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的那个冬夜，风刮得像缺了口的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往破土墙的缝隙里乱扎。我裹着硬邦邦的破棉袄，整个人蜷缩在灶台边，灶膛里还留着一把暗红的草木灰。就在这万籁俱寂、连狗都冻得不愿意叫唤的半夜，我家那两扇勉强糊着报纸的破木门，突然被人从外面“咚、咚、咚”地敲响了。
敲门声不大，却像是一把重锤直接砸在我的心坎上。我惊得猛然打了个哆嗦，后背瞬间浸出一层冷汗。要知道，就在几个小时前，生产队刚分了过年的猪肉。而我们一向铁面无私的生产队长赵铁锤，在轮到我分肉的时候，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秤杆上做了手脚，整整多给了我三斤上好的五花肉。
在那个买一盒火柴都要算计半天、一年到头见不到几回荤腥的年代，三斤肉意味着什么？那不仅是过年待客的体面，更是能救命的油水！我把肉藏在米缸最底下，连生病的奶奶都没敢告诉，生怕惹来什么祸端。此刻半夜敲门，难道是队里的会计查出了账目不对，带着人连来抄我的家底了？
我战战兢兢地摸起门后的顶门棍，手抖得快要拿不住。隔着门缝，我颤着嗓音问了一句：“谁……谁啊？”
“林子，快开门，是婶子。”门外传来的，竟是队长赵铁锤的老婆，桂花婶的声音。
我的脑子“嗡”地一声炸开了。桂花婶半夜上门，难道是队长后悔了，派他老婆来把那三斤肉要回去？我咬了咬牙，心里一阵发酸，但还是放下了棍子，拉开了门栓。肉本来就是多拿的，人家要回去也是天经地义。
桂花婶像个雪人一样闪了进来，回手死死关上了门。她没带手电筒，借着雪夜的微光，我看到她怀里紧紧鼓着一块什么东西。我刚要开口认错，她却一把捂住了我的嘴，把我拉到屋里最暗的角落。
要说清楚这半夜敲门的缘由，还得从白天生产队那场分肉的大会说起。
一九七七年，我刚满十九岁。那一年，对于全国许多年轻人来说，是恢复高考、命运转折的春天。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却只觉得那是一个熬不过去的严冬。我爹早年为了抢修大队的公用水库，被突然坍塌的泥石流永远埋在了底下。我娘受不了穷，在我十岁那年改嫁到了外乡，再也没有音讯。我和常年卧病在床的奶奶相依为命，住在大队最破的茅草房里。
那年冬天，奶奶的哮喘病犯得厉害，整天整夜地咳嗽，咳得连黄疸水都要吐出来了。赤脚医生来看过，摇摇头说，老人这是早年亏了身子，加上肚子里没油水，身体都熬干了，怕是难挺过这个年关。我听了，一个人躲在屋后的大槐树下哭得撕心裂肺。
我知道，奶奶需要补身子，哪怕是一碗浓浓的肉汤，或许也能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可是，我一个半大小伙子，每天拼了命地挣工分，到了年底结算，扣除口粮，连一分钱都分不到，拿什么去给奶奶买肉？
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生产队终于迎来了杀猪分肉的大日子。大队的打谷场上，早早地架起了几口大铁锅，水烧得滚沸，白气直冲云霄。全村男女老少拿着脸盆、提着竹篮，眼巴巴地围在案板前。那是两头养了整整一年的大肥猪，刮干净了毛，白花花的，泛着诱人的光泽。
按规矩，分肉是根据各家的人口和全年的工分来定的。负责分肉的正是队长赵铁锤。赵队长是个远近闻名的硬汉，早年当过兵，脸上一道疤，不苟言笑。队里谁要是敢偷懒耍滑，他能指着鼻子骂得你抬不起头。分肉更是出了名的公平，那杆大秤在他手里，就像是包青天的惊堂木，连一两的偏差都不可能有。
轮到我时，天已经擦黑了。我攥着破竹篮的提手，低着头走到案板前，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赵队长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极其复杂，有严厉，似乎也藏着一抹不易察觉的怜悯。
“林子，你家一斤半。”会计在旁边翻着账本，大声报了数。
赵队长没说话，提起那把剔骨尖刀，在一扇肥瘦相间的后座肉上比划了一下。一刀下去，那块肉看着分量绝对不小。他把肉往秤盘上一扔，秤砣往前一推，高高地翘了起来。
“刚好，拿走吧。”赵队长面无表情地说道，顺手把肉拨进了我的竹篮里。
旁边的会计愣了一下，探头想去看那秤星：“队长，这看着不像一斤半啊……”
“我说刚好就刚好！你看秤还是我看秤？”赵队长突然拔高了嗓门，眼睛一瞪，把会计吓得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周围的社员们都冷得直跺脚，急着等下一家，也没人真去计较。
我拎着竹篮，只觉得手里沉甸甸的。那重量，少说也有四斤多！我不敢抬头，哆嗦着说了句“谢谢队长”，拔腿就往家跑。一路上，北风呼啸，我的心却砰砰直跳。我知道，队长这是明目张胆地偏袒了我，多给了我整整三斤肉啊！
回到家，我把肉赶紧藏进了米缸，自己却兴奋和忐忑得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半夜，那阵要命的敲门声响起。
这便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桂花婶把我拉到黑暗里，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婶子，我错了……肉我还没动，我这就去拿给您，您别让队长背处分……”我带着哭腔，压低声音说道，转身就要去扒米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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