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季即将结束,在过去的这个冬天里,“东北大花”仍旧流行。前些日在机场送行时,就看到一个旅行团的团服坎肩带有“东北大花”元素——比品牌羽绒服还要张扬。对“东北大花”在东北的流行,我一直觉得很诧异,于是禁不住去这个结果到底是有着怎样的演变历程。今天胡子姑且蹭个热度,聊一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东北大花”不是东北“地产元素”,而是一种来自“魔都”的外销品。溯源其核心图案,是1952年由任职于上海华东纺管局设计室的设计师陈克白创作完成的“牡丹凤凰”,其创作灵感来自设计师下乡调研时,从民间剪纸、年画、蓝印花布提取吉祥纹样,以高饱和度的红、绿配色定型。同期还有“红牡丹”、“孔雀团花”等图案,设计风格亦如此。这种花布经纺织工厂批量生产后,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由商业系统统一调拨,在全国销售。
自上市起,这种艳丽得有些扎眼的花布,就因色彩喜庆、耐脏等特点,被当作被面或褥子的罩面,因此在商业系统内,这种花布的标准名称为“牡丹凤凰被面布”。在当年,这种花布并非专销东北的商品,而是全国各地的城乡均有销售。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三省无论城乡,很少有将这种花布当作衣料使用的。这种凭布票购买的花布也谈不上畅销,只是因为耐脏、艳丽(婚礼使用)而被用作被面,至少在吉林是这样的。也正因为多被用于被面,这种艳丽的花布在公众认知中就多少有了一些“私密性”的意味,把被面穿身上这种遭人揶揄窃笑的情况更是绝少发生。
在历史上,东北是中国最早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之一。民众整体审美偏西式,不要说城市里,就是乡村也注重款式颜色,即便是条件艰苦时期,衣服裤子也多以纯色为主。对颜色、花式有追求的妇女,也是偏重大红、大绿,或者是低饱和度红色、绿色的碎花布纹。
“牡丹凤凰被面布”的色彩搭配并不符合城市化影响较深的东北人审美。对于颜色搭配,东北有这样一句顺口溜:红配蓝讨人嫌,红配绿赛狗P。“牡丹凤凰被面布”的色彩搭配恰恰犯了顺口溜中下句的忌讳。至少在世纪之初,用作被面尚可,若是大庭广众下,穿这种布料做的衣服上街,会被认作土气、出洋相——花里胡哨的,跟个“花粒棒”似的。
当然,作为演出服装就另当别论了。演出服装不仅需要有视觉冲击力,还需要文化错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能把被面披挂上身,不仅吸引眼球,还会产生特殊的戏谑喜剧效果。在我印象中,第一次看到“牡丹凤凰被面布”成为衣料,就是喜剧小品上。
1997年2月6日,在张惠中导演,赵本山、范伟表演的小品《红高粱模特队》上,就出现了这种花布做的演出服装。尽管作品主要突显改革开放后农民精神上的变化和追求,以赞美现实,讴歌劳动光荣为主题,但是把这种“大红揉碎大绿”的布料当外衣穿,在农村妇女中间也应不多见。至于男子穿则是在刻意“扮丑”,在从前,我也只是在二人转演出中看到过。
自上世纪末开始,东北二人转借小品的火爆而名扬全国,“牡丹凤凰被面布”也剔出了凤凰,成为红底红花小绿叶构成的“东北大花”(花纹式样并非一种)。由这种料子制作的服装常常出现在东北文艺作品之中,而未见于其他地域,因此被世人误解为东北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再后来经过时装秀、短视频的推波助澜,遂演化成为如今的“东北大花”——“东北专属网红文化符号”。
在写这篇内容时,我特地询问了一些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年长者,生怕由于自己的短视浅见,忽视了“东北大花”在过去年代城乡间的影响。然而目前得到的反馈基本一致,至少在吉林市周边,这种东北大花并不是花布销售的主流品种,大家更没有这种布料用作衣料的记忆,理由竟然众口一词——颜色太磕碜。当然,世事是很难用个体记忆进行全局定义的。的确不排除在物质条件较差的时代,“东北大花”曾被一些不计较审美的人家用作衣料的可能,但那应当是个例。
其实,在审美趋同的时代,能够以“特性”被大众认同,并且逐渐火爆,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东北大花”能够成为东北的文化符号的根源,在于红火了几十年的东北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已然雄风不再,至少从上世纪末以来,东北给外人的印象已是“东北大花”——色彩仍旧花哨,但内容与“前卫”渐行渐远。
对于“东北大花”的火爆,是有人提出异议的,我就看到一些网友嘲讽“东北大花”是从炕上跑到身上,更有网友将“东北大花”的流行上纲上线到“叙事权的转移”和“自我文化矮化”。我觉得存在即有理,“东北大花”成为网红图案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书写历史——对于潮流,只能顺势而为,更何况“红火”总要比啥也没有好。
当然,我并非没有遗憾:东北过去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没有被外人了解有情可原,可没有被东北年轻人记得就难免令人叹息。与“东北大花”带动的热闹喧嚣文化现象不同,东北大地现代工业文明所积淀的自豪感,可能是振兴这一方天地最为宝贵的“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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