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结束了他辅佐刘禅十几年的生涯。诸葛亮在世时，身为蜀汉丞相，总揽国家军政大权，刘备白帝城托孤时，还曾嘱咐诸葛亮，若刘禅不成器，可自行取而代之。
这份重托让诸葛亮始终以“相父”之名，全力辅佐刘禅，小到宫中琐事，大到北伐决策，诸葛亮都一一过问，这也让刘禅心里渐渐积累了复杂的情绪，既有依赖，也有被束缚的压抑。
诸葛亮去世后，朝中有人开始在刘禅面前搬弄是非，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侍中李邈，还有宦官黄皓，他们多次在刘禅耳边诋毁诸葛亮，说他手握重兵，权倾朝野，肯定暗中积累了巨额家产，说不定还存有不臣之心。
这些话戳中了刘禅的心事，他虽然依赖诸葛亮，但也一直忌惮诸葛亮的权力，加上常年被诸葛亮管束，心里本就有怨气，听到这些谗言后，更是起了疑心，于是就秘密下令，让亲信去诸葛亮家中清查家产，想看看这位“相父”到底是不是像传言中那样，暗中敛财。
他自己在外领兵任职，没有其他的财物调度，随身的衣食也都依靠官俸，从不额外经营产业，谋取一丝一毫的私利，还承诺自己去世后，绝不会让家里有多余的布帛，家外有多余的财产，免得辜负刘禅的信任。
他派去的亲信不敢怠慢，仔细清点了诸葛亮的家产，结果发现，实际情况和诸葛亮生前申报的一模一样，除了八百株桑树和十五顷薄田，再也没有多余的财物，家里没有多余的布帛，也没有囤积的钱财，甚至连诸葛亮家人的衣物都很简朴，连妾室都没有多余的衣服可换。
要知道，在三国时期，官员敛财是很常见的事。蜀汉的其他官员，比如李严，家里有奴婢宾客上百人，生活十分豪奢；大将赵云、姜维都有自己的封地，而蜀汉的土著豪族，更是靠着盐铜之利、山川之材发家致富，过着王侯般的生活。
诸葛亮作为蜀汉的丞相，位极人臣，手握军政大权，要是想敛财，随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就能富可敌国，可他的家产，仅仅和西晋时期八品小吏的占田数相当，连普通豪门都比不上。
当清查结果呈送到刘禅面前时，刘禅看着那份干净得无可指摘的家产清单，瞬间就怒了，还当场摔了杯子。他的愤怒，不是因为诸葛亮家产太多，恰恰是因为太少，少到让他无地自容。
他想到自己身为君主，在诸葛亮死后，不仅没有感念他十几年的辅佐之功，反而听信谗言，怀疑他的忠心，猜忌他敛财，这种小人之心，对比诸葛亮的忠心耿耿、廉洁奉公，显得格外卑劣。
刘禅心里清楚，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为了蜀汉的江山，耗尽了心血，六出祁山北伐，只为完成先帝刘备的遗愿，到死都在为蜀汉谋划。
他主动申报家产，不是作秀，而是真心坦荡，从未有过一丝私心。可自己却被谗言蒙蔽，做出了清查家产这种不信任他的事，既辜负了诸葛亮的忠心，也丢了自己的颜面。
除此之外，刘禅的愤怒里，还有对自己无能的懊恼，以及对谗言者的怨恨。
他常年被诸葛亮保护和管束，缺乏治国能力，诸葛亮去世后，他本想通过清查家产，找到诸葛亮“不臣”的证据，也好摆脱诸葛亮的影响，彰显自己的君主权威，可结果却狠狠打了自己的脸。
他明白，自己不仅误解了诸葛亮，还暴露了自己的庸碌和狭隘，这种无力感和羞愧感，最终化作怒火，让他当场摔了杯子。
愤怒过后，刘禅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下令处死了进谗言的李邈，以儆效尤，也算是对诸葛亮的一种告慰。后来，正史中也明确记载，诸葛亮死后，家产如其所言，没有丝毫隐瞒。
这段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了诸葛亮的廉洁奉公，也读懂了刘禅复杂的心情，他的大怒和摔杯子，从来都不是因为诸葛亮有错，而是因为自己的猜忌和卑劣，被赤裸裸地摆在了面前，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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