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国两会报道组 李莎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乡村振兴工作时明确，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我国粮食生产已实现“二十二连丰”，人均粮食占有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应如何看待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尤其是饲料粮安全形势？当前保障饲料粮安全还面临哪些卡点堵点？发展饲草产业对保障我国饲料粮安全的意义如何？我国饲草产业发展还存在哪些突出短板，对此应如何突破？

带着这些问题，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种康进行了专访。

种康表示，我国已实现口粮绝对安全，但以保障肉蛋奶为目标的饲料粮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大豆、玉米进口规模仍然较大，必须综合施策，保障我国饲料粮安全。在大食物观下，饲草是保障饲料粮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居民蛋白类食物消费持续增长，饲草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亟需加快补齐饲草发展短板。

种康建议，发展饲草产业，首先要解决“在哪里种”的问题，建议在以盐碱地为重点的边际土地推行“以种适地”模式，在草原和农牧交错带推行“以小保大”模式，在南方草山草坡发展“垂直草带”。此外，还要布局“十五五”高蛋白高能量饲草“大豆替代”设计育种，设立饲草科技专项，破解饲草育种的关键难题。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当前我国已实现口粮绝对自给，请问我国的饲料粮安全形势如何？保障饲料粮安全还面临哪些卡点堵点？

种康：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台阶，实现口粮的绝对安全和谷物的基本自给。但我们强调的是大食物观下的粮食安全，不仅包括口粮，肉蛋奶等蛋白类食物同样重要。近30年来，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中蛋白类食物增长约5倍，已成为刚性需求，未来蛋白摄入比重还将持续提升。

当前我国口粮供应稳定无虞，但以保障肉蛋奶为目标的饲料粮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饲料粮消费占我国粮食总消费量的40%以上，大豆、玉米进口规模依然较大。以大豆为例，2025年我国大豆产量2091万吨，进口量1.1183亿吨，创历史新高，仍是对外依存度最高的主要粮食品类。若完全依靠国内生产实现大豆自给，需要六七亿亩耕地，在现有耕地资源约束下难以实现，因此必须综合施策，化解饲料粮安全隐患。

从营养构成看，动物饲料需求主要包括蛋白与能量（碳水化合物）两类，其中寻求蛋白替代是破解饲料粮压力的重要突破口。一亩高蛋白饲草的蛋白产量，可相当于数亩大豆，因此提升饲草蛋白含量，是替代部分大豆需求、缓解饲料粮缺口的重要路径。

《21世纪》：发展饲草产业对保障饲料粮安全意义如何？我国饲草产业在全球处于什么水平？国际经验能否为我国饲草产业发展带来参考？

种康：在大食物观下，饲草是保障饲料粮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草食畜牧业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当前我国饲草产需缺口较大，优质饲草供给不足，未来随着居民蛋白类食物消费持续增长，饲草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亟需加快补齐饲草供给短板。

从全球格局来看，我国饲草产业整体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核心原因在于，我国将饲草作为独立产业进行系统性培育和推动的起步时间较晚，过去受需求规模影响，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如今饲草已上升为事关国家大粮食安全的刚性需求，产业发展的滞后性亟待通过高质量发展来扭转。

需要强调的是，各国自然禀赋差异大，我国绝不能盲目照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畜牧业发达国家的模式。美国拥有大量优质土地资源，即便采用传统育种与种植模式，也能构建起成熟的饲草产业体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依托广阔的天然草场即可满足畜牧需求。这些条件与我国国情存在本质差异，复制其发展路径并不现实。

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思路，依托国家对育种基础研究的政策支持与前沿技术赋能，通过集约化种养模式实现“换道超车”。我国具备独特的体制优势，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到应用推广的全链条贯通，集中力量破解产业发展核心难题，推动我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饲草产业发展新路，逐步降低饲料粮进口依赖度。

《21世纪》：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饲草产业发展？

种康：从育种环节看，传统育种培育一个饲草品种通常需要十几年乃至二十年，而运用分子设计理念和前沿技术，可将育种周期大幅缩短至几年。

从制草环节看，传统自然晾晒制草模式易造成营养成分流失、饲草发霉变质等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品类饲草，配套采用对应的微生物制剂，既能抑制杂菌生长、保留饲草原有营养，又能降解饲草中动物难以消化的成分，同时将部分成分转化为动物可直接吸收的营养物质，显著提升制草质量与资源利用率。

从养畜环节来看，新质生产力可助力畜牧新品种培育。例如，我们在东营通过分子设计理念，成功培育出雪花羊肉品种，搭配与之适配的科学养殖模式，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

《21世纪》：未来前沿科技将如何重塑饲草产业格局？对此你有什么期待？

种康：前沿科学理论和前沿技术，将对饲草产业与草食畜牧业发展形成显著推动。当前我国植物科学研究已在国际上占据重要地位，获得国际同行广泛认可，整体具备引领优势，其中水稻生物学等领域更是处于全球绝对领先水平。

依托我国植物科学的前沿理论优势，加之广大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学家积极投身饲草研究领域，进一步整合人工智能、基因组学、进化与驯化生物学等领域的优势力量，我相信未来几年我国草牧业将迎来发展新面貌，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保障国家饲料粮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21世纪》：当前我国饲草产业面临的突出短板是什么？对此应如何解决？

种康：发展饲草产业，首先要解决“在哪里种”的问题。我国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保障口粮安全，优质耕地难以用于饲草种植。中国科学院草牧业先导专项历时5年，组织300多位核心科学家进行系统研究，最终明确了三大空间路径。

一是以盐碱地为重点的边际土地。我们在东营等地推行“以种适地”模式，选育适配我国东西部不同类型盐碱地的优质饲草品种，在边际土地上拓展饲草产能。

二是草原和农牧交错带，推行“以小保大”模式，用约10%的土地面积建设高标准多年生人工草地，把90%的草原用于生态保护，实现生产、生态与牧民生活协调发展。我还建议，在粮食安全考核中，将饲草折算为粮食纳入评价，更好调动地方种草积极性。

三是南方草山草坡，我们以云南昭通为试点，根据不同海拔布局适配的饲草品种，构建“垂直草带”模式，充分挖掘南方饲草生产潜力。

此外，植物工厂将成为破解饲草种植土地约束的重要补充。其优势在于占地面积相对小且可实现一年多茬种植，能显著提升供给效率。当前制约其发展的能源成本偏高问题，可通过与新能源消纳相结合等方式解决。例如利用低价绿电运行植物工厂，可在冬季稳定供应新鲜饲草，破解牛羊生长过程中饲草季节性短缺难题。由此可见，未来设施农业将为草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1世纪》：我国饲草产业发展除了可用于种植饲草的土地不足外，还面临哪些问题？

种康：优质适宜的种质资源短缺，是制约我国饲草产业发展的另一关键瓶颈。一方面，截至2024年，我国国审饲草品种仅730个，且部分品种难以规模化推广，无法满足生产需求。同时，适配盐碱地等边际土地的耐逆优质饲草品种仍然缺乏，饲草基础研究还有待加强，育种技术整体仍处于杂交育种阶段，落后于主粮作物，育种周期偏长。此外，我国饲草制种水平较低、成本偏高，商品草种大量依赖进口，“饲草之王”苜蓿的草种对外依存度约80%。

在育种之外，饲草储备与流通体系同样存在短板。2023年我国优质饲草缺口达4511万吨，区域与季节供给失衡问题突出，牧区枯草期饲草短缺，易造成牲畜营养不良甚至死亡。当前我国饲草储备设施不完善、储存技术有待提升，战略储备体系也有待健全。进口方面，我国苜蓿产品在进口饲草总量中的占比为93.4%，其中80%以上来自美国，受中美关系及关税政策调整影响，苜蓿进口成本波动加剧，影响畜牧产业稳定发展。

《21世纪》：中国科学院草牧业先导专项致力于推动饲草产业发展，请问这项工作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在推广过程中积累了哪些经验？

种康：在盐碱地饲草生产领域，我们积极推进“以种适地”东营模式实践，筛选出耐中重度盐碱的饲草种质150份，示范种植2.5万亩，相较传统种植模式，亩均净收益增加50%，增收5000万元。

在草原和农牧交错带，我们推行“以小保大”模式，选育耐寒耐旱的饲草新种质10个，示范种植人工草地30万亩，在138万亩草地示范退化草地恢复技术，使草地生产力平均提高2.1倍，优质牧草比例显著提升，综合效益提升超15%。

在南方草山草坡，我们以云南昭通为试点，根据山地海拔落差水热异质分布，选育适配饲草种质，示范种植“垂直草带”约一万亩，助力当地增收5000万元。

这些实践证明，我国全域国土空间发展饲草产业的潜力巨大。未来我们希望在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下，能够在政策层面上加大推广力度，将“以种适地”东营模式推广到新疆等西部地区的广大盐碱地区域，选育适配的饲草品种，并整合种草、制草和养畜三个环节，系统化设计草牧业生态产业链。

目前我们正在酝酿高蛋白饲草培育项目，计划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开展设计育种，协调高产、高蛋白、耐盐碱耐瘠薄等复杂性状至最佳状态，缩短育种周期，助力保障我国饲料粮安全。

《21世纪》：对于发展中国特色饲草产业你还有什么建议？

种康：我建议布局“十五五”高蛋白高能量饲草“大豆替代”设计育种，以及相关基础应用的科技创新。建议设立饲草科技专项，破解饲草杂合基因组解析难、优异性状难稳定遗传、育种技术落后等关键难题。

此外，还要建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草产品金融交易平台。建议国家拿出专项资金，在“以种适地”典型饲草产业区开展试点，建立权属清晰、全程可溯、风险可控的草产品数字资产体系，为构建我国草产品储备工程与“产-加-储-贸”网络提供经验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