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银行改革的浪潮，正从地方农信系统向更广阔的范围蔓延。当河北省内由本地农信机构主导的村镇银行整合渐近尾声，那些由外地商业银行跨区域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改革步伐也开始明显加快。近日，保定市辖内六家带有“中成”标识的村镇银行发布联合公告，宣布将以涿州中成村镇银行为主体，一次性吸收合并定州、曲阳、望都、安国、高碑店五家兄弟行。这不仅是河北省在2026年开年迎来的首个批量村镇银行改革案例，更因其背后主导力量的特殊性而备受关注——这六家银行的“母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成都农商银行。

根据六家银行在《河北日报》发布的公告，此次吸收合并完成后，被合并的五家村镇银行将注销独立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以及各项权利义务，都将由存续的涿州中成村镇银行整体承接。这一“六合一”的整合模式，并非成都农商银行的首次尝试，更像是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旗下村镇银行体系改革“标准化操作”的又一次复刻。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强化对整合后主体的控制力，成都农商银行早已在2025年年中通过受让股份的方式，将自身在涿州中成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提升至91%，为此次主导合并扫清了股权障碍。

实际上，成都农商银行在河北的布局不止于此。除了此次卷入合并的六家银行，该行在河北还发起设立了滦州、滦南、宣化三家“中成系”村镇银行，它们此次并未被纳入合并范围。不过，成都农商银行对这三家银行的股权增持动作同样清晰可见：2025年1月，其对滦州行的持股从60%增至90%；同年10月，对滦南行的持股也增至90%。这一系列增持行为，普遍被视为主发起行在村镇银行改革前夯实控制基础的常规举措。放眼整个河北省，村镇银行的改革重组已持续一段时间，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信息，2025年该省共有10家村镇银行通过被吸收合并等方式退出市场，其中多数是由河北本地农商行整合本地农信系统发起设立的村行。

如果将视线从河北移开，便能更清晰地看到成都农商银行这套改革“组合拳”的全貌。作为曾经在全国发起设立了39家村镇银行的“大户”，该行自2025年起明显加快了对其“中成系”村镇银行网络的梳理与整合。据统计，仅在2025年一年，成都农商银行就完成了对11家村镇银行的改革。其路径呈现出鲜明的“内外有别”的特征：在四川省内，该行选择由母行直接出手，吸收合并了自贡、峨眉山、犍为等六家中成村镇银行；而在省外，则采取了“以行并行”的策略，即指定一家存续的村镇银行作为平台，去合并吸收其他兄弟行。

云南省的案例为此提供了生动注脚。去年，昆明马金铺中成村镇银行（后更名为昆明呈贡中成村镇银行）作为存续方，一举吸收了昆明东川、禄劝、石林、寻甸以及玉溪澄江共五家村镇银行。这个案例尤其特别的一点在于，被合并的玉溪澄江中成村镇银行地处玉溪市，而其他四家均位于昆明市辖区内，这事实上完成了一次跨市域的整合。经过此次合并，成都农商银行在云南的布局精简为昆明呈贡、大理古城和泸水三家村镇银行。

那么，在河北和云南相继完成“平台式”合并后，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浮现了：作为主发起行的成都农商银行，是会继续主导这些合并后新主体的经营，还是会在未来某个时机，将其整体转让给当地的银行机构？目前，从公开信息中尚无法找到明确的答案。这种不确定性，或许正是当前跨区域村镇银行改革进程中一个普遍存在的观察点。

成都农商银行自身的背景与发展，也为理解其推动村镇银行改革的迫切性提供了背景。该行是在原成都市农村信用社基础上改制组建的，于2010年正式开业，并在2020年完成股权结构调整，回归市属国资序列。今年1月，该行刚刚宣布其合并口径资产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成为中西部首家达到此规模的城农商行。在自身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对历史形成的、分散在全国近十个省份的村镇银行网络进行集约化、高效化的管理改革，无疑是其优化资产结构、聚焦主业、防范风险的必然选择。

除了已经完成改革的四川、云南、河北三省，成都农商银行的“中成系”村镇银行仍广泛分布于新疆、山东、江苏、福建四个省区，数量达到15家之多。这些散布在各地的“星星之火”，未来是会被继续整合进类似涿州、昆明呈贡这样的区域性平台，还是会有其他改革路径，仍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村镇银行改革化险工作的深入推进，由成都农商银行在河北掀起的这股“六合一”整合潮，很可能不会是终点，而只是一个新的起点，预示着更多跨区域经营的村镇银行将迎来类似的深度调整与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