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冬，延安宝塔山麓的窑洞里灯火未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资治通鉴》，抬头对身旁的陈伯达说：“书要多读，脚底也得沾泥土。”陈伯达笑着应了一声，这一句顺口提醒后来被他反复提起，只是当时谁也想不到，几十年后在北京东郊一栋六层小楼的顶层，他会为了几斤水果再次想起这句话。
陈伯达1904年生于福建惠安，家境清寒却满屋书卷。大学时代接触马克思主义，他认定这是“穷孩子翻身”的钥匙。1927年“四·一二”失败后，各地风声鹤唳，他却递交了入党申请，自言“此后生死与党囑”。他最初在上海地下党机关写材料，文章尖锐泼辣，同行暗中给他取了个绰号——“闽南快笔”。
1937年奔赴延安，他在讨论孙中山思想的座谈会上提出“双重属性论”，既肯定反帝反封建的一面，也批判其阶级局限。毛泽东注意到这位矮瘦的福建人，散会后将他留下彻夜长谈。会后不久，陈伯达被调入书记处，专事理论研究，名义是“秘书”，实质是“笔杆”。从抗战到解放，他撰写的《论帝国主义的门户政策》《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文在根据地广为传阅。斯大林1949年在莫斯科与毛泽东谈话时提到《人民公敌蒋介石》，让陈伯达当场飘飘然，他举杯与斯大林对酌的场景，被随行人员复述时多少带着惊诧。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进入政治局，理论威望与日俱增。可“离书记最近”的位置，同样最接近权力旋涡。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已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句顶一万句”的评价令许多人侧目。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抛出“天才”说，陈伯达随即推波助澜，高声断言“唯有天才方可领导”。毛泽东很快挥笔写下“我戴不起这顶帽子”，此举既是自谦，更是警示。会后中央成立专案组，陈伯达被隔离审查，昔日的座上宾骤然成了囚徒。
被羁押十年，他先后待过多个看守所，最终被送进秦城监狱。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陈伯达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判刑十八年，羁押期折抵后仍需服刑八年。他在法庭上承认罪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两年后病情恶化，陈伯达提出保外就医。1981年春，组织批准，将他安置在北京东郊一处新建小区。干部局本想把他安排在一楼，他却偏要住六层：“安静，没人打扰。”没有电梯，他每日拄杖慢慢挪上挪下。中央每月给他两百余元补贴，还定期送米面油。儿子陈晓农被从石家庄调回北京，照料父亲，全家挤在七十多平方米的小屋。
外界正经历拨乱反正的热潮，陈伯达却像自设牢笼，足不出户。早晨读报，中午写作，夜里伏案批改旧稿。手头的补贴大半用来买书报，衣食起居靠儿子的工资凑合。1983年6月，干部局两位年轻同志例行家访，客气一问“还有什么困难”，他顿了顿，低声说：“能打报告给我点钱买水果吗？”请求不大，却让来人心酸。调查后才知，他想把省下的津贴买参考书，留点钱给孙子添零嘴，手里竟剩不下几块钱。
不久，上级指示可让陈伯达承担若干理论课题，支付稿酬，同时准许他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于是《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等论文陆续完成，笔力虽大不如前，却仍见锋芒。有人问他写作缘由，他摆手道：“人不能光顾着回头看，还得想怎么走下去。”
1988年春，刑期届满。公安部特派副部长赴医院为其办理释放手续。那天他拄着拐杖，捧着写有“刑满释放”四字的文件，反复端详，泪珠滚落手背，久久未语。
出院后，他回到东郊小楼，身体每况愈下，仍让儿子定期代他去新华书店取书。1989年9月20日清晨，他在书桌前合上最后一本《庄子今读》，对家人说：“够了。”当晚溘然长逝，终年八十五岁。
遗嘱里只有寥寥数句：“我自负误国，悔亦何及。愿因我之覆辙，警余人之狂妄。”语气平实，却映出昔日锋芒。几十年秘书生涯、一时权势滔天、晚景清贫索果，这样的轨迹在许多老同志眼中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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