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的一个傍晚，程家花园的老宅里飘出饭菜香。刚端上桌，年轻秘书穆俊杰把十张面额一元的纸币悄悄塞到餐桌一角：“首长，伙食费，理所当然。”宋时轮抬头，目光沉稳，吐出一句生僻的古语——“不厚费者不多营”，声音不高，却把屋里几个人都镇住了。穆俊杰没听懂，愣在当场。就这样，一场围绕十块钱的小插曲，把所有人拉回了几十年前的战火岁月。
在宋时轮看来，吃饭交钱当然合乎规矩，可眼前这几位工作人员的津贴，比他一家人的收入少得多。宋时轮说：“他们跟着我，没有奖金没有补贴，只赚那点津贴，再让他们掏饭钱，我心里过不去。”话里没有空洞的大道理，只是一句很朴素的“娃娃们手里得留几个零钱”。不豪言壮语，却句句击中人心。
这并非宋时轮第一次“挡钱”。1988年9月，穆俊杰第一次走进程家花园。屋里最醒目的，是一幅湘绣毛主席像。墙角木质书柜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整整齐齐排开。一旁办公桌漆面斑驳，抽屉拉手脱漆。穆俊杰原以为首长家里会放些珍贵老物件，没想到除了书，就是补丁。第一天报到，他带去的水果被宋时轮退了回来，“以后别破费，家里水果够吃。”一句话说得平静，却透露着多年养成的俭朴。
转年冬天，宋时轮旧疾复发，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夜里温度只有零度出头，宋时轮披着棉衣在病房看文件。穆俊杰瞟见两个袖肘破口处露出的棉花，忍不住提醒：“首长，换件新的吧。”宋时轮抬起头，目光落到窗外黑夜。他轻声讲起1950年底入朝作战的情景：志愿军初期没来得及配发棉衣，很多士兵被冻伤，甚至牺牲。“那个时候，一条命都保不住，哪顾得上一件棉衣好不好看。”说完，他转到另一个话题，“袖子破就剪掉补新的，能穿就行。”穆俊杰这才明白，眼前的补丁里面，缝着的是冰天雪地里锻出的铁一般的节俭。
程家花园的客厅里有一套显眼的沙发——一大两小外带茶几。原本是孔祥熙二小姐卧室里的旧物。1952年宋时轮来南京任职，组织把沙发划拨给他。此后四十年，破了补，补了再破，只要能坐，就留在屋里。一位来访干部摸了摸椅背，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首长，您坐这椅子，弹簧都塌了吧？”宋时轮摆摆手：“腰板挺直点就塌不了。”一句话，客厅里再没人提换沙发。
不仅如此，他对家人也一视同仁。1990年盛夏停电，女儿宋百一点蜡烛学习，睡着后烧裂了桌上玻璃板，还把桌面烤焦。次日一早，宋时轮将营房处副处长祝玉广请到家，“请买块同样厚度的玻璃，钱从我工资里扣。”穆俊杰试探：“这笔可以走院里的办公费。”宋时轮语气骤冷：“毛主席说过，损坏东西要赔偿。这张桌子不是我的公家是吧？照章赔。”几句话，屋里立刻安静下来。
再把时间拨回更远。1923年底，宋时轮、左权、蔡升熙准备考陆军讲武堂。路上战事频发，交通中断，盘缠很快花掉大半。几个人凑最后一点钱，宋时轮建议：“钱留下，左权继续往南，我回湖南筹。”岳麓山雪夜，他沿着山路一家家借，到广州时，左权已毕业。多年后宋时轮回忆那段日子，用“钱要花在刀刃上”形容。也正是那次经历，他常挂在嘴边的“非厚费者不多营”有了现实注脚——口袋里钱不多，队伍才能走远。
进入八十年代末，国内物价上涨，炊事员买菜也得精打细算。陪餐的几名工作人员多次提出交伙食费。开始宋时轮坚决不收，后来怕大家难做，象征性收十块。别看数目小，却是反复“讨价还价”的结果。有意思的是，这十块钱他并不留家里，每月交到楼下厨师手里当加菜费。工作人员把账本拿给他过目，他只是草草看一眼，抬头笑着说：“够吃就行。”
同年六月，一桩与台湾有关的会面引起不小关注。宋时轮的同乡老朋友蔡升熙之弟蔡升杰经台北转香港回大陆，想看看这位当年的同学。按照相关部门惯例，应该设宴接待。但宋时轮摆手：“就在我家，家常饭，好聊话。”那天饭桌上炊事员只多做了两道湘菜，外加一瓶绍兴黄酒。蔡升杰端起杯子，半开玩笑：“宋老，这顿私款公请啊。”宋时轮哈哈一笑：“谁让你赶在我吃饭时间，到点就开饭。”一桌朴素，却完成了一桩统战任务。
回到十块钱话题，穆俊杰曾再次尝试劝说：“首长，您让他们白吃白住，以后别人说您徇私怎么办？”宋时轮慢慢放下筷子，道：“他们跟在我身边，不拿公家一分加班费。我挣钱多，他们挣得少，理应由我来贴补。再说，长辈请晚辈吃顿饭，天经地义吧？”短短几句话，道理通透。穆俊杰无言以对，却在心里把那声音记得清清楚楚。
1991年9月17日，84岁的宋时轮在北京逝世。治丧期间，工作人员在整理遗物时，发现那本伙食账本最后一页，仍按月记着“十元”。封底夹着一张折痕深刻的旧信笺，上面写着八个字——“不厚费者，不多营”。没有落款，笔迹遒劲。老宅中那张玻璃早已换好，补丁棉衣、小茶几、塌了簧的沙发，都静静留在原位，和账本一起，见证着一个老兵的原则与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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