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朱辉照已离休，中央考虑到他的付出：授予中将和3枚一级勋章|一级勋章|中将|军衔

1955年9月27日清晨，北平的天空仍带着微凉，怀仁堂里却热闹得很。授衔典礼尚未开始，人群中有人低声议论：“听说朱辉照同志也要来，可他不是已经离休了吗？”一句轻声询问，道出了许多干部心里的惊讶。毕竟，在那场规模空前的大授衔中，离职干部获授高衔的情况并不常见。

朱辉照坐在靠后的位置，军帽压得很低，脸色仍显苍白。四个月前，他因脑溢血倒在办公室，医生反复叮嘱“必须休养”，组织也批准了他的离休申请。没想到，南昌的病房还未完全褪去消毒水味，京城的电报就催他动身。医务人员劝阻无效，他坚持“走得动，就得赴约”。一句话，平静到近乎倔强。

典礼结束后，授衔名单在会场外迅速传开：朱辉照，中将；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各一枚。“中央没有忘记老同志。”有人感慨，更多人则把目光投向那位政工出身却格外低调的中年将领。比起同期授衔的梁兴初、吴瑞林，他的名字确实不怎么耀眼，但党龄、资历与功绩摆在那里，军衔与奖章并非“高抬”。

把时间拨回1930年春，赣西南山谷里枪声不断。20岁的朱辉照刚刚穿上红军灰布军装，入党不到半年，却被选进政治训练队。彼时“左”倾错误正盛，连队党支部被撤销，许多战士噤若寒蝉。朱辉照没有高位，却挑起担子，先在十二团恢复党小组，再办夜校补课，“团政委没了，先把组织找回来”，他说得干脆。一个月后，十二团党组织重建完毕，军团部顺势任命他为政委。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红军爬雪山时，正是这位政委扛着机枪冲在前列，两脚中弹不下火线，部队士气才得以稳定。

抗战爆发，朱辉照调至八路军一二○师七一五团任政委。北方士兵和南方士兵饮食差异大，摩擦不断。有人吵累了，干脆跑去别的部队“借住”。朱辉照既不训斥，也不关门，先让老班底敞开伙房，再组织拉歌比赛，三天后气氛缓和下来，“分家”的念头没了，团结问题迎刃而解。作战之余，他编印《前线快报》，把晋西北百姓的支援事迹写进小册子，战士们抢着看。“政委说话不多，却能把心捏在一起。”这是715团老兵的原话。

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西北野战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政委，跟随彭德怀转战陕甘宁。在沙家店、青化砭等战斗里，朱辉照负责思想动员，也兼顾俘虏改编。俘虏多是西北地方兵，语言生疏，他索性学方言，夜里坐在火塘边与新兵聊家常，“别怕挨骂，这仗是咱们一起打。”短短三十天，改编营连纪律井然，被彭德怀点名表扬。

1950年，民航局刚刚组建，缺制度也缺人才，中央决定让朱辉照兼任党组书记。他拉来在部队练出的“详表格”“战时简报”那一套，改成飞行日志、机务记录。不得不说，那些被后人称为民航早期范本的规章，确实出自他的手。三年下来，民航局被总参评为“先进机关”，朱辉照却在批件上只签两字：“应得”。

1951年盛夏，他回江西莲花探望老母。县里知道后派车迎接，却被他婉拒；街坊见面，硬要请这位“大官”帮亲戚安排工作，也被拒绝。“我没权力搞特殊。”话语轻，却透着倔强。警卫员回忆，那趟回乡，首长只在小面馆要了一碗粉，没惊动任何公函。

转眼到1954年，过度劳累埋下的隐患爆发，脑溢血让他倒在走廊。医生断言“不能再操劳”。组织考虑他的身体，批准离休。第二年授衔文件下发，有人建议“等授衔后再休”，他摇头：“能活到今天就赚了，军衔没那么重要。”然而，中央终究不忘老功臣，电报一句“务必到京”，把他重新拉回人民大会堂。授衔礼成，他轻声对妻子说：“军衔高了。”仅此一句，再无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