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的淮海路仍带着硝烟余温，市区交通管制刚一解除，一辆贴着“华东军区”字样的吉普车在弄堂里七拐八绕，最终停在了陕西南路的一栋老洋房前。车门打开，小伙子常志刚跳下车检查胎压，他偷偷看了看怀表——今天是他担任陈毅专职司机整整四周年的日子。
回到1938年，常志刚只是上海法租界里一个给洋行运货的“学徒轮”，十几岁就摸方向盘。日子虽苦，却让他练出一双“会听发动机呼吸”的耳朵。1945年抗战胜利，他跟着抗日自卫团报名参军，部队一听这小子驾龄不短，二话没说塞进了首长司机班。那一年，各路部队汽车不到三百辆，能修能开的司机稀缺，常志刚迅速冒尖。
1946年夏，军调处小组由济南赴兖州谈判，常志刚驾着一台拼装吉普夹在四辆更新款的美制卡车中间。同行的国民党军人一路冷嘲热讽，“破烂车还想跟上？”他们没想到，渡过泗水时，自己的车先熄火，而那辆生锈的吉普却吭哧吭哧冲了过去。粟裕获悉后幽默点评：“车旧不要紧，心要新。”紧接着，调令就到了华野司令部——常志刚被借调，任务是给司令员陈毅开车。
常志刚此后跟着部队南征北战。梅雨季节的沪郊，道路泥泞不堪，车队深夜行进，越野灯时亮时暗。陈毅坐在后座偶尔掀帘看路，“小常，稳点，别‘甩尾’，前头还有二十里沼泽。”常志刚回一句：“放心吧首长，车到沼泽不撒手。”简短的话，透着底气。正是这种稳当，赢得了首长的信任，也让他成为司机班里的骨干。
1950年，抗美援朝号角吹响，大批主力部队北上。陈毅当时留守华东协助政府接管大城市，上海电车公司、跑马厅、江南造船厂都在短时间内恢复生产。司机们常年跟车，没等级、没被装进干部序列。陈毅多次在会议上提到：“后勤同样是战斗岗位，他们的待遇不能拖后腿。”当年冬天，新中国开始实行行政级别制，从一到二十四级分档。参谋、警卫员、司机等技术兵首次被纳入职级体系，但名额有限，大多数人只是登记在册。
一次夜里值班，常志刚因冷到哆嗦去保管组借军大衣，被告知“连级干部以上才配发”。陈毅恰巧听见，把自己的棉大衣一脱塞给小常。两人推来让去，直到警卫员端来热茶才化解尴尬。几天后，后勤处贴出新条文：凡当班人员均可领大衣。那个冬天，许多士兵第一次穿上了厚实的棉服。
1952年春，一场突发车祸差点让司机生涯戛然而止。常志刚开车护送张茜同志外出，途经延安路口遭遇载重卡车冲撞，车头扭曲，他本人颅脑受震、昏迷二十多小时。陈毅赶到华东医院，拍着担架边缘的栏杆，沉声嘱咐医生：“救人要紧。”抢救成功后，他给上海市委打电话，不许向外界渲染此事，只说“意外已控”。伤势康复后，常志刚重回岗位。有人劝他转业养伤，可他仍想握方向盘：“车子怕旧，人不能怕。”
1954年春，中央人事调整。陈毅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必须北上。临行前，他把常志刚叫到复兴公园散步，开门见山：“小常，跟我去北京？薪饷级别都提。”常志刚想起在上海落户的妻子，想起年幼孩子及体弱多病的岳母，思忖良久才说：“首长，我想留下来，家离不开。”陈毅拍拍他肩膀：“革命也要顾家，你就安心待沪。”
经过华东局组织部考察，常志刚被定为行政十七级，担任国营华东某钢铁厂保卫科长。这一档次在当时相当于营职，大约相当于现在正营或县处级。别看数字小，1954年中国在行政命令里把二十三级作为基层干部最高级，十七级已属中坚。更重要的是，保卫科长并非普通门卫，而是主管厂区安全、机要车辆调运和厂卫民兵的实权岗位。
转任地方干部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国家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汽修出身的常志刚对报表、制度颇为陌生。他的办法很笨：白天巡视车间、仓库，夜里抱着文件抄条款，见不懂的字就跑去质检科求教。半年后，上级检查，钢厂仓储损耗率下降一成，外运车辆违章现象锐减。厂里工人笑称：“以前是他听发动机，现在是发动机听他的。”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军衔制实施时，不少曾任首长司机的老兵挂上了少尉至上尉军衔，工资条顺势对标十五级左右。常志刚已在地方，虽说没赶上授衔，但他的行政十七级和部队少校工资相当，月薪超过百元，在当年上海可以养活一家五口外加一位老人。与许多退伍战友相比，他的待遇并不逊色。
在工厂里，他仍保持司机作风——准时、守纪、眼里有活。有人提议给科长配一辆小轿车，他摇头道：“我脚勤，当面多看一眼，安全就多一道保险。”这股敬业劲儿感染了年轻人，保卫科先后培养出四十多名技术骨干，成了全市闻名的“红旗突击队”。
解放军汽车兵出身，无形中带来一种骨子里的严谨。一次夜查，他发现炼钢车间氧气瓶堆放杂乱，立刻拍板整改，不到一周就制定了分区码放、色标管理等十多条硬杠杠。一位老技师半开玩笑：“小常真是把开车那套检点搬进来了。”可是此后数年，厂区未再出过一起重大安全事故。
论级别，十年司机换来十七级，并不算“高攀”，也绝非应付。新中国初立，许多战斗岗位改行地方，能量化考核的技术型干部往往起点不低。档案显示，同期转业到轻工口的汽车兵若走技术员序列，大多为十八至二十级；而授予职务性的科级岗位，则普遍在十七级左右。常志刚兼具技术与管理，被选中自有其所在。
1958年大跃进前夕，钢厂扩能项目立项，保卫科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运输线路重整。常志刚靠着当年练就的长途行车经验，亲自勘路、丈量桥涵承重，提出“分级编组、重车慢行、空返快回”三句口诀，保证了上万吨设备安全进厂。此役过后，厂务会议决定为他记大功一次，并向市里上报劳模人选。
时间流逝，陈毅在北京继续其波澜壮阔的外交生涯，而常志刚则在钢铁轰鸣声中完成了从“方向盘”到“保卫长”的转身。两人偶有书信往来，措辞仍是当年的直爽。1961年，陈毅复信勉励：“小常，车得保养，人更要磨炼，方向盘握得稳，心把得正。”一张薄纸，写尽首长对旧部的肯定。
1978年，国家干部工资制再次调整，经历文革冲击后回归正常序列。常志刚彼时已晋升处级，但说起往事，最自豪的仍是那台吱吱呀呀的吉普。“车子旧，可带我闯过枪林弹雨，换来今天的安生。”这句话，他常挂嘴边。
回望常志刚的履历，从洋行车夫到解放军汽车兵，从十大元帅之一的座车司机到地方企业保卫科长，一路上既有偶然，更有必然。1954年的那纸任命书，写着“行政十七级”，其实也写明了一个时代对技术骨干的肯定——技能与忠诚同样珍贵，只要把本事练到极致，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能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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