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一五年仲秋，京城里忽传旨意：原本已敲定出任云南巡抚的施世纶，被康熙改派漕运总督。消息一落地，各衙门齐刷刷议论——有人觉得可惜，毕竟巡抚是封疆大吏；也有人心里明白，漕运正是施世纶的强项，这位老江南官员或许能把运河再理顺一回。
漕运要紧，对康熙更要紧。那一年，皇帝六十一岁，国库虽充盈，可南粮北运的链条一旦出问题，北京城就得饿肚子。康熙对诸臣说过一句玩笑话：“让‘施不全’去，他宁可自己不全，也不让国计缺一斗米。”朝堂轻笑，却没有人反驳，理由很简单——他确实能干。
这位被嘲“兽面人心”的总督，二十多年前还是泰州知州。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授职时，他刚满三十，鼻梁横突，双目下陷，进府衙报到时连书吏都暗暗捂嘴。“公以貌丑耶？”施世纶正声质问，“若面可使人畏惧，心又何惜端正？”对话声不大，却够锋利，从此无人敢当面取笑。
外形不讨喜，家世倒算体面。施琅在一六八三年平定台湾，以“靖海侯”封爵，八个儿子全靠父荫。偏偏施琅对次子最“苛刻”，收复台湾凯旋时，康熙问他想给几个儿子谋差事，他列了七人，就是不提施世纶。理由只一句：“此子自可搏取。”那年施世纶二十一岁，随军办粮草已积小功，父亲看得透，也押得准。
仕途第一站在泰州。泰州紧挨大运河，旱涝一交替，河槽就塞。施世纶上任后三个月跑遍二百里河道，画出水文简图，调民夫疏浚，漕船不用排队。地方志后来写道：“泰漕自康熙乙丑，六日千里。”可见效率之高。
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他升江宁知府。江宁府地面大、势头杂，说难听点，“一府银两，一半在吏禄，一半在衙内空转”。施世纶到任后不留情，查库、清吏、封账，三个月追回亏空四万两。他父亲病逝需要丁忧，江宁百姓自发在府前捐“一文亭”。一文能买啥？买不来酒肉，却能表达民心，这事被京城官员写进奏折，康熙批了一个字：“善”。
守孝三年归朝，吏部给他排了湖南按察使，主管刑名。康熙却摇头：此人性子倔，断案容易得罪士绅，还是去管钱粮稳当。于是职位直接加码到布政使，正三品，权责更大。湖南岁入本就不厚，遇到一七〇四年的大旱，内河干涸，税收锐减。施世纶下乡丈量田亩，减赋、赈济、修堤，硬是没有拖欠朝廷一两银子。
有意思的是，他判案时依旧“偏百姓、拧士绅”。士绅拿来厚礼，他照退；农户状告地主，他大多倾向采信农户。有人说他走极端，他反问一句：“朝廷设衙，是护国之民，还是护民之国？”话糙，却让不少同僚闭了嘴。
随后几年，他在安徽、江苏两省转任布政使。江南地面富庶，绅商盘根错节，可他手下账目清爽。安徽旱灾的赈银能按时到村口，苏州织造的摊派不许多征一尺绸。巡抚暗里感叹：“此公不怒自威，难得的是还周旋得开。”这句评价点到要害——清官若只会硬碰硬，不到三年就得卷铺盖，而施世纶能在风浪中兜转三十载。
然而，仕途仍差临门一脚。康熙五十四年任命云南巡抚，祖籍福建的他正想大展拳脚，却被御笔改派漕运总督。有人窃笑说他命薄，他却劝幕僚：“运河之事，陛下所忧，我若能减忧一分，功便抵十州。”颇有一点老黄牛味道。
漕运总督任上，他干了两件拿得出手的大事：一是重修河南境内决口段，提高堤坝至八尺，运船不用再倒骡拉纤；二是引江水入淮，折腾十万夫役，蓝图实测不走空。康熙末年运粮速度提高三成，耗银却省约二十万两。这一账目旨呈御前，皇帝只是点头，接着把折子递给太子胤礽：“可学。”
一七二二年，距离康熙驾崩仅剩一年。那年正月，施世纶在扬州总督署病倒，四月底病逝，年五十九。按照例制，他非进士，又未坐过总督巡抚宝座，照理不得谥号。康熙却破格赐祭，亲笔写下“江南第一清官”六字，钤玺送至灵前。
扬州城送殡那天，下着小雨。运河两岸站满挑箩筐的纤夫、撑船的艄公，人人袖口掸泥，不肯撑伞。棺椁过处，没有锣鼓，只有匆匆低语：“这位施大人啊，真没叫人白喊他一声‘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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