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新四军第七师战史》《皖江抗日根据地史料》《隐蔽战线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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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初夏，皖中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无为县城外十里的一个小乡，乡公所里灯火通明到深夜。
伪乡长汪中联独自坐在油灯下，桌上摊着一本账册，手里却攥着一张揉皱的纸条。纸条上的字迹潦草，只有简短几个字：急需武器，望援助。
这是地下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的。汪中联知道这几个字背后的分量——新四军第七师此刻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皖南事变后突围过江的部队，加上本地游击队，总共不过两千来人。日伪军的扫荡一波接一波，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武器弹药极度匮乏。
窗外传来巡夜的脚步声，汪中联迅速把纸条塞进嘴里嚼碎咽下。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漆黑的夜空。
乡公所后院的军械库里，整整齐齐摆放着三十二支步枪、两挺轻机枪，还有数千发子弹。这是日本人刚刚配发下来的，用来强化治安的。
要把这批武器送出去，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军械库有专人看守，乡公所到处都是伪军，稍有不慎就会暴露。暴露的后果不仅是自己掉脑袋，还会牵连整条地下交通线。
汪中联在屋里来回踱步，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各种可能。硬抢不行，偷也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设一个局。一个让所有人都相信的局，一个连最亲近的人也要瞒过的局。
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地上，汪中联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他终于下定决心，在心里勾勒出一个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如果成功，不仅能把这批枪送出去，还能为以后建立一条持续输送武器的隐秘通道。
【一】潜伏者的诞生
汪中联1912年出生在无为县一个殷实的地主家庭，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他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私塾读了八年，后来去芜湖上了新式中学。
1930年中学毕业后，他去南京一家德国洋行做账房先生，因为精通算账和德语，颇受老板器重。
那个年代的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各种思潮汇聚的地方。汪中联在洋行工作的几年里，见识了太多不平等现象。外国人趾高气扬，中国工人受尽欺压，这些都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汽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汪中联带着妻儿挤在甲板上，看着南京城的方向，心里五味杂陈。那座繁华的都城，很快就会陷入兵燹之中。
回到无为老家后，汪中联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一次，他亲眼看见日本兵把一个村子围起来，挨家挨户搜查青壮年。
凡是怀疑是抗日分子的，当场枪毙。村口的大槐树下，挂着七八具尸体，血水顺着树干往下流。
那个画面深深刺激了汪中联。他开始思考，一个读书人在这样的乱世应该做些什么。仅仅保全自己和家人，够吗？
1939年春天，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在无为一带活动。汪中联通过中学同学的关系，找到了地下党组织。他主动表示愿意为抗日出力，哪怕冒生命危险。
组织上对他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考察。考察期间，汪中联做了很多外围工作——传递情报、掩护同志、筹集物资。
他做事谨慎细致，从不张扬，这让组织上很放心。1940年2月，汪中联正式入党，宣誓那天，他在心里发誓要为民族解放奋斗终生。
入党后不久，组织上找他谈话，希望他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打入日伪政权内部。这个任务意味着他要戴上汉奸的帽子，要被乡亲唾骂，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生活。
汪中联没有犹豫。他清楚这样的位置虽然危险，但能发挥的作用也更大。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往往能获取最核心的情报，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1940年秋天，日军在无为周边设立了十几个乡级伪政权。汪中联利用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主动接触伪县政府。他装出一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样子，表示愿意为维持地方治安出力。
日伪军正缺这种有文化、懂管理的本地人。经过几轮考察，汪中联被任命为离县城十里的一个乡的伪乡长。从那天起，他正式开始了双重身份的生活。
【二】白色恐怖下的坚守
当伪乡长的日子，比汪中联想象的还要艰难。
每个月至少要去县城开两次会，听日本顾问训话。那些日本人趾高气扬，动不动就骂人，稍有不满就拍桌子。
汪中联必须低头哈腰，连连点头称是。有一次，一个日本少佐当众扇了另一个伪乡长的耳光，就因为对方上交的粮食数量不够。
乡公所里的伪军也是良莠不齐。有些人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有些人则是真心投靠日本人。汪中联必须小心翼翼地分辨每个人，哪些可以争取，哪些必须防范。
最难受的是乡亲们的眼光。每次走在街上，都能感受到那种刺骨的冷意。有人当面啐唾沫，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族里的长辈也不认他这个侄儿了，逢年过节都不让他进祠堂。
汪中联的母亲是唯一知道真相的家人。老太太虽然识字不多，但明大义。她告诉儿子，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走下去，不管别人怎么看。
每次汪中联回家，母亲都会默默给他准备好饭菜，从不多问工作上的事。临走时，老太太总是站在门口目送儿子，眼里含着泪。
在这样的环境下，汪中联依然坚持传递情报。他利用伪乡长的身份，能够接触到很多机密信息。
日军的扫荡计划、伪军的兵力部署、粮食征收路线，这些都会第一时间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到新四军手里。
有几次，日军准备对某个村子进行报复性扫荡，汪中联提前得到消息，立即通知村民转移。
老百姓不知道消息从哪里来的，只知道每次转移后不久，日军就会到村里搜查。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有人在暗中保护他们，虽然不知道是谁。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消息传到无为，汪中联心急如焚。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突围部队的下落，想办法提供帮助。
当得知有部分突围人员渡江到达江北时，他秘密安排人手接应，提供食物和药品。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白茆洲正式成立。部队虽然只有两千来人，但士气高昂。汪中联知道，这支部队将来一定会发展壮大，而他能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提供支持。
【三】1943年的绝境
1943年对新四军第七师来说，是生死存亡的一年。
这一年春天，日军华中派遣军制定了详细的扫荡计划。他们集结了三万多兵力，配合两万多伪军，对皖中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拉网式扫荡。
扫荡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持续半个月到一个月。
第一阶段是3月中旬开始的。日伪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中心压缩。
新四军第七师主力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打游击。有些连队一天要转移好几次，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
汪中联通过情报网络了解到，这次扫荡日军的决心很大。他们不仅要消灭新四军主力，还要摧毁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每占领一个村子，日军都会抓捕村干部和民兵，然后当众处决，以儆效尤。
4月初，第二阶段扫荡开始。日军改变了战术，不再大规模推进，而是分散成小股部队，对根据地进行反复梳篦。他们白天搜查，晚上设伏，企图把新四军逼到绝路。
这个阶段持续了近一个月，新四军损失惨重。不仅人员减员，武器弹药的消耗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有些连队打完一仗，每个战士手里只剩下三五发子弹。没有子弹的枪，在战场上就是一根烧火棍。
更严重的是，日伪军加强了对武器弹药的管控。
所有军火都由日军直接掌握，就连伪军换发子弹都要登记造册，用过的弹壳要上交核对。以前新四军还能通过一些渠道搞到子弹，现在这些渠道基本都断了。
第七师师长曾希圣急得团团转。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如果武器弹药问题解决不了，部队很难坚持下去。有些战士甚至开始用土制武器，比如大刀、长矛，在现代战争中这些东西作用有限。
汪中联通过地下交通线，详细了解了第七师的困境。他心里清楚，现在部队最缺的就是武器弹药。可这东西从哪里来？日伪军控制得那么严，想搞到武器谈何容易。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
【四】天赐良机
1943年5月初，日军华中派遣军下达了一道新命令，要求加强各地伪政权的武装力量。这是日军总结前几次扫荡经验后做出的决定。
他们发现，光靠日军主力扫荡效果有限，新四军打一仗就转移，很难彻底消灭。如果能让伪军担负起地方治安，日军主力就能腾出手来对付新四军主力。
无为县伪县政府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县长亲自去芜湖日军司令部，申请武器配额。日军那边批准了，给无为县配发了两百支步枪、十挺机枪、两万发子弹。
这批武器很快运到县城，然后按照各乡的实际情况进行分配。
汪中联所在的乡因为靠近根据地边缘，被认为是重点地区，分配到的武器最多——三十二支三八式步枪、两挺九六式轻机枪、四千发子弹、二十枚手榴弹。
5月12日，日军押送着这批武器来到乡公所。一个日本军曹监督着清点入库，每一件都要登记编号。
清点完毕后，军曹通过翻译反复强调，这批武器是皇军的财产，必须妥善保管。每周要进行一次检查，每月要汇报使用情况。如果丢失，乡长和保管员都要受到严厉处罚。
汪中联表面上连声答应，心里却在盘算。这批武器如果能送给新四军，够装备一个加强连了。两挺机枪更是宝贝，能大大增强部队的火力。
可问题是怎么送出去。军械库在乡公所后院，有专门的保管员看守。保管员姓张，是汪中联从老家带出来的远房侄子，对汪中联忠心耿耿。正因为太忠心了，汪中联反而不能告诉他真相。
库房的门上着三道锁，一道是保管员的，一道是伪军中队长的，还有一道是汪中联自己的。三把钥匙分开保管，任何一个人都打不开库门。
窗户钉着铁栅栏，墙壁是青砖砌的，厚达两尺。就算新四军能够潜进来，撬锁的动静也会惊动整个乡公所。
汪中联思前想后，觉得硬抢不可行，偷也不行。
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导自演一场抢劫案，让新四军在他不在场的时候，光明正大地把枪拿走。事后他不但不用担责任，还能以受害者的身份撇清嫌疑。
这个想法很大胆，但也很危险。稍有不慎，就会露出破绽。汪中联必须设计一个天衣无缝的方案，既要让新四军顺利拿到枪，又要让所有人相信这确实是一起普通的抢劫案。
他开始仔细观察乡公所的作息规律。伪军一共二十来个人，白天分散在各处巡逻，晚上大部分人会回宿舍睡觉，只留几个人值班。值班的人通常在前院，后院的军械库只有保管员一人看守。
汪中联又观察了天气。5月中旬正是梅雨季节，经常在夜里下雨。雨夜行动最合适，雨声能掩盖很多动静，而且伪军一般不愿意在雨夜巡逻。
时机、地点都考虑好了，剩下的就是如何制造不在场证明。汪中联想到了母亲。老太太身体一直不太好，他经常回老家探望。如果以探望母亲为由离开乡公所，既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怀疑。
计划在汪中联脑海里逐渐成形。他要把这个计划报告给上级，等待组织批准。
5月14日深夜，汪中联通过秘密交通线，把计划的详细内容报告给了上级党组织。第二天晚上，交通员带回了上级的批复：同意实施，但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双方开始商定具体细节。行动时间定在5月18日晚上，根据天气预报那天晚上会下雨。新四军方面派出五名精干战士组成行动小组，由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兵带队。
汪中联负责做好内应工作，包括制造不在场证明、准备撤退路线、配好军械库的钥匙。
5月15日，汪中联开始铺垫。他在乡公所里对几个亲信说起，母亲最近身体不好，自己想抽空回去看看。16日，他让伪军中队长代自己去县城请假，这样县里的日本顾问也知道他要离开。
17日下午，汪中联特意检查了军械库的防护情况。他发现后窗的一颗螺丝有些松动，便叫来工匠修理。工匠来了，汪中联示意他把那颗螺丝拧紧一点，但不要拧到底。工匠会意，照办了。
当天晚上，汪中联把保管员张某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最近土匪猖獗，晚上要格外小心。张某拍着胸脯保证，一定看好军械库。
汪中联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真遇到大股土匪，保命要紧，不要硬拼。张某当时没多想，以为乡长是关心他的安全。
18日这天，天气闷热，下午就开始飘雨。汪中联雇了辆独轮车，装上一些礼品，当着所有人的面离开乡公所。
车夫推着车走了三里多地，在一个偏僻路口停下。汪中联下车，换了身便装，让车夫继续往前走，装作送他回老家。
他自己则摸黑绕回乡里，躲进一个可靠的老党员家的阁楼。从阁楼的小窗能看到乡公所的方向，他要亲眼看着这场戏演完。
夜幕降临，雨越下越大。汪中联坐在阁楼上，心跳得厉害。这是他入党以来最冒险的一次行动，成败在此一举。他摸了摸怀里的怀表，现在是晚上九点，还有三个小时新四军的人就会行动。
子夜时分，雨声更大了。汪中联透过窗户看着乡公所的方向，什么也看不清，只能看到模糊的灯火。
突然，他听到远处传来几声闷响，像是什么东西砸在地上。紧接着，张保管员的喊声划破雨夜，虽然听不清喊的什么，但汪中联知道，新四军已经动手了。
接下来的半小时，汪中联的心一直悬着。他听到乱糟糟的喊叫声，听到几声零星的枪响，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雨继续下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交通员摸进阁楼，压低声音告诉汪中联，行动成功了，所有武器都安全转移。汪中联这才长出一口气，浑身的力气像被抽空了一样。
第二天上午，汪中联从老家赶回来。他刚进乡公所，就看见院子里乱成一团。张保管员鼻青脸肿地坐在地上，周围围着一群伪军和看热闹的百姓。
伪军中队长见到汪中联，慌慌张张地迎上来报告，昨晚有土匪进来，把军械库的枪都抢走了。
汪中联听完脸色大变，冲进军械库一看，枪架子空空如也。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整个人像是要瘫倒，嘴里喃喃自语，这可怎么向县里、向皇军交代。
消息很快传到伪县政府，县长吓得脸都白了，赶紧向日军报告。日本顾问暴跳如雷，当即带着宪兵队赶到乡公所调查。
接下来的几天，日本人和伪军调查组反复盘问在场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张保管员。调查一次比一次严厉，日本宪兵甚至动用了刑讯手段，整个乡公所笼罩在恐怖气氛中。
5月23日下午，日本少佐第三次带着宪兵队来到乡公所。院子里聚集了所有伪军和围观百姓，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少佐冷着脸坐在太师椅上，通过翻译宣布，这次丢枪性质严重，如果查不出内鬼，所有人都要受罚。张保管员被拉到院子中央，浑身发抖，日本人的审问越来越严厉，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然而就在此时，汪中联突然站起来，快步走到张保管员面前，当着日本少佐和所有人的面，抬手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一巴掌打得院子里鸦雀无声，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在场的日本人彻底打消了对汪中联的所有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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