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建国，如果……如果我有什么万一，你能不能帮我给我妈寄封信？”在那个被暴雪围困的破庙里，林晓雨的声音微弱得像风中的烛火。
“别说傻话！”我抢过她手里的信，塞回她怀里，“我们都会活着出去，这信，你自己给她寄！”
1978年冬天，东北的暴雪比往年来得更早、更猛烈。
那个被困在破庙里的夜晚，我和林晓雨之间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我们两个人的一生。
有些选择，是生存的本能；有些情感，却是早已刻进骨子里的命运。
1978年12月15日，黑龙江省北安县红旗公社。刺骨的寒风卷着地上的雪碴子，刮在人脸上像刀子一样疼。
我叫张建国，二十二岁，是土生土长的本地青年。
因为念过几年高中，算是队里的“文化人”，被安排在生产队当会计，每天跟算盘和工分打交道。
那天清晨，生产队开全体社员大会。老队长蹲在主席台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那张被风霜侵蚀得像老树皮一样的脸，显得格外严肃。
他清了清嗓子，用他那洪钟般的声音反复强调：“都给我听好了！县里气象站发来通知，今天夜里到明天，有特大暴雪！是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雪！从现在开始，所有人，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出村！听见没有！”
社员们嗡嗡地应着，大家心里都清楚，在东北的冬天，暴雪就意味着封路、断粮，甚至死亡。谁也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我以为这会是和平常一样，一个在火炕上“猫冬”的普通日子。
下午三点多，我正在会计室里盘算着年底的工分，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一股寒风裹着一个单薄的身影闯了进来。
是林晓雨。
她是我们生产队的小学老师，一个从大上海来的下乡女知青。她比我大两岁，已经在这里待了整整五年。
“张会计，”她急匆匆地走到我面前，声音里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焦急，“我……我必须马上去一趟县城。”
我从账本里抬起头，皱起了眉头：“晓雨同志，你没听见早上队长说的话吗？今晚有大暴雪，谁都不能出村。”
“我知道，可是我必须去！”她从怀里掏出一封已经揉得皱巴巴的信，递到我面前，“这是我上海家里刚寄来的信，我母亲……我母亲病危，她吃的药马上就要没了，这是救命的药，我必须去县城的邮局把家里寄来的药取回来！”
我接过那封信，信纸很薄，上面是娟秀的字迹。信的内容很简单，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人——她的母亲，病危了。
林晓雨在队里是个很特殊的存在。她平时话不多，总是独来独往。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她的父亲在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所以即使她长得清秀，像一朵江南的白兰花，队里的其他知青也都下意识地孤立她，和她保持着距离。
我对她印象最深的，是她的那双眼睛。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非议，她的眼神总是那么倔强，那么坚韧，就像我们这旮旯冬天里，顶着风雪依旧挺立的青松。
“晓雨，现在去县城太危险了。”我把信还给她，试图劝阻她，“从咱们队里到县城，来回足足有四十里山路，全是土道，现在天都快黑了，暴雪随时都可能下来。”
“我知道。”她的声音很平静，但通红的眼眶暴露了她内心的焦灼，“可我母亲只有我这一个女儿，她有严重的心脏病，一直靠药物维持着。这药要是断了，她……她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
她吸了吸鼻子，把眼泪憋了回去，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你放心，我一个人去，不会连累任何人的。”
说完，她转身就走。看着她那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单薄、瘦弱的背影，我的心猛地一揪。
我想起了三年前的那个冬天。
那年，我父亲突发急病，高烧不退，也是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是她，是林晓雨，二话不说，深一脚浅一脚地陪着我跑了五里地，去邻村把赤脚医生给背了回来。
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些事，但我张建国，一辈子都记得这份恩情。
“你等我十分钟！”我冲着她的背影大喊了一声。
我转身跑回家，顾不上跟我妈多解释，抓了两个刚出锅还热乎的窝窝头揣进怀里，又从墙上摘下那把老式的手电筒，检查了一下里面的电池。
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村口时，林晓雨正站在那棵老槐树下，茫然地望着通往村外的路。看到我，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
我拍了拍胸口，说：“走吧，我陪你去。两个人，路上好歹有个照应。”
我们从生产队的车棚里，推出了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这是队里唯一的交通工具。
出发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天色已经完全阴沉了下来，黑压压的云层像一块巨大的锅盖，沉甸甸地压在头顶上，让人喘不过气来。
虽然还没有下雪，但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十几度，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在眼前凝成一团白色的雾，然后迅速被寒风吹散。
我骑着车，林晓雨坐在后座上。崎岖不平的山路被冻得硬邦邦的，车轮碾在上面，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
路两边是光秃秃的白桦林和黑黢黢的松树林，在昏暗的天色下，像一排排沉默的哨兵。
前十里路，还算顺利。林晓雨一直沉默着，她那戴着薄手套的手，紧紧地抓着我棉袄的衣角。隔着厚厚的衣服，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微微地发抖——我分不清，她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担心远在上海的母亲。
为了缓解这压抑的气氛，我主动开口打破了沉默：“晓雨，你母亲……得的是什么病？”
“心脏病。”她的声音很轻，像是随时都会被风吹散，“很多年了。那几年，我爸被……被批斗，她受了很大的刺激，从那以后，心脏就不好了，全靠吃药维持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把自行车蹬得更快了一些。
下午五点半，就在天色即将完全暗下来的时候，变故发生了。
天空中，开始飘起了零星的雪花。
一开始，只是像盐粒一样细小的雪籽，但仅仅过了不到十分钟，雪籽就变成了指甲盖大小的雪片，然后是鹅毛般的大雪，铺天盖地地倾泻而下。
伴随着大雪的，是越来越猛烈的北风，卷着雪花，像无数把锋利的刀子，疯狂地抽打在我们脸上。
自行车在湿滑的雪地里开始打滑，我好几次都差点连人带车摔倒。
我不得不跳下车，咬着牙，顶着风雪，艰难地推着车往前走。林晓雨也跟在我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
六点钟，天已经完全黑透了。雪下得更猛了，密不透风，像一堵白色的墙，我们眼前的能见度，已经不足五米。
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响，仿佛要把我们吞噬。
“建国，前面……前面好像没有路了！”走在前面的林晓雨突然停下脚步，发出一声惊呼。
我连忙打开那把老式手电筒，一道昏黄的光柱艰难地穿透风雪。
当我看清眼前的情景时，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暴雪已经完全封住了前面的山路，一人多高的积雪堆积在山口，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雪墙，我们根本就过不去！
“怎么办？那……那我们回去吧？”林晓雨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明显的颤音和哭腔。
我回头看了一眼，更是心惊肉跳。我们来时的那条小路，早已被厚厚的大雪完全覆盖，白茫茫的一片，根本分不清方向。
手电筒那微弱的光芒，在这无边无际的风雪中，显得那么的渺小和无助。
我们，被困在这荒山野岭之中了。
“不能在野外待着！绝对不行！会活活冻死的！”我强迫自己从巨大的恐惧中冷静下来。我是男人，是本地人，这种时候，我绝对不能慌。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拼命地在记忆中搜索着附近的地理环境。突然，一个模糊的印象闪过我的脑海。
“我想起来了！”我抓住林晓雨冰冷的手，大声对她说，“我记得这附近，大概往前走半里地，路边应该有一座破庙！以前跟着我爹上山打猎的时候路过，虽然很破败了，但至少能挡点风雪！”
在绝境之中，这个消息无疑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走！我们快过去！”
我们扔下了那辆已经毫无用处的自行车，在没过膝盖的积雪中，搀扶着彼此，朝着我记忆中的方向，艰难地前行。
风雪实在太大了，吹得人根本睁不开眼睛。林晓雨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长长的睫毛上，凝结了一层白色的冰霜，整个人摇摇欲坠。
找到那座破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半了。它比我记忆中还要破败。这是一座被废弃了不知多少年的山神庙，孤零零地矗立在山路旁。
屋顶破了好几个大洞，门窗也早就没了，只剩下几个黑洞洞的窟窿。但不管怎么说，有四面墙，总比在野地里强。
我拉着林晓雨，一头扎进了庙里。庙里空荡荡的，正中的神像早已不知被谁砸毁，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石台。
地上堆积着厚厚的枯草和鸟粪，散发着一股潮湿腐烂的气味。墙角处，还能看到老鼠爬过的痕迹。
虽然条件恶劣，但这里，就是我们今晚唯一的避难所了。
我把门口的积雪清理了一下，又费力地把那辆自行车搬了进来，横着挡在没有门的门口，希望能稍微阻挡一下灌进来的风雪。
我又从庙里找到几块破烂的木板，用身上带着的捆柴草的绳子，把门口临时加固了一下。
林晓雨脱下早已湿透的棉袄，费力地拧着上面的雪水。她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毛衣，整个人在寒风中冷得像筛糠一样，不停地打着哆嗦。
“你先穿着我的！”我脱下自己的棉袄，想给她披上。
“不，不用，”她倔强地摇了摇头，“你去找点能生火的东西，我们必须得有火！”
“不行，外面风雪太大了，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我拉住她，“你等着，我来想办法。”
我在庙里四处翻找，总算从神台下面，扒拉出一些还算干燥的枯草，又把几块已经腐朽的门板拆了下来。
柴火是有了，但一个新的、致命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没有火种。我翻遍了自己所有的口袋，都没有找到一根火柴。
我的心，再次沉了下去。在这零下几十度的风雪夜里，没有火，就意味着死亡。
就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林晓雨颤抖着从自己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用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方块。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油纸，里面，赫然是一盒火柴。
“我……我带着火柴。”她看着我，声音因为寒冷而抖得不成样子。
我惊讶地看着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我一个人住，又是女孩子，有点怕黑……也怕走夜路，所以……所以就随身带着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小声解释道。
那一刻，我看着在昏暗中，小心翼翼地护着那盒火柴的林晓雨，突然觉得，这个外表看起来柔弱不堪的上海女孩，她的内心，其实远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借着破庙墙壁的遮挡，我们尝试了好几次，才终于用枯草和木屑，点燃了那堆来之能不易的火。
一小簇橘红色的火苗，在黑暗的破庙里“噼啪”作响，带来了久违的光明和温暖。我们俩赶紧凑到火堆旁，贪婪地伸出冻得僵硬的双手，感受着那份灼热的温度。
但是，新的问题很快又来了。我们找到的柴火实在是太少了，只有几块朽烂的木板和一些枯草，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为了节约燃料，我们只能让火堆保持着一个很小的状态，勉强不让它熄灭。
庙里的温度，依旧在持续不断地下降。
从屋顶那几个破洞里，不停地有冷风和雪花灌进来，吹得那簇小小的火苗摇摇欲坠，仿佛随时都会熄灭。
外面的风声越来越大，像是有无数的野兽，在庙外嘶吼、咆哮。
我把我怀里揣着的干粮拿了出来，两个已经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窝窝头，还有一小块用油纸包着的腊肉。这是我们今晚全部的食物了。
我把一个窝窝头在火上烤了烤，烤软了之后，掰成两半，递了一半给林晓雨：“吃点吧，补充点体力。”
“你吃吧，我不饿。”她摇了摇头，把手缩了回去。
“别逞强了！这种时候，必须吃东西，才能有热量！”我把那半个窝窝头，硬塞到了她的手里。
她接了过去，低着头，小口小口地、非常斯文地吃着。
昏暗的火光，映照在她苍白的脸上。我看到，她的嘴唇已经完全没有了血色，呈现出一种青紫色。
沉默在庙里蔓延，只有火堆燃烧的“噼啪”声和外面骇人的风雪声。
“建国，”她突然抬起头，看着我，轻声问道，“你说……我们能撑到明天天亮吗？”
“能！一定能！”我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斩钉截铁地回答她。这既是安慰她，也是在给我自己打气，“你放心，天一亮，雪一停，老队长他们发现我们没回去，肯定会派人出来找我们的！”
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但眼神里的恐惧，却丝毫没有减少。
她犹豫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了一封已经写好了的信，递给我：“建国，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有什么万一，你能不能……能不能帮我把这封信，寄给我妈妈？”
“别说这种傻话！”我心里一急，一把抢过那封信，又重新塞回了她的手里，“我告诉你，我们俩谁都不会有事！这封信，你自己留着，等回去了，亲自给她寄！”
她看着我，眼圈又红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约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我们最后的希望——那堆火，终于在烧完了最后一块木板后，不甘心地、彻底地熄灭了。
无边的黑暗和刺骨的寒冷，在一瞬间，就将我们两个人完全吞没了。
我甚至能清晰地听见，身边林晓雨的牙齿，正在不受控制地“咯咯”作响，那声音，在死寂的破庙里，显得格外清晰和恐怖。
火堆熄灭后，破庙里的温度，像是坐了滑梯一样，迅速下降到了一个令人绝望的冰点。我估计，外面的温度，至少已经降到了零下二十五度以下。
我们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紧紧地裹在了身上。我甚至把我那件破旧的帆布包也拆了，盖在林晓雨的腿上。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刺骨的寒意，像无数根看不见的钢针，穿透了我们厚厚的棉衣，疯狂地吞噬着我们身体里那点可怜的热量。
林晓雨蜷缩成一团，整个人抖得像风中的一片树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晓雨，你……你还好吧？”我靠近她，想把她往我怀里拉了拉，给她多一点温暖。但是，隔着两层厚厚的棉袄，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们俩就像两块正在不断降温的冰块，除了相互传递寒冷，别无他法。
“建国……我……我好冷……”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带着浓重的鼻音，听起来就像小猫在呜咽。
时间，在极度的寒冷和恐惧中，变得异常漫长。
到了半夜十二点左右，我突然感觉到，身边一直剧烈颤抖的林晓雨，渐渐地不抖了。她的身体变得软绵绵的，靠在我的肩膀上，一动不动。
我的心，猛地一紧！一个极其不祥的念头，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的大脑——这是失温的危险信号！
我以前在公社的民兵训练营里，听卫生员讲过。
人在极度寒冷的环境下，当体温流失到一定程度时，身体为了保护心脏和大脑等核心器官，会主动放弃四肢的血液供应，肌肉也就不再产生战栗。
这个时候，人会感觉不到寒冷，反而会产生一种温暖、舒适的困倦感。如果在这个时候睡过去，那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会悄无声息地被冻死。
“晓雨！晓雨！你醒醒！”我吓得魂飞魄散，一边使劲地摇晃着她的身体，一边大声地呼喊她的名字。
她在我剧烈的摇晃下，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她的眼神已经有些涣散，看着我，虚弱地说：“建国……我……我好困啊……你让我……让我睡一会儿……就一会儿……”
“不能睡！绝对不能睡！”我急得快要哭了，只能用手，不停地、用力地拍打着她的脸，试图让她保持清醒，“晓雨，你听我说，千万不能睡着！睡着了就真的醒不过来了！”
可是，我的努力收效甚微。
她的眼皮越来越重，像是挂了千斤的秤砣，随时都可能彻底合上。
我心里清楚，必须立刻做点什么，必须采取更有效的保暖措施，否则，她真的会死在我面前！
我突然想起了卫生员当时还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在野外极寒环境下，最有效、也是最后的急救方法，就是体温传递——是那种脱掉衣服，身体紧贴着身体的、最直接的体温传递。
但是……但是……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的脸就“轰”的一下，烧了起来。
那意味着，我们要脱掉彼此的衣服，赤裸相拥。
我和她，只是普通的同志关系，甚至，连普通的朋友都算不上。
在那个男女之间授受不亲的年代，这样做，是对一个女同志名节最大的玷污！如果事情传出去，她以后还怎么做人？
可是，如果不这么做，她可能连今晚都撑不过去！
名节重要，还是生命重要？
就在我内心天人交战，犹豫不决的时候，我感觉到，林晓雨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浅……
我的手指，下意识地，摸向了自己棉袄的第一个扣子。
“晓雨！晓雨！你还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抱着她已经开始变得僵硬的身体，声音都在发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一种即将失去她的、巨大的恐惧。
她没有回应我，只是那双漂亮的眼睛，在黑暗中，微微地睁开了一道缝，然后，又缓缓地、无力地闭上了。
我心如刀绞，知道不能再犹豫了。
就在我下定决心，准备不顾一切地解开自己衣扣的时候，一件让我震惊到无以复加的事情发生了。
靠在我怀里的林晓雨，她……她竟然用尽了自己全身最后的一丝力气，用那双早已冻得像冰棍一样僵硬的手，颤抖着，开始解自己那件厚棉袄的扣子。
“你……你干什么？！”我惊呼出声，一把按住了她的手。
“保命……”她的声音微弱到几乎听不见，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来的一样，断断续续，“先……先保命……其他的……以后……以后再说……”
她的手指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解了半天，才勉强解开了最上面的一个扣子。
我的眼泪，在那一瞬间，再也控制不住地奔涌而出。我一把握住她冰冷的手，声音嘶哑地说：“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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