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我攥着体检表在县医院走廊里浑身发紧，不是怕查出病，是怕那份砖窑厂的工作黄了——那活一天十二块钱，是全家老小的救命粮。可更让我手足无措的是，胸透诊室门口“女护士值班”的牌子，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不敢靠近。我二十五岁，除了家人，从没跟陌生姑娘近距离接触过，更别说让人家检查身体。
“下一个，李建国。”
清脆又怯生生的声音从屋里传来，像刚咬开的脆枣，软中带劲。我深吸一口气，把体检表攥得皱成一团，低着头推开门。诊室不大，光线偏暗，一台掉漆的老旧胸透机靠在窗边，透着年代的斑驳。桌旁坐着个穿白大褂的姑娘，马尾辫扎得利落，额头光洁，侧脸柔和，看着比我还小，顶多二十出头，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
她抬头看我，眼睛亮得像山涧泉水，可看清我黝黑粗糙的模样、沾着砖灰的旧褂子，脸颊瞬间泛起一层淡红，连忙低下头，声音细若蚊蚋：“把、把外套脱了，站到机子那边，双手举过头顶，挺胸抬头。”
我脸也跟着烧了起来，手在衣角蹭了又蹭，磨磨蹭蹭才解开褂子扣子。常年搬砖种地，我的皮肤晒得发黑，里面的背心洗得发僵，袖口还磨破了边。我怕身上的灰弄脏她的白大褂，更怕自己粗糙的样子惹她笑话，指尖都在发抖。
“快、快点，后面还有人等着。”她又催了一句，声音稍大，可耳根红得更厉害了，眼睛死死盯着单据，不敢看我。我赶紧站到胸透机前，按要求举起双手、挺胸抬头，可心里太紧张，肩膀绷得像块石头，呼吸也乱得厉害。
她走到机子旁，伸手调整镜头，又绕到我身后，指尖轻轻碰了碰我的肩膀：“放松点，别绷那么紧，呼吸均匀些。”她的手指很软，我像被电到似的浑身一僵，呼吸更乱了。她察觉出我的局促，连忙收回手，转过身操作机子，小声念叨：“好了，别动，坚持一下。”
机子“嗡嗡”作响，我盯着墙上的白墙，不敢乱动，心里像揣了只乱撞的兔子。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背上，很轻，却像火一样烧得我发烫。十几秒后，她关掉机子：“好了，穿上衣服吧。”
我松了口气，连忙套上褂子，扣扣子时好几次扣错扣眼。可就在我拿起体检表要走时，她突然开口：“等一下，你、你再检查一次，刚才没看清。”我心里一沉，连忙问：“护士同志，是不是查出毛病了？”一想到可能丢了工作、没法养家，我的声音都发颤。
她摇着头，眼神躲闪，脸颊依旧通红：“没、没什么，机子有点问题，再确认一下，你别多想。”我不敢多问，只能再次脱下褂子，重新站到机子前。这一次，她看得格外仔细，围着我转了一圈，反复调整镜头，呼吸都带着几分急促。
就在我又因紧张绷紧肩膀时，她突然伸手按住我的肩膀，力道很轻，却带着一丝不容拒绝。我能感觉到她手心的冷汗，滚烫地透过背心传到我身上，紧接着，就听见她红着脸，带着点嗔怪又慌乱的语气，小声说：“你老实点，别乱动，也别紧张，放松，不然我没法检查。”
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在我心里激起层层涟漪。我转头看她，她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眼睛盯着机子不敢看我，嘴角却微微抿着，透着几分羞涩的可爱。那一刻，我突然不紧张了，心里竟泛起一丝暖意——这个青涩的姑娘，大概是刚参加工作，怕出错，才这般小心翼翼。
我乖乖放松下来，呼吸慢慢均匀，一动不动地站着。这次她检查了很久，诊室里只有机子的“嗡嗡”声和她轻微的呼吸声。半分钟后，她关掉机子，松了口气：“好了，这次可以了，穿上衣服吧。”
我走到桌旁接过体检表，小声说“谢谢”。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飞快低下头，在体检表上匆匆写了几笔，递还给我：“没什么事，都正常，以后注意休息，别太劳累。”我接过表，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又忍不住看了她一眼，她低着头，红晕还没褪去，马尾辫轻轻垂着，格外温柔。
走出诊室，我在走廊尽头忍不住回头，诊室门虚掩着，能看见她偷偷擦着脸，嘴角还带着淡淡的笑意。那天的体检，其他项目我都匆匆带过，唯独胸透室里的一幕，在我心里反复回放。我知道，她只是怕出错才反复检查，可那句红着脸说的“你老实点”，却像一束光，照进了我枯燥又艰难的生活。
那时候的日子，难得让人喘不过气。父亲常年卧病在床，母亲身体不好，还有年幼的妹妹要上学，全家重担都压在我身上。我每天天不亮就去砖窑厂搬砖，晚上还要去打零工，累得倒头就睡，有时候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不敢谈恋爱，不敢乱花钱，甚至不敢有丝毫奢望，只想着多挣点钱，给父亲治病，供妹妹上学。
但是后来我开始期待去县医院，每次给父亲拿药，都会特意绕到胸透诊室门口，给她说几句话，后来我们慢慢的开始熟了起来。但是我也知道，我们之间差距太大，她是正式护士，有稳定工作，而我只是个一无所有的搬砖工，那份淡淡的好感，只能藏在心里。
变故发生在那年冬天，父亲病情突然加重，住进了县医院，急需五千块钱手术费。那时候的五千块，对我来说就是天文数字。我翻遍家里，只凑了三千多，亲戚朋友要么婉言拒绝，要么避而不见，也只借到了一千块。我蹲在医院走廊里，看着来往的人群，眼泪忍不住掉下来，觉得自己太没用，连父亲的病都治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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