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天，乌鲁木齐火车站的月台上飘着细碎的柳絮。爹最后一次检查我的行李捆扎是否结实，军绿色的衬衫后背已经洇出一片汗湿的痕迹。
“到了西安记得找援朝，”爹把站台票塞进裤兜，手掌在我肩上按了按，“他请好假了，说带你们去吃泡馍。”远处传来汽笛声，爹突然转身对娘说：“要不是团里抢修灌溉渠……”
娘利落地打断他：“知道，走你的。”
卫红姐正往娘手里塞一网兜烤包子：“路上别让正兴乱买站台上的饮料，不干净。”卫红姐今天特意请了半天假，白大褂都没来得及换，胸前的“兵团医院”红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娘点头应下，卫红姐又转头交代我：“大哥在西安站等你们，车票都买好了。”她帮娘整理蓝头巾的动作，和娘给她扎小辫时一模一样，“妈，真不用我陪着去？”
“你刚评上主治医师，请假像什么话。”娘拍掉旅行包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我知道她其实在紧张——自从1972年跟着爹来新疆戍边，这是第一次回陕南老家。背包侧袋露出半截毛线，那是她熬夜给姥爷织的羊毛护膝。
爹突然从挎包里掏出个铁皮盒子：“带上这个。”盒子里整齐码着葡萄干和巴旦木，“给大山尝尝新疆特产。”他说“大山”时格外用力，像是要把二十六年前那桩事的愧疚都补上。
汽笛再次响起时，娘突然抓住爹的手：“建国，你看……”她指着站台柱子上的里程表，“乌鲁木齐到西安，西安再到汉中……”手指微微发抖，仿佛在丈量这二十六年的距离。
爹用拇指抹掉娘眼角的水光：“当年援朝去西安工作，你不也说就当多个家？”1992年送大哥走时，娘也是站在这个位置哭湿了手帕。如今大哥已在西安成家，这次特意请了假要接我们去陕南。
卫红姐把行李搬上车厢，转身时白大褂被风吹得鼓起：“妈，小舅要是问起我……”她顿了顿，“就说我对象是外科的，不是介绍的那个粮站主任。”娘瞪她一眼，嘴角却翘起来——这个当年往娘鞋里塞死蝎子的姑娘，如今也到了被催婚的年纪。
火车开动时，爹跟着跑了几步，军裤裤线依旧笔直。娘从车窗探出身子喊：“屋后的菜畦记得浇水！”直到他们的身影变成小黑点，娘才坐回座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腕上的桃木镯子——那是我出生那年，爹亲手做的。
“正兴，”娘突然问我，“你说你小舅还认得我不？”窗外戈壁滩的风卷着沙粒打在玻璃上，像无数细小的敲门声。
火车摇晃了两天两夜，终于驶入西安站。娘一路上都没怎么睡踏实，总是半夜醒来，扒着车窗往外看，仿佛能透过漆黑的夜色望见陕南的影子。
“到了！”我拎着行李，扶着娘下车。站台上人潮涌动，远远地，我看见一个穿蓝衬衫的高个男人朝我们挥手——是大哥援朝！六年没见，他比在新疆时更壮实了，下巴上蓄了点胡茬，像个稳重的关中汉子。
“妈！正兴！”他大步走过来，一把接过娘的行李，另一只手揽住我的肩膀，“路上累不累？”
娘盯着他的脸看了好几秒，突然伸手摸了摸他的胡茬：“咋留胡子了？你媳妇不嫌扎得慌？”
援朝哈哈大笑：“她嫌，可我说这是西北男人的标配！”他接过娘手里的布包，“走，先带你们去吃泡馍，然后赶下午的班车去汉中。”
西安的春天比新疆湿热，娘额头上沁出细汗，大哥递来一瓶冰镇汽水：“妈，你喝。”
娘接过汽水，却没急着喝，而是盯着大哥的手腕看——那里戴着一块旧手表，是爹当年送他的入伍礼物。
“你爹的表还走得好好的？”
“走得准着呢！”援朝拍拍表盘，“跟咱爹一样，经得起摔打。”
我们在泡馍店坐下，大哥熟练地掰着馍，娘却有点心不在焉，眼睛一直往南边瞟。
“妈，别急，”大哥把掰好的馍推给她，“下午的车，天黑前准到。”
娘点点头。
抵达陕南小站时，天已经擦黑。站台上，一个男人正踮脚张望，身后跟着几个半大孩子。
“姐！”他大喊一声，冲过来一把抱住娘，嗓门大得整个站台都回头，“你可算回来了！”
娘的脸埋在小舅肩头，我听见她抽泣的声音像受伤的小兽。小舅背后，白发苍苍的姥爷撑着拐杖，姥姥不停的擦着眼泪。更远处，三个衣着朴素的妇女领着孩子拼命挥手——是娘的妹妹们。
“这是正兴吧？”小舅使劲拍我肩膀，“跟你爹一个模子刻的！”他手上厚茧硌得我生疼，可笑容亮得像是要把二十六年的阳光一次性补给我们。
回村的路上，小舅抢着扛我们最大的行李包。他走在田埂上，汗水把蓝布衫浸出深色地图。经过一片玉米地时，他突然弯腰拔起几棵杂草：“姐，记不记得你走那年，这块地遭了蝗灾？现在咱家包了十亩水田，爹再不用愁吃喝了。”
娘没答话，只是盯着小舅卷起的裤腿——那里有道蜈蚣似的疤蜿蜒到脚踝。我注意到娘把指甲掐进了掌心。
小舅家的砖房比我想的敞亮，可堂屋墙上挂着的旧镜框还是让我鼻头一酸。褪色的照片里，扎麻花辫的少女站在柿子树下——那是二十岁的娘。
晚饭时，两个姨帮着舅妈端菜，菜摆满了八仙桌：辣子鸡、红烧鱼、腊肉炒蒜薹……小舅变戏法似的从里屋提出两瓶酒：“姐，这是你出嫁那年爹埋的，说等你回来喝。”
娘突然站起来往厨房走：“杀这么多鸡干啥？留着下蛋多好……”她掀开锅盖时愣住了——灶台上还炖着半锅鸡汤。小舅嘿嘿笑：“明天炖鸭子，都准备好了。”
那晚娘翻来覆去睡不着。后半夜我起夜，看见她蹲在院里的柿子树下，拿着手电筒照树根处刻的字——“香云栽，1968年”。
我们在老家住了十天，娘每天都心疼小舅杀鸡宰鸭。临走前一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被院里的争执声惊醒。
“就杀这只羊！”小舅脸红脖子粗，“姐你二十六年才回来一趟！”
“秦大山你疯了？”娘声音带着哭腔，“这是家里唯一的奶羊，杀了娃们喝啥？”
我冲出去时，两人已经拉扯得满头草屑。小舅的解放鞋被扯掉了一只，娘的蓝头巾也歪到了肩膀上。那只倒霉的羊“咩咩”直叫，被扯得原地转圈。
“姐！”小舅突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那年要不是我淘气摔断腿……你也不用……不用……”
娘松开了羊脖子。她颤抖的手摸上小舅的鬓角，像在确认这不是当年那个缠着她要糖吃的孩子。羊趁机窜到院角，惊飞了一群鸡。
“傻大山，姐现在过得很幸福，孩子们孝顺，你姐夫也疼我。”当年小舅摔断了腿，姥爷为了五十块钱，把娘嫁给三十来岁的爹，娘成了大哥大姐的后娘。这些年，娘用善良温暖了大哥大姐，也收获了一家人的幸福。
最终那晚的送行宴上，还是出现了羊肉。原来小舅偷偷让表弟去邻村买了只羊羔。娘嚼着羊肉时眼泪直往碗里掉，小舅却笑呵呵地给她添汤：“姐，你尝尝，我的手艺还不错吧？”
回程火车开动时，娘突然发现行李里多了个铁盒。打开一看，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零钱，最上面压着张字条：“姐，给正兴娶媳妇用”。我认出是小舅歪歪扭扭的字迹。
娘把脸埋进臂弯里，肩膀一抽一抽的。窗外，陕南的青山绿水正被戈壁滩逐渐取代。我摸着她粗糙的手，突然明白为什么娘总说，亲情就像天山上的雪水，看着被沙土吞没了，其实在地下流得又深又远。
火车穿过秦岭隧道时，阳光忽明忽暗地照在娘的脸上。她忽然轻声说：“正兴，人这一辈子，最割不断的就是血脉。二十六年前我走的时候，你小舅才这么高——”她比划着桌沿，“现在他都有白头发了。可你看，他待我还跟小时候一样，恨不得把心都掏给我。”
我望着窗外飞驰的景色，想起小舅抱着羊不撒手的模样，想起姥爷看着娘的脸叫“香云”，想起大姨二姨偷偷往我们行李里塞的腌菜和鞋垫。二十六年的光阴，能让兵团人把戈壁变成绿洲，能让孩童长出白发，却磨不淡骨子里的亲情。它像陕南老屋后那棵柿子树，年年落叶，岁岁抽芽，根却越扎越深。
“正兴，”娘突然抬头，眼圈还红着，嘴角却带着笑，“等过年……咱们给你小舅寄点新疆的薄皮核桃吧？再捎上你爹晒的杏干。”
我点点头，看见她腕上的桃木镯子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那镯子是半块梳子改的，就像亲情，纵使岁月将它分割两地，纹路却始终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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