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自然与文化”系列讲座特邀美国堪萨斯大学赫尔杰出教授、环境史学创始人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做了题为《当心漩涡！从“大加速”到“稳态”》的学术讲座，请沃斯特教授分享他最近的研究兴趣与成果。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生态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吴羚靖博士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胡恒教授、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侯深教授，以及五十余名校内外师生参与讲座，共同围绕增长神话、环境危机与稳态社会的历史想象展开深度交流。
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
“漩涡”隐喻与“大加速”时代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沃斯特教授从“漩涡”隐喻出发，分析了二战后“大加速”时代增长神话的形成及其带来的多重危机。漩涡（Maelstrom）一词源于荷兰语maëlstrom，对新航路时期的西方探险者来说，西北大西洋中的漩涡即意味着吞噬船只与扼杀生命。漩涡意象的警示作用早已体现于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小说《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作者借助海洋中的风暴来对资本主义胜利式叙事发出挑战。在当代，漩涡则指向持续的经济扩张及其背后的生态变迁。沃斯特由此提出核心问题：这种漩涡是否是一种对我们的警告，警告人们不应在欲望的驱使下恣意妄为？
在漩涡隐喻之下，沃斯特引出“大加速”的概念，强调二战后人口、能源消耗、工业产出与生态压力同步陡升，全球逐步形成一种以无限增长为常态的新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在政治承诺与公共想象中的神圣化。GDP增长体现在衣食住行上。人类要求获取更多的食物，超市的发明让更多的食物得以在市场流通，由此加重了对化肥的需求。在大量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背景下，人们能够生产和购买更多数量的汽车，更大面积的房子。但同时对无序、危机和崩溃的恐惧也成为人们的梦魇。执迷于GDP不仅没有让所有人都富起来，还为全球人类带来许多新问题，导致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战后世界各国对食物和能源无限增长的需求，导致二氧化碳排放持续增加，全球变暖问题日益加剧。从1945年到2025年，全球人口突破80亿，城市人口从7亿增至37亿，但是，地球上的贫困人口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多。人类使用氮肥的数量从1945年的400万吨增至现今的8500万吨，从1965年到如今发展中国家能源使用增长率高达1600%。汽车使用数量从1945年的4000万辆增至2015年的8.5亿辆，但是塑料污染也从1950年的100万吨增至2015年的近3亿吨。因此，沃斯特引用麦克尼尔的《大加速》指出，当代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大加速”不可能继续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资源储量和环境承载力是有限的。此外，现实中也有一些少数群体拒绝加入到GDP神话潮流当中。可见，增长神话并非唯一道路。
无限增长神话的诞生与反思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沃斯特教授将话题转向经济学界对于无限增长的辩护与反思。在指出“大加速”不可能长久持续之后，他进一步追问：面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主流经济学家如何为不断增长的GDP辩护？对此，他们的回答是，社会必须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走出贫困，财富总量扩大之后，其收益终将逐步惠及贫困群体。但沃斯特质疑：在追求无限增长的同时，人类是否被困在一个新的漩涡中，越陷越深？
以罗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曾发出警告，1945-1970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自20世纪70年代后，欧美经济增长将走向衰落，因为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源价格在不断增加，公众环境意识和政府环境措施监管力度也随之提升。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陆续有学者发出对现有经济模式的警告。在未来未知的漩涡面前，我们的现有发展模式是岌岌可危的。然而，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等经济学者则乐观地认为，人类总能找到通向未来的办法，市场价格会让人类选择保护或转向其他资源，只要我们继续繁衍足够的人口，我们就会有足够的智慧找到最佳发展道路。但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则指出，按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利用模式，我们会在2075年左右到达增长极限，我们需要找到改变发展模式的方法。除此之外，还有生物学界参与讨论。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认为，我们的生育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正在快速摧毁亿万年进化出的生物多样性，最大问题不是土地或资源稀缺，而是地球生态系统恶化。
沃斯特进而提出，经济不可能始终直线增长。那么谁将负责未来发展道路的设计？我们怎样做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一个经济慢速增长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工业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主义社会有何相似性，其将会像农业社会一样走向衰落吗？他认为从新航路开辟发现“第二地球”开始，人类社会经历了众多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但到了近50年，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无限发展的神话遭遇瓶颈，自然科学家开始主导反思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目前还没有人能给出对未来的答案。沃斯特指出，农业与工业这两种生活方式都曾推动中央集权、庞大军队、阶级分化、帝国扩张乃至奴隶制的发展，但二者都从未达到完全均衡。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会如同农业社会一般走向衰落吗？我们是否还有其它选择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
“稳态”概念的当代回响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沃斯特以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关于“稳态”的讨论作为解题支点，进一步勾勒一种可能超越无限增长逻辑的未来社会想象。密尔并不把稳态视为灾难，而将其与减少无止境竞争、保留自然与审美经验、避免把地球完全推向开发联系起来。沃斯特构想了稳态社会的样貌：第一，增长放缓，而非完全停止；第二，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不存在乌托邦化，确保它们不会突然或彻底消亡；第三，少一些新发明，多一些自我教育、休闲和精神满足；第四，社会财富的不平等依旧存在，但人类致力于减少不平等；第五，更少资源战争和国家间暴力；第六，为地球上更多的野生物种提供空间；第七，对人类影响生态圈的行为有更多的控制。
总体而言，沃斯特教授以漩涡隐喻提醒人们反思工业资本主义增长的危险循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二战后，世界经济、能源开采、资源利用进入“大加速”，并将GDP增长推至高位。但是，过去历史学界对于GDP的反思是不够的。当经济学家激烈讨论GDP时，历史学家能做什么？或许，历史学家要将“增长”这一概念本身放归历史语境，追问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如何理解增长、如何为增长支付代价，以及在一个可能走向稳态的时代如何重新组织公共想象与集体选择。
在互动环节中，师生围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增长迷思的差异认识、 “稳态”的社会时代语境、科技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史学中的动态与静态等议题展开讨论，现场氛围热烈。沃斯特教授进一步指出，他并不试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作简单的价值裁断，而是希望提醒人们看到，现代社会无论采取何种制度形式，往往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对增长和发展的迷思。也正因此，他所说的“稳态”并非一个完备的理想方案，更非适用于全球的固定模式，而是在人类重新反思既有发展道路时不得不面对的重要历史问题。与此同时，他也强调，科技本身并不等同于环境破坏，人类同样可以借助技术缓解生态压力、修复自然环境，但技术并不会自动改变社会前进的方向，真正关键的仍是人类如何理解自身的欲望、如何重新审视增长的限度，以及如何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探索各自可能的生活方式。
（声明：若引用本讲座内容，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来源：刘捃挚、肖瑶、吴羚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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