解缙便是这一文脉在明代的集大成者。他发起并主持编纂了《永乐大典》，使中华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承，这正是庐陵“文章”精神的延续与光大。

更为重要的是，解缙以“解学士”之名，将庐陵文章推向了民间。他的故事从明清时期至今广为流传，晚清民国时期甚至有单口相声《解学士》。2014年，《解缙故事》作为民间文学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深入人心、妇孺皆知的影响力，是其他庐陵先贤难以比拟的。

邹元标评价解缙：“节义千秋壮，文章百代尊”。这十个字，恰好概括了解缙与“五忠一节”的精神联系——“节义”与宋代六贤相通，“文章”则是他独特的贡献。而赣粤运河的构想，正是他“文章”与“节义”的统一：以文章之才，行济世之志。

四、远见卓识：赣粤运河的六百载构想

如果说《永乐大典》展现了解决缙作为“文化巨匠”的一面，那么他对赣粤运河的构想，则彰显了其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明代状元焦竑所著《玉堂丛语·调护》云：“解缙之才，有类东方朔，然远见卓识，朔不及也。”此即“远见卓识“成语出处。

在他拟写的《请凿赣江通南北》奏疏中，提出开凿赣粤运河，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之间最接近的地方仅相距9公里，那里是珠江支流北江的浈水上游和赣江支流桃江的源头。正是这一天然的地理位置，激发了这位庐陵才子的想象，这一构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深远意义。这一构想，历经六百余年，至今仍在影响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

到近代，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此亦有提及。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一度筹划此事，但终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有关部门和赣粤两省先后多次开展勘查、调查和研究。

如今，浙赣粤运河已进入国家航运通道的总规划，被写入江西省《关于推进交通强省建设的意见》，初期规划斥资3200亿元，总长近1988公里，被视为可比肩京杭大运河的世纪水运工程。运河建成后可缩短长江至珠江水运里程约1200公里，形成贯穿南北的水运动脉，高效连通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家战略区域。

解缙的这一构想，体现的正是庐陵文化的核心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他虽以文章名世，却不忘关注民生疾苦；虽身处朝廷高位，却心系赣江两岸的百姓。这种“文章”与“经世”的统一，正是庐陵“文章节义”的生动体现。他与欧阳修一样，既能以文章立言，又能以实务济民；他与杨邦乂一样，既有文采沛然，又有血性担当。赣粤运河的构想，正是解缙作为“学士”对庐陵精神的最好诠释——不仅要有文章之才，更要有济世之志。

赣粤运河的构想，是解缙“文章”之外的又一座丰碑——他以一纸奏疏，为后世留下了一项跨越六百年的宏伟蓝图。这份构想，与《永乐大典》一样，体现了他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

五、家学渊源：庐陵风骨的家族传承

解缙之所以能成为解缙，与吉水解氏家族的文化基因密不可分。解氏家族自唐乾元二年立基庐陵以来，世代崇文重教。祖父解子元，元至正五年进士，在元末战乱中殉节。父亲解开，一生心无旁骛，致力于著书、办学、育才。母亲高妙莹，贤良淑慧，通书史、善小楷、晓音律，是解缙的第一任老师。

解缙在《河州正月十五夜有感》中描述了当时解家的文化盛况：“我家不与世俗同，弟兄伯叔联簪组。满堂宾客皆雄奇，新吟健笔争蜂午。我时七岁诗即成，诸生学士观如堵。年年岁岁盛繁华，只说江南好风土。”

这样的家学渊源，与欧阳修的“画荻教子”、文天祥的“母教我忠”，一脉相承。庐陵的贤母文化、家风传统，在这七位先贤身上都有着深刻的烙印。

六、悲情人生：以生命践行情怀

解缙的一生，与宋代六贤一样，充满了悲情色彩。他十九岁中进士，深受朱元璋器重，“每侍书，至亲为持砚”。但不到一年，便因直言被遣归读书十年。建文年间复出，又因谗言而遭贬。永乐年间迎来人生巅峰，入内阁、任首辅、主修《永乐大典》。但仅过数年，又被贬广西。永乐八年，因入京奏事时谒见太子，被诬“无人臣礼”，下诏狱。永乐十三年，锦衣卫纪纲奉朱棣之命，将解缙灌醉后埋入雪中冻死，年仅四十七岁。

抄家、流放、冻死雪中——这般惨烈的结局，与杨邦乂被剖腹取心、文天祥从容就义，有着同样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他们都是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庐陵文化的忠义气节。成化元年，明宪宗为解缙平反昭雪，恢复官职，赠朝议大夫，谥文毅。迟来的公道，终究证明了历史的公正。

七、为何是“一学士”？

有人或许会问：为何将“一学士”纳入“五忠一节” 这一庐陵文化谱系？

答案在于，“解学士”这个称呼本身，已经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解缙在世时，便被人尊称为“解学士”。这个称呼，既是对他翰林学士身份的尊称，更是对他学问、才华、人格的认可。数百年来，“解学士”已成为人们对解缙的独特称呼，深入人心。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他的对联家喻户晓，他的形象已成为“大明才子”的代表。

“五忠一节”是以谥号为纽带，将宋代六位谥号含“忠”“节”的先贤联系在一起。而解缙的谥号是“文毅”——“文”代表文章，“毅”代表刚毅果敢。这个谥号，恰好概括了他的一生：以文章名世，以刚毅立身。将他称为“一学士”，既尊重了历史形成的独特称呼，又与“五忠一节”形成了呼应——“忠”“节”是气节的体现，“学士”是文章的象征，合在一起，正是“文章节义”的完整内涵。

八、结语：七人一体，文脉相承

今天，当我们重新定义“五忠一节一学士”，不是在制造一个新的概念，而是在还原一个古老的真相：庐陵文化的精神谱系从未中断，从欧阳修到文天祥，从文天祥到解缙，“文章节义”的薪火代代相传。

欧阳修是根，扎下文章与风骨的根基；杨邦乂是血，以生命浇灌气节的种子；胡铨是骨，以一人之躯撑起风骨的脊梁；周必大是干，以政治与文化传承文脉；文天祥是果，以生命的完成将正气凝结为永恒的种子；杨万里是叶，以诗意栖居装点精神的天空；解缙是花，在明代绽放出灿烂的文化光芒，既以《永乐大典》集文献之大成，又以赣粤运河的构想展现济世之远见。

七人跨越两宋与明朝，恰好构成一部完整的庐陵精神史。他们各有侧重，但合在一起，共同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什么是士大夫的完整人格？

答案是：文与质并重，忠与节同辉，既能以文章经世，又能以气节立身。解缙以“解学士”之名，以《永乐大典》集文献之大成，以赣粤运河构想展现济世之远见，与宋代的“五忠一节”遥相呼应，共同构成庐陵文化的完整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