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2026年3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外交主题记者会上，王毅外长就中美关系作出重要阐述：“中美都是大国，都改变不了彼此，但可以改变相处方式。”在特朗普宣布访华、中美关系处于关键节点的当下，王毅明确宣示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认同‘大国共治’的逻辑”。这一论断，既是对历史上大国兴衰规律的深刻洞察，也是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叙事的有力回击，更是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方案的系统阐发。在中美关系走向何方的时代之问面前，中国给出了清晰而坚定的回答。

一、不走老路：既不要国强必霸，也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国强必霸”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信条，其现代叙事即“修昔底德陷阱”。然而，这一逻辑既非历史通则，更非中国选择。王毅外长指出，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永不扩张。这需要在理论、历史、政策三个维度上对“国强必霸”逻辑进行彻底解构。

（一）理论批判：“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语政治与认知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近年来成为西方学界讨论中美关系的核心概念框架。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通过对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的简约化概括，得出了一个看似具有普适性的“规律”：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往往最终导致“大战”。这一概念的流行，恰逢中国快速崛起与美国相对衰落的历史交汇期，其话语效应不言自明。

然而，正如国内国际关系学界所深刻揭示的，“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祛魅的理论神话。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远非“雅典势力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所能简单概括，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国内（城邦内部）政治逻辑——雅典和斯巴达两强的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在各自城邦内外政治互动中的势力消长，才是影响各时期两强关系走向的主要因素。换言之，战争并非结构性矛盾的必然产物，而是国内政治博弈与错误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具有或然性，而非历史之必然。

更值得警惕的是，“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一种叙事，其根本问题在于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化为宿命论的二元对立。这种思维一旦成为政策制定者的认知框架，就会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当美国决策者认定中国崛起必然挑战美国霸权，其遏制打压政策反而会激化矛盾，最终将两国推向陷阱。正如王毅外长所言，“走向冲突对抗更将殃及世界”。因此，“修昔底德陷阱”的真正问题，在于它让人们相信陷阱不可避免。

从理论层面看，“国强必霸”逻辑建立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上：现实主义的人性恶预设、霸权稳定论的权力逻辑、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法则。这些理论既非人类政治经验的全部总结，更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政治、“天下”观念，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思想资源。

（二）历史批判：大国兴衰的历史叙事与另一种可能

回顾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国强必霸”确实曾是大国崛起的主流模式。从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扩张，到荷兰的全球贸易帝国，再到英国的工业革命与殖民霸权，直至20世纪美国霸权体系的建立，西方大国的崛起几乎无一例外伴随着战争、殖民与扩张。这构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验基础，也成为其理论自信的历史依据。

但是，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线性的。即便在西方大国兴衰的叙事中，也存在多种可能性的缝隙。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英国则从“日不落帝国”彻底衰落，退为中等发达国家，不再具备全球主导能力。在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框架下，美元霸权正式替代了二战前的英磅霸权，西欧国家和日本则在美国安全保障下实现了和平发展。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大国争霸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国际规范的演进，通过领土扩张实现国家崛起的成本越来越高，收益越来越低。

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另一种历史可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没有发动过一场对外战争，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却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工业化进程中，使8亿多人摆脱贫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伪“国强必霸”的历史决定论。正如王毅在记者会上所强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会复制传统大国争霸扩张的老路，而是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对近代以来遭受侵略、瓜分、殖民的屈辱历史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深知战争之痛、和平之贵。这种历史记忆转化为国家意志，写入宪法，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既是对历史规律的清醒认知，更是对自身历史经验的深刻体认。

（三）政策批判：当今国际现实与霸权思维的困境

将目光拉回当下的国际现实，霸权思维和强权政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王毅在记者会上深刻指出：“拳头硬不等于道理硬，世界不能退回丛林法则。”这一论断切中肯綮——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不能再以19世纪的思维来主导。

美国的对华政策恰是这一困境的典型写照。近年来，美国将对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从贸易战、科技战到意识形态对抗，全面遏制中国发展。2025年9月，王毅在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时明确表示，美方消极言行“损害了中方正当权益，干涉了中国内政，不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这种以霸权护持为目标的对华政策，不仅未能阻止中国发展，反而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态势，也使美国自身付出了沉重代价。

霸权思维的困境还体现在全球治理领域。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恐怖主义等跨国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王毅在回答关于全球治理的提问时强调：“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应当加强、不能削弱。”然而，美国近年来的单边主义行径——退出国际组织、破坏多边机制、滥施“长臂管辖”——恰恰背离了这一原则。这种以霸权逻辑处理全球问题的做法，不仅削弱了美国自身的领导力，也使全球治理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以近日中东局势为例，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导致冲突蔓延至整个中东地区。王毅对此明确指出：“这是一场本不应发生的战争，也是一场对各方都没有好处的战争。”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动辄使用武力并不能证明自己的强大，民众不能成为战争的无辜牺牲品。这一立场既是对霸权行径的批判，也是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坚定主张。

综上，无论是从理论、历史还是现实政策层面，国强必霸的老路都已走不通。这不是中国单方面的愿望，而是时代潮流使然，是国际关系演进的必然结果。中国选择不走这条路，既是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清醒定位，也是对人类共同未来的负责任态度。

二、不落套路：“G2”迷思与“大国共治”幻象

如果说国强必霸是旧时代的老路，那么“大国共治”就是看似光鲜实则危险的套路乃至陷阱。从“G2”构想到美苏冷战期间的“合作共治”，历史证明大国共治从未真正造福世界，反而往往以牺牲中小国家利益为代价。王毅明确表示，中国“不认同‘大国共治’的逻辑”，这一立场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历史教训。

（一）“大国共治”背后是战略精英的算计，后果是国际社会的民主赤字

“大国共治”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拿破仑战争后，英、俄、普、奥四大国通过协商共同管理欧洲事务，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这一历史经验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抽象为“霸权稳定论”或“大国协调论”，其核心主张是：由少数大国主导国际秩序，能够有效维持全球稳定。

然而，这一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民主赤字。首先，“大国共治”将国际关系简化为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忽视了占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中小国家的正当权益。正如王毅在回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时所强调的：“这个星球上有190多个国家，世界历史向来由各国共同书写，人类未来一直由各国人民共同创造。多元共生才是人类社会本来的面貌，多极共存才是国际格局应有的样子。”

其次，“大国共治”隐含着一种精英主义傲慢，即少数大国比其他国家更有资格决定国际事务。这种思维与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根本对立。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布拉格就已明确表态：“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

第三，从实践层面看，“大国共治”往往沦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所谓“G2”构想，不过是美国维持霸权的权宜之计，而非真心平等合作，其实质是诱导中国自我设限，接受美国规则，并让中国脱离发展中国家阵营。正如有分析指出的，“G2、C5都是美国霸权逻辑的变种，无论是借G2拉中国，还是借C5拉中俄、捧印日，玩的都是‘分而治之’的权力游戏，都是为维护美国霸权服务”。中国若接受这一角色，无异于自陷于美国设定的议程陷阱。

因此，中国不认同“大国共治”的逻辑，是因为这一逻辑违背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旨在把中国绑上美国霸权战车。中国主张的是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都可以在多极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才是真正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要求的治理模式。

（二）美苏“合作共治”的历史教训与第三世界国家付出的惨痛代价

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确曾有过一段“合作共治”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苏关系缓和，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签署了一系列军控协议，形成了所谓“缓和”局面。1972年尼克松访苏，双方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开启了美苏“共治”的短暂蜜月期。

然而，这段历史留给世界的教训远多于经验。首先，美苏之间始终缺乏真正的战略互信。“缓和”表象之下，双方的军备竞赛从未停止，代理人战争愈演愈烈。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后，对苏联采取“以实力求和平”的强硬政策，推出“星球大战”计划，在经济上全面打压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发动认知战。正如相关研究所揭示的，“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就是从思想渗透开始的”，美国通过电影、电视、广播、书籍等媒介，“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灌输给苏联民众”。这种“趁你病要你命”的博弈逻辑，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所谓的“合作共治”，不过是双方积蓄力量、伺机而动的权宜之计。

其次，美苏“共治”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是可耻的合谋。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美苏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安哥拉内战、尼加拉瓜冲突、阿富汗战争……背后都是两个超级大国的身影。它们向各自的代理人输送武器、资金和顾问，推动当地人民相互厮杀、流血牺牲。与此同时，它们又通过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从这些国家源源不断地攫取资源。可以说，美苏“共治”时期，恰恰是第三世界国家饱受苦难的时期。王毅在记者会上强调的“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不应再上演19世纪的旧戏码”，正是对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

第三，美苏“共治”对其盟国同样不是福音。西欧国家在美苏对峙中被绑在美国战车上，东欧国家则沦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大国主宰小国命运的典型案例。这种以牺牲他国主权为代价的“共治”，与联合国宪章精神根本背离。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真正的国际秩序，不应是少数大国高高在上、共同主宰世界，而应是各国平等参与、共同协商。中国不认同“大国共治”，正是基于对这一历史教训的清醒认识。

（三）必须认清“G2”迷思的当代危害与多极世界的客观现实

回应当下的国际现实，“G2”或“大国共治”的迷思不仅脱离实际，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危害性。

首先，“G2”构想严重脱离国际力量格局的现实。当今世界，不仅中国和美国是重要力量，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组织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世界简化为中美两极，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得人心。正如王毅所言，中国方案是“建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这一方案承认多极化的现实，顺应了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客观趋势。

其次，“G2”构想会加剧而不是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如果中美两国试图构建某种形式的“共治”，必然引发其他大国的警惕和制衡，导致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化。欧洲国家早在2009年就对“G2”构想表示忧虑，担心重现它们在美苏之间的尴尬地位和棋子角色。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中国明确拒绝“G2”逻辑，本身就是对多边主义的坚守，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维护。

第三，“G2”构想无助于解决全球性挑战。当前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贫困问题、恐怖主义——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不可能由少数国家包办解决。王毅在介绍全球治理倡议时强调，要坚持“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理念。这些理念的核心，就是让所有国家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让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得到充分体现。

第四，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接受“G2”角色无异于自缚手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如果中国被纳入“中美大国共治”的框架，就会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隔阂，丧失自身的独特定位和道义优势。王毅明确表示，“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这一立场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大国俱乐部”逻辑。

综上所述，“大国共治”既是美国企图拉中国分担霸权成本、维护美国单级地位的套路，也是诱使中国放弃独立自主原则、脱离发展中国家阵营、接受美国规则的陷阱。它既不符合历史潮流，也不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不认同这种“共治”逻辑，既是对自身身份的清醒认知，更是对多极世界的坚定承诺。

三、中美探新路：人间正道是沧桑

既不认同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认同“大国共治”的逻辑，那么中美关系的正道何在？王毅外长的记者会给出了系统的回答：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和平共处为底线，以合作共赢为目标，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性年份。以下从五个维度阐述中美关系的人间正道。

（一）战略引领：元首外交把舵定向

王毅在记者会上开宗明义：“元首外交是中国外交的定盘星。”在中美关系中，元首外交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2025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着良好沟通。2026年2月4日，两国元首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过去一年，两国元首保持着良好沟通，在釜山成功会晤，为中美关系领航把舵，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

王毅在记者会上进一步确认，“高层交往的议程已经摆在我们的桌面上”。他强调，两国元首身体力行，“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也推动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实现了总体稳定”。

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在于为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提供确定性。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两国领导人保持直接沟通，能够有效避免战略误判。正如王毅所言，“中方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也是开放的，关键是美方也要相向而行”。只要双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就能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不断取得积极成果。

（二）相处之道：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面对“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王毅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中美都是大国，都改变不了彼此，但可以改变相处方式。那就是秉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守住和平共处的底线，争取合作共赢的前景。”

这三句话构成了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框架。相互尊重是前提——尊重彼此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平共处是底线——不冲突、不对抗，这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最低期待，也是两国必须守住的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在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

这一相处方式之所以“新”，在于它超越了传统大国关系的零和博弈逻辑。在传统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要么是结盟对抗，要么是霸权争夺。中美两国作为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历史文化迥异的两个大国，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相处模式。这种模式能否成功，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世界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在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时深刻指出：“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这里的关键词是“相向而行”——中美关系不是单方面的给予或索取，而是双向的互动和调适。

（三）议题管理：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

如何将相处之道落到实处？王毅提出了一个务实的方法论：“不断拉长合作的清单，持续缩短问题的清单”。

这一方法论体现了辩证思维。中美之间既有广泛共同利益，也存在深刻分歧。正确的做法不是无视分歧，也不是让分歧主导双边关系，而是通过务实合作积累互信，为分歧管控创造更好条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

从“合作清单”看，中美在经贸、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禁毒、执法安全等领域有着广泛合作空间。2025年中美贸易额再创新高，充分说明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在气候变化领域，两国合作对于《巴黎协定》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中美也保持着必要沟通。这些都是可以继续拉长的清单。

从“问题清单”看，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在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时明确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方必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王毅在记者会上也就台湾问题作出严正宣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绝无可能成为什么国家。”在这一原则问题上，中国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为中美关系扫除障碍。

（四）全球视野：超越双边，共担责任

中美关系的影响远超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王毅指出，“中美关系牵动各方、影响全球”。因此，发展中美关系，需要超越双边层面的利益考量，树立全球视野和责任意识。

在回答关于“中美共治”的提问时，王毅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国际格局的主张：“建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所谓平等，就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都可以在多极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作用。所谓有序，就是各国都要遵守普遍公认的国际规则，那就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就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这一主张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清晰定位。中国不会追求与美国的“共治”，但愿意与美国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气候变化、反恐、防扩散、减贫等领域，中美合作不仅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王毅介绍全球治理倡议时强调，“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从APEC峰会到G20峰会，2026年中美两国都有重要的多边议程。双方应利用这些多边场合，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更多共识，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

（五）长期愿景：2026，从标志性年份开始

2026年，对中国和美国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对中国而言，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对美国而言，今年将迎来建国250周年。王毅在记者会上表达了对2026年的期待：“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志性年份。”

这一期待有着坚实的基础。从元首外交层面看，两国领导人保持着良好交往，特朗普计划访华将为年内中美高层交往奠定基调。从机制层面看，双方各层级对话正在恢复，为管控分歧、推进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从民意层面看，两国人民都期待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工商界、学术界、地方政府的交流合作日益活跃。

当然，实现这一愿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大国冲突悲剧的新路。

结语

站在2026年的春天回望过往，人类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大国争霸没有赢家，阵营对抗没有出路。站在这个春天向前展望，人类未来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这两个大国的选择。

王毅外长的记者会，向世界清晰传递了中国的声音：不走的老路，是国强必霸的旧模式；不认的“大国共治”逻辑，是套路和陷阱。中国选择的新路，则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条路充满挑战，但也充满希望。

正如王毅所引用的中国古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大国之所以为大国，不仅在于实力之强，更在于道义之重。中国愿与美国一道，守公道、行正道，以对人类负责的态度，共同探索大国相处之道，让中美关系的航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美关系的正道，需要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不懈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2026年是一个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愿景走向现实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