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阿齐兹·阿斯兰（Azize Aslan）
编译者：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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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NDA君耗费极大精力译成的《罗贾瓦的反资本主义经济——库尔德人斗争中的革命矛盾》一书，拟在本号连载，这是本号的莫大荣幸。希望我们都能够从这本库尔德人撰写、关注库尔德人革命的著作中汲取教益。
库尔德人斗争中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可以说，库尔德人斗争的语言从1960年代后越来越明显地带有反资本主义特征。1960年以前的库尔德人运动具有更传统和民族主义的特征。哈米特·博扎斯兰 (2008, p.841) 指出，库尔德的民族主义直到 1914年都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并从同年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民族主义。
如果我们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政治化解读为与国家和中央政府冲突的过程，那么这种政治化在封建统治者地主、穆斯林部落领袖、封建领主组织的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发动叛乱以重新获得他们失去的特权。例如拥有自己的士兵或征收地方税收和收入的权利，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的出现。
19世纪后期库尔德斯坦的库尔德封建自治国家
库尔德人以大部落的形式生活；因此，这些封建势力至今仍在对库尔德社会施加影响，并一直与土耳其人结盟。此外，在这些联盟的框架内，他们还参与了亚美尼亚种族灭绝（Çelik，2020），其目的是实现资本国有化，特别是在为土耳其建立民族国家提供保障的独立战争期间。然而，在独立战争后，在奥斯曼帝国领土上建立的民族国家在“单一民族国家”认识的基础上，否定了库尔德人的文化和政治存在，而封建领主则推动了没收社会财富的进程，即不加区分地对所有库尔德人施加全面压迫。
对库尔德社会实施不分阶级差异的同化和压迫政策，掩盖了社会阶级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由于社会的一致和团结，库尔德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一直处于次要地位。
阿卜杜拉·奥贾兰将马哈巴德库尔德共和国成立前的时期定义为原始民族主义。马哈巴德库尔德共和国（República Kurda del Mahabad）在苏维埃俄国的支持下于 1946 年宣布在伊朗库尔德斯坦 (Rojhilat)成立，后来因失去苏维埃俄国的支持而垮台。在该共和国崩溃之后，库尔德人的所有反抗运动都逐渐消亡，直到 20 世纪60年代才恢复。许多研究者，如巴斯金·奥兰 (Baskın Oran)、哈米特·博扎斯兰(Hamit Bozarslan)、伊斯梅尔·贝西克奇 (İsmail Beşikçi)，将这一时期称为库尔德人斗争史上的“沉默、恐吓或无言时期”。很难说这一时期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动员或叛乱，但当时叙利亚库尔德诗人齐格赫温（Cigerxwin）的作品受到库尔德青年的喜爱，而且穆萨安特尔（Musa Anter）在土耳其迪亚巴克尔还出版了一份名为底格里斯喷泉（Kaniya Dîcleyê）的库尔德语报纸。很明显，这并不能被称作一段“沉默的时期”，那个时代只是以一种消极而深刻的方式证明了反抗的存续。我认为抵抗并不总是以一种政治行动或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组织日常生活来抗拒体制本身已经是一种人民反抗的形式，正如萨帕塔派同志所说：
[…] 我们萨帕塔人把沉默变成了一种隐蔽的、对抗无能为力的斗争武器；针对我们的沉默，刺耳的谎言、子弹、炸弹、镇压一次又一次地落下。正如在1994年 1月的战斗之后我们发现了言语的武器一样，现在我们用沉默做了同样的事情。当政府对每个人发出死亡和毁灭的威胁时，我们能够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研究另一种战斗方式，并且，凭借理性、真理和历史，人们可以在沉默的状态下战斗并取得胜利……（CCRI-EZLN，1998 年）。
黄色为马哈巴德库尔德共和国疆界
20世纪60年代，这种库尔德人的抵抗形式崩溃了，以封建势力的阶级利益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被以学生和左翼知识分子为领导的库尔德社会主义运动（TKDP、PSK、DDKD-KIP、PKK、Rizgari、Kawa和Tékoşin）所取代。库尔德民族主义继续影响着这些社会主义运动，抵抗力量的阶级性质变化也改变了反抗的语言，通过争取库尔德工人和农民的权利的斗争引发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讨论。
这些年，苏联成为该地区一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它为周边人民带来了社会主义的希望，再加上许多其他历史因素，例如1968年土耳其青年运动的革命性影响，以及土耳其工人党（TİP-Türkiye İşçi Partisi）在迪亚巴克尔、巴特曼、西韦雷克、德西姆等库尔德城市组织的东部民众集会（Doğu Mitingleri）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以“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心的运动的兴起。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对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产生了特别影响：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1954年至1962年）、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stafa Barzani）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解放斗争（1961年至1970年）、埃塔（ETA）为解放巴斯克地区而开展的斗争等等。这些年来，库尔德人开始将自己视为“殖民地人民”，并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找到了为“民族斗争”辩护的论述，并以有机的方式将他们与各种左翼思潮联系起来（Bozarslan，2008 年，第 842 页）。 20世纪60年代，库尔德运动和库尔德左翼几乎成了同义词（Jongerden、Akkaya & Şimşek，2015 年，第71 页）。 阿赫迈特·哈姆迪·阿卡亚（Ahmet Hamdi Akkaya） (2013) 认为，这种结合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变得更加明显。传统民族主义诉求、承认身份权利和库尔德语表达自由等要求从未被消除，而是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
20世纪中后期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领袖穆斯塔法·巴尔扎尼
20世纪70年代，内部分裂的库尔德运动开始讨论“库尔德斯坦殖民化”的主题。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土耳其左翼的组织分裂和导致了东方革命文化角（Canteras de Cultura Revolucionaria Oriental）（DDKO-Devrimci Doğu Kültür Ocakları，1969-1971）出现的库尔德斯坦分离主义斗争。目前很难找到关于库尔德人为何脱离土耳其左翼的详细分析。后来的各种回忆录表示，这种分裂“本身就是一种必需”。我可以列举出我在研究这一时期时发现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土耳其左翼将库尔德人的解放置于社会主义革命之下，指责那些强调库尔德问题的人分裂革命力量。第二，正如土耳其工人党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他们反对通过暴力融合库尔德人，但接受自然同化。这些问题在今天的土耳其左派的讨论中仍然可以找到。另一方面，土耳其左翼势力分化严重，内部矛盾突出。 “库尔德人不想等待一场不会发生的革命” (Fırat, 2006, 第 179 页)。因此，脱离了土耳其工人党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左翼库尔德人于 1969 年成立了库尔德人第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组织“东方革命文化角”(DDKO)。东方革命文化角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学生俱乐部，年轻的库尔德社会主义者在这里聚会。东方革命文化角最初在有大学生聚集的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进行组织建设，后来在巴特曼、迪亚巴克尔、科兹卢克等库尔德人聚居的地区扩展组织。
根据博扎斯兰 (2008, 第 856 页) 的说法，东方革命文化角代表了这一时期库尔德左翼组织的重要发展。而根据阿卡亚的说法，东方革命文化角是库尔德社会主义者从土耳其社会主义者中自治（以及 1970 年代“独立”）的主要来源之一。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土耳其社会主义者对库尔德问题的态度，大致可以概括为：“民族问题可以用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2013 年，第 95 页）。
博扎斯兰(2008)认为，这种组织发展伴随着两个重要的理论发展，它们重新诠释了库尔德问题：
理论层面上最重要的发展是，库尔德斯坦不属于伊朗、伊拉克或土耳其，而是被这些国家殖民和分裂。第二个理论发展是这一理论的自然结果，即每个库尔德运动都将自己视为整个中东库尔德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并不否认库尔德斯坦独立统一的合法权利和政治可能性。（2008 年，第 856 页）。
也就是说，因DDKO的经历而获得自主权的库尔德左翼，开始围绕“民族问题”探讨“革命”的理念。其结果得出的推论与当时左派的理论倾向相吻合：社会主义民族国家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答案。事实上，在罗贾瓦进行革命和建立自治的库尔德运动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诞生的：统一和独立的库尔德斯坦。
超越革命历史
社会问题与革命问题完全相关。这是由于革命现象表达了社会关系流动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因为革命是整个社会现实历史的浓缩和焦点；形而上的升力处于惊人的程度；在这种时刻，社会的热情与心跳加速并相遇。而这个时刻，就能够到达自由。（Erdal，2018 年，第 20 页）
库尔德人斗争史上曾发生过29起重大叛乱（Karayılan，2011年）。其中的28次起义均被殖民国家以大屠杀的方式镇压下去。因此，在库尔德人的共同记忆中，反抗与屠杀是两种始终活跃的意象。对于一个库尔德人来说，反抗不仅意味着自己的死亡，还意味着一场屠杀。人们相信，与带着种族灭绝的记忆活着相比，死亡是最好的救赎。因此，反抗、痛苦和愤怒是组成共同体和在各地组织斗争的最重要元素。
劳尔·齐贝奇（Raul Zibechi）（2006，第51页）在谈到内格里（Negri）时强调，痛苦“是打开共同体之门的钥匙”，而共同体并不是自发产生的。
共同体不是自己产生的；它不是一个机构，甚至不是一个组织，而是接受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一种形式。比定义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了解它如何运作。（Zibechi R.，2006 年，第38页）毫无疑问，有时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共同的痛苦比共同的土地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但很难说痛苦是一种革命性的或解放性的情感。因为痛苦本身就能产生令人恐惧、威胁和分散的效果。悲伤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它使痛苦的共同体凝聚在一起，但它往往与恐惧相伴而生，并破坏共同体的自然形态。痛苦在发生的一瞬间内捕获记忆。那些感受到痛苦的人会停留在那一刻。在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之后，时间仿佛停止了。例如，我们这一代人在20世纪90年代不得不从库尔德地区移民，在经受痛苦之后，在沉默和否认中长大。因此，我们对1990年的库尔德斯坦知之甚少，因为父母们仍然对此难以启齿。我们的库尔德父母试图忘记自己的苦难，拒绝成为库尔德人，例如，不教我们母语库尔德语。曾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该地区记者的耶尔德勒姆·图尔克（Yıldırım Türker，2011）这样描述20世纪90年代的迪亚巴克尔：
人们不住在这里，而是躲在这里。找出他们在躲避什么也许是了解这里的第一步。迪亚巴克尔人民不会躲避士兵，不会躲避库尔德工人党，也不会躲避想象中的或可预见的敌人。他们躲避着自己的身份，躲避着被抹去的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无法理解的怨恨。简言之，躲避着自己是库尔德人的事实。这就是所谓的紧急状态。
20世纪90年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库尔德人的社会生存。 1989年，库尔德运动在库尔德工人党的领导下宣布爆发“叛乱”，直至1993年，叛乱蔓延至土耳其的所有库尔德聚居区。多年来，几乎整个聚居区都爆发过民众起义和暴力冲突。在此期间，土耳其国家启动了一项名为“村庄卫队”（koruculuk）的安全计划，以防止民众支持库尔德工人党。世界各地都成立了类似于村庄卫队系统的准军事部队。如哥伦比亚的“团结自卫军”、车臣的“卡德罗夫支持者”（Kadyrovtsy）（GÖC-DER，2013，第1页）。通过这一系统，土耳其政府希望武装边境村庄，以利于国家。村庄卫队得到了部分人的认可，但大多数村庄上拒绝了使用武器对抗库尔德工人党的想法。这一决定导致了历史上最大规模强制迁徙之一的出现，由于村庄被焚烧和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数百万库尔德人被迫迁移到土耳其东部的大城市，然后再到西部省份。
红色地区为1987-2002年的紧急状态区域，邻近地区则为橙色
2014 年，我去卡瓦尔村（Kawar）了解了该村的合作进程。卡瓦尔村是 1993 年被烧毁、摧毁并被迫流离失所的村庄之一。2005 年起，卡瓦尔村的村民开始返回自己的村庄，并试图重建他们的集体生活。当与一位曾在酷刑、监禁、威胁和迁移中度过近十五年时光的村民交谈时，他表达了自己不接受当村庄警卫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向库尔德工人党提供面包；谁能让自己的孩子挨饿致死？他们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应该活下去。我们只是向库尔德工人党提供面包和奶酪，库尔德工人党是帮助了我们的人，如果我们失去了斧头，我们就会去找库尔德工人党。因为他们是正义的；如果有争议，他们会以所有人都满意的方式解决。他们总能解决血仇。在库尔德工人党出现之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义。没有人把我们当人一样对待。他们甚至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比如，过去我对我的妻子很不礼貌，但现在我不再这样了，因为女游击队员们经常跟我说话，告诉我我的妻子有多可贵，她为了这个家有多努力……现在我知道了，我的妻子是我家的玫瑰花，她有权利做任何她想做的事。
尽管这些年来国家进行了各种反宣传和威胁，但库尔德工人党对人民并没有任何恶意。因为有了库尔德工人党，库尔德社会首次发生了有利于穷人的变化。卡瓦尔 (Kawar) 的一名拒绝担任村庄首位的居民向努尔詹·贝萨尔（Nurcan Baysal）讲述了卡瓦尔在“那一天”(O Gün) 被烧毁的经过：
那是1993年12月28日的晚上，士兵们到达后，首先放火烧山。凌晨1点后，特种作战士兵 (Özel Harekat) 驾驶坦克进入村庄。那时，迪兹恰兰村 （Düzcealan）（迪兹恰兰是卡瓦尔村的正式名称。土耳其建国后开始重新命名原来具有库尔德语和亚美尼亚语名称的城市、市镇和村庄。）已经没有人了，大家都去了其他村庄。他们枪击我的舅舅，打中了他的手臂，并用坦克碾碎了他。 [...] 然后我们听说我们的村庄被烧毁了。有炮声和射击声。人们都快要疯了。他们告诉我们： “村庄被烧毁了，我的舅舅被杀害了。” 我几乎疯了，他们杀了我的亲戚，我的舅舅。我们无法直接返回村庄，因此我们决定穿越山区。
第二天，我们从山上回到了村庄。我们的担忧成为了现实。村庄被烧毁了，我们找不到任何能够交谈的人。学校所在地有三、四辆大型坦克。我们试图下到村庄，他们却向我们开枪。 [...] 有一股草药和树木燃烧的味道。房屋仍在燃烧，没有人前来救火。枕头和沙发仍在燃烧。我们因为害怕而没有进去。村里没有其他人，他们都逃往其他地方了。我们和我的朋友坐在一起哭泣[...]。（Baysal，2014，第77页）
迪兹恰兰（卡瓦尔）村的地理位置
强制移民是国家为控制库尔德运动而采取的军事政治措施，也是土耳其亚美尼亚大屠杀之后最快、最彻底的剥夺和无产化过程（Yörük，2012）。根据 1997 年 11 月紧急状态州政府提供的数据，在处于紧急状态的四个省和相邻的六个城市，共有820个村庄和2345个村镇被疏散。 此外，还有来自3165个定居点57314个家庭的378335人（不包括之后返回的人员）迁移到各个城市。如果加上后来被疏散并被迫迁移的 85 个村庄和 178 个村落，受影响者将达到 45 万人（CHP Merkez Yönetim Kurulu Somut Politikalar Çalışma Grubu，1998 年）。非正式数据显示，1993年至1996年受强迫迁徙影响的人数超过150万人。根据2004年《土耳其移民与流离失所人口调查》报告，受强迫移民影响的人数达300万人（哈塞特佩大学人口研究所，2004年）。除此之外，还有数千起酷刑、强迫失踪、身份不明谋杀、强奸和监禁案件。流离失所的库尔德人不仅经济贫困，而且失去了回忆、文化、语言和集体生活。
事实上，土耳其政府在此过程中采取的暴力以及随后的强制迁移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进而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需要一种更强烈的情感来克服这种遍布日常生活的恐惧。也许痛苦使我们成为一个共同体，事实上，我们因身为库尔德人而流离失所，作为移民在我们所到的社区和地方建立了新的生活，但痛苦并没有使我们成为一个流动的社区，它把我们变成了一个孤立和封闭的社区。然而，正是另一种情感给予了我们力量去奋斗、去改变，去想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想指的是创造性情感，它不是像痛苦那样消极的情感，而是展现我们创造性一面的情绪。例如，萨帕塔人称之为“义愤填膺”（digna rabia）。我猜对于库尔德人来说就是“抵抗”（resistencia）。抵抗在许多语言中指的是一种行动，但在库尔德人的象征世界里，它指的是一种感觉——生存的感觉。因为对于库尔德人来说，反抗意味着生存，这可以用经常出现在许多诗歌、歌曲或街道墙上的标牌上的两个词来表达：抵抗就是生命！（Berxwedan Jiyane）。抵抗是生存的唯一方式。这句口号被20世纪80年代在监狱中遭受折磨的库尔德人政治化了。在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它常常被错误地翻译为“生命就是抵抗”。也就是说，当我们库尔德人说Berxwedan Jiyane！时，我们认为抵抗是生命中唯一的情感，它是另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另一种看待生活的方式。很多库尔德人都用那句名言来标识自己：做自由山峦上的花朵，不做服从花园里的玫瑰！（耶尔马兹·居内伊 (Yılmaz Güney)的诗, 《自由》）换言之，抵抗不是一种政治话语，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事实上，这正是当今库尔德人斗争的动力所在。
土耳其左翼诗人耶尔马兹·居内伊
我之所以讲这一点，是想强调革命不是靠意识形态去进行，而是靠情感去进行。因为今天，当我们审视那些正在改变统治关系的革命运动时，它们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从萨帕塔人身上，我们了解到，如果没有下层的痛苦和愤怒（或者更好地说：没有我们的义愤填膺，没有我们的团结集中），革命这个词就没有意义。” （Tischler，2008 年，第 18 页）。
换句话说，任何被官僚化并且脱离社会创造性情感的革命进程都无法带来真正的解放。最终，所有这些运动也都以要求社会服从于被“社会管理”理念官僚化、合理化的新权力而告终。这也意味着革命的父权化。
译者评论：
这一部分中，作者主要介绍了近代以来库尔德人的抵抗历史，强调了其从民族主义到社会主义，从依附于土耳其政党到独立斗争的历史。库尔德人历史上爆发过29次大规模起义，其中28次（兴许很快会变成29次）都以国家的大规模屠杀收场。但每一次起义的失败都是下一次更大规模起义的前奏。且每次失败也不仅仅是运动单纯的退潮，而是为下一次运动的登场积累思想经验。
现在的库尔德运动正受到另一次旧世界冲击的考验，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我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为已逝之人哀悼，抑或是对变革丧失信心。库尔德人已经发动了29次大起义，正如作者所说，反抗与屠杀是库尔德人记忆与历史中的常客，一次运动的失败绝不会代表反抗之火的熄灭。且正是在不断地挫折和反思中，库尔德运动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到民族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飞跃。我们首先应该以力所能及的手段继续支持抵抗运动，第二应该分析这次运动给库尔德人乃至整个世界上的革命运动所带来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在本部分并没有详细展开论述其自身与罗贾瓦革命的思想，但其在末尾表达了对于意识形态斗争与官僚化的反对。这两个观点实际上在为后文对列宁主义的批判做铺垫。但是作者这两个观点是存在问题的。首先是意识形态与情感问题。本次推送中译者将主要对作者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进行评价，而作者的第二个观点将在下期推送与其对先锋党的看法一同评判。
作者似乎认为，意识形态与情感是两个对立的革命动力，但实际上，意识形态革命离不开反抗阶级的怒火。在上个世纪中叶的中国有一首民歌，其中唱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其中加粗的歌词同时体现了革命情感与革命的意识形态。空洞的说教和教条的规训无益于任何革命行动，这是历史上绝大多数革命者都同意的结论。
然而，由于一时的教条主义而否定意识形态对革命的重要性是因噎废食的行为。更何况革命的情感离不开革命的意识形态。列宁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我们纵观世界历史，可以发现很多有情绪而无革命的运动。在英国的卢德运动、中国的义和团与太平天国、1911年墨西哥的“革命”等等运动中，工人和农民都对压迫者有着愤怒的情绪，并且依靠这种情绪向压迫者开战。但由于缺乏正确意识形态的领导，情绪的力量无法完全化作革命的力量，它们也无一例外都没有成为一场成功的革命——一场阶级革命。对于这些抗争，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进行了精确的评价：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而对于作者这种忽视理论重要性，片面强调感性重要性的看法，毛泽东也做出了评价：
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理论呢？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进一步说到：
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地考察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真理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其相较于作者通过孤立且片面的方式考察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所得出的结论要完备太多。任何的感性实践都脱离不了理性的指导，具体到罗贾瓦库尔德人的抵抗之中，抵抗的原因是什么？抵抗谁？为谁抵抗？如何抵抗？抵抗的目的是什么？这都不是某种情绪就能回答的问题，只有通过理性对感性实践所得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才能够得出答案，并指导革命实践。
总结来看，库尔德人的抵抗是极为持久且百折不挠的，因此即便这一次的抵抗运动失败了，下一次运动也会立即开始孕育。叙利亚库尔德人最不缺乏的就是抵抗的记忆与情绪。然而这种记忆与情绪如何组织、转化为革命的动力呢？罗贾瓦的库尔德运动具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虽然本书中多次提到马克思及其理论，但作者对其理论运用是片面的。在接下来几节中作者将着重讨论罗贾瓦人的革命思想。译者届时会对其进行马列主义式的分析。
【书籍介绍】
本文为Azize Aslan所著《Economía anticapitalista en Rojava: Las contradicciones de la revolución en la lucha kurda》，由NDA翻译。本书初版于2021年由普埃布拉荣誉自治大学的豪尔赫·阿隆索讲堂（Cátedra Jorge Alonso）出版于墨西哥，原文为西班牙语。
【本书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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