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肖潇 北京报道

本届两会前后，多位教育界和法律界人士向记者反映，国内的未成年人网络监管需要加强。

“虽然现在App有未成年人模式，一些手机能一键开启，但实际青少年学生使用的不多，也不常见。”全国人大代表曾旭晴是福建一所小学的党委书记，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基层教育一线工作多年，未成年人的上网问题长期困扰家长和学校。

在曾旭晴的调研中，许多孩子在手机里看到的内容仍与成年人无异。既因为社交平台没有统一的年龄核验系统、未成年人模式易被绕开，也有家长不了解规则、疏于监护的原因。

“像我们（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一到寒暑假，都是直接拿爸爸妈妈的手机玩。”她说，也有家长在日常教育中存在管不好和管不了的问题，“就说孩子一定要带手机，他们管不了，让学校想办法。”

曾旭晴已经连续四年提交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的建议。她的感受是，尽管现有法规很多，但落地难题仍然严峻，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保护也没有完全形成。

按时间线梳理，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门增加了”网络保护“专章。要求网络游戏必须有统一的未成年人身份认证系统，社交平台则要有时间管理、内容管理、消费限制；2024年，《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进一步要求对未成年人有显著影响的平台，提供专门的“未成年人模式”；2025年，监管部门密集细化了多项非强制性标准，包括在智能终端嵌入一键全机开启的未成年人模式。

但不少从业者认为，不同于游戏，社交平台的未成年人年龄验证工作由平台自主实施，缺乏统一规范——这是正在全球推行的“年龄禁令”的核心措施。另外，网络内容分级、未成年人报告强制披露的要求比较笼统，导致平台执行参差不齐。

针对这些现实难题，曾旭晴提出一个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报告平台，要求各个平台定期公开，披露未成年人使用情况与治理措施，以此引起社会关注。

曾旭晴还建议，加强向未成年人传播违法信息行为的打击力度，平台需要更多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识别不良内容，如果相关管理责任没有履行到位，应依法追究平台责任。

如何定义和过滤未成年人网络不良信息的问题，在这两年变得急迫。去年百度副总裁13岁女儿就因追星“开盒”网友的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广泛讨论。未成年人因为线上社交矛盾，出现“开盒”“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行为，名誉权、肖像权与隐私权纠纷明显增加。

更沉重的现实警告是，不良信息可能成为“围猎”未成年人的诱饵。目前，国内头部短视频平台在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后，账号会关闭“同城”“热搜”等入口，同时无法使用私信聊天功能，无法观看直播和打赏。

需要指出，虽然全球都在迎来更严格的未成年人监管浪潮，但严格程度面临很大争议。比如，社交平台是否应当强制身份验证，平台收集年龄数据会不会产生新的隐私风险？对未成年人关闭特定功能（比如评论区），会不会反而削弱他们的适应能力？在学界与产业界，这些具体措施还需要更多研究。

曾旭晴也强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并不意味着把孩子完全隔绝在互联网之外，不能封堵，应该引导。她的建议是，从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儿童友好型智能终端标准，开发上网全程留痕功能，提供符合不同心理健康阶段的内容。

同时，平台、家庭、社会应当合力保护，尤其是家庭责任不能被忽视。“其实现在未成年人出现心理问题，许多根源还是出在家庭的监护人责任上。”曾旭晴认为，孩子的上网习惯往往与家庭环境密不可分，父母要自觉提升网络素养，主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健康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